為何特朗普要刻意淡化“俄羅斯威脅”的全球性，將其定位為區域性挑戰？

從柏林到邁阿密，圍繞烏克蘭戰事的密集外交正在悄悄改寫戰后歐洲安全大局。表面上看，這是美俄歐烏四方輪番登場的談判與會晤，實質上，卻始終繞不過美俄關系這條主軸，包括戰爭如何收場、秩序如何重塑、成本如何分擔，最終都要在美俄之間先有一個大致框架，其余各方只能在縫隙中爭取空間。

從柏林到邁阿密

柏林會談的意義，首先體現在議題重心的微妙轉移。美國與歐洲不再把“立即接納烏克蘭加入北約”當作唯一出口，而是討論如何用長期軍援、安全承諾和駐訓安排，“功能性地”替代北約第五條的集體防御義務。這既是對戰場現實的被動回應，也是對國內民意與財政約束的主動權衡。當前俄軍在東線維持攻勢，烏軍在人力與防空資源上捉襟見肘，很難再支撐無限期的高強度消耗戰；也是對國內民意與財政約束的主動權衡，歐美也不可能無限追加“無上限援助”，只能通過制度設計讓支出更可控的向，以此給選民一個解釋。事實上，在柏林會談中，烏克蘭表面上繼續堅持“完整領土、不得妥協”的原則立場，澤連斯基也公開強調任何和平安排必須由烏方自己決定，但在具體安全機制和時間表上，基輔已開始展現出比戰事初期更大的彈性，這說明戰場壓力正在反向塑造烏方的談判底線。

如果說柏林會談仍然是“盟友內部”的預演，那么邁阿密會談則把大國之間的權力結構暴露得更加直接。邁阿密并非簡單的美俄烏“三邊會”，而是以美俄對話為軸心，烏克蘭更多被置于“被通報”和“被納入”的角色。華盛頓一度向基輔拋出在邁阿密嘗試三邊接觸的設想，引發烏方內部關于“會不會被人替自己做主”的敏感爭論。事實上，當戰爭拖入第四個年頭，美俄都在尋找可接受的“止損點”，而烏克蘭雖仍是犧牲最大的一方，卻越來越難在最終方案塑造上握有決定性的否決權。

最復雜的金融戰線

在這一背景下，歐洲圍繞凍結俄資產的博弈，實際上是“四角博弈”中最復雜的一條金融戰線。迄今為止，歐盟已在原則上同意，將凍結在其金融體系中的俄央行資產所產生的“超額收益”劃撥給烏克蘭，用于預算與軍備支出。但一旦從動用利息邁向動用本金，爭議便急劇放大：一是法律層面，歐盟內部擔心破壞主權資產豁免原則，為未來對第三國資產的“政治性沒收”開壞先例；二是金融層面，大量俄資產集中在歐清算體系，一旦被直接充公，可能沖擊歐元區及相關金融機構作為安全資產港灣的聲譽，誘發避險資金轉向；三是地緣政治層面，歐洲企業在俄投資仍有相當存量，莫斯科早已警告將對等沒收在俄西方資產，甚至通過貿易和能源渠道升級報復。在多重顧慮下，歐盟實際選擇的是一種“金融工程化的折中”，即用收益不用本金，用“以俄資產為背書發貸款”而不是“直接拿來花”，并盡量用多邊和法治話語包裝該設計安排。這一設計在短期內既能給烏克蘭提供部分輸血，又避免直接觸碰制度紅線，但從長遠看，也讓歐盟手中的籌碼打了折扣。對烏克蘭而言，“讓俄羅斯為戰爭埋單”的期待被迫降低，而對俄羅斯而言，看到歐盟在關鍵時刻仍被自身法律和金融穩定所掣肘，更堅定了其對“西方最終不敢破壞自身規則”的判斷。

與此幾乎同步，普京在年度大型連線和記者會上刻意營造出戰場主動、經濟穩健、談則不弱的姿態。他一方面高調宣示俄軍“掌握戰場節奏”，強調國內經濟和軍工生產經得起長期對抗，否認有“被拖垮”的跡象；另一方面又反復釋放“隨時準備以和平方式結束沖突”的話語，只是把前提牢牢鎖定在“承認新現實”，包括俄方宣稱吞并的烏東、南部地區地位，以及烏克蘭的“去軍事化”等既定條件上。而面對西方媒體的提問，他刻意把“球踢回去”，宣稱決定權在基輔和西方，暗示只要美歐愿意對烏施壓、接受俄方版本的“現實主義和平”，莫斯科就樂于在某種談判框架內結束戰事。可以窺見，俄方此時的態度在于一邊向國內傳遞“不退讓”的強硬，一邊向外界發出“愿談但不降價”的信號，為邁阿密等場合的美俄接觸預設起點，即俄方不給停火“買路錢”，而是把談判當作鞏固既有戰果、爭取制裁松動的工具。

四角博弈的底層程序

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報告，則從戰略高度勾勒出這場四角博弈的底層程序。最新的美國國家安全報告，被外界普遍視為一次“地緣經濟化、區域化”的戰略重排，尤其是在章節排序上，把西半球和印太置于歐洲之前，強調要用關稅、產業政策和金融工具來塑造國際秩序，而不再以傳統聯盟承諾為唯一支柱。在對歐部分，文件一方面重申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要性，要求歐洲在防務和烏克蘭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另一方面語氣上明顯帶有對歐洲“經濟衰落、文化軟弱”的批評色彩，引發多家歐洲智庫的強烈不安。更關鍵的是對俄態度的調整，強調新戰略一邊呼吁與俄羅斯“重建戰略穩定”，強調防止核風險和誤判，一邊又刻意淡化“俄羅斯威脅”的全球性，把其定位為區域性挑戰，暗示美方會在有限范圍內與俄做某種“管控式共存”。

美國的這種轉向，與柏林、邁阿密會談的現實邏輯高度一致，即華盛頓的優先級正在從通過擊敗俄羅斯來重塑秩序，轉向在保持對俄遏制的同時，為國內議程和對華競爭騰出更多資源。在這個框架下，美俄之間哪怕是有限的“戰術性緩和”，也是有價值的，只要能在核軍控、沖突外溢、能源與糧食安全這些關鍵領域穩住底線，美國就有空間壓縮對烏援助的政治成本，把更多賬單轉嫁給歐洲，同時保持對俄的制裁架構不崩盤。俄羅斯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通過戰場上的漸進式推進、能源和移民等議題的外溢壓力，讓歐洲比美國更迫切地希望“戰爭降檔”，從而在美俄之間制造需求差異，為談判中“以歐為杠桿”創造條件。

在這個意義上，美俄關系依然是“四角博弈”的主軸，但其表現形式已不同于冷戰時代的“全面對抗”，而更接近有限對抗與局部協調的動態游戲。只要俄軍在前線保持局部攻勢，普京就沒有內在動力在核心條件（如領土問題）上做重大讓步；只要美國國內對繼續大規模援烏存有分歧，華盛頓就會在柏林、邁阿密這類會談中繼續探索“以停火換減壓”的路徑；只要歐盟既離不開對烏承諾、又離不開對自身金融穩定和法治聲譽的維護，凍結俄資產就會在收益使用、本金安全之間尋找新的灰色地帶。烏克蘭在這多層博弈的格局下的談判，恐怕只能將自身的安全與重建需求“嵌入”到美、歐、俄之間的交易之中。

可以窺見，目前俄烏局勢的烈度正在逐步被控制，但大國之間對秩序和安全邊界的根本分歧并未真正縮小。在這樣的格局中，任何關于“快速和平”的樂觀，恐怕都不現實，更可能出現的是一場長期的、低烈度的“冷熱交錯”，而如何在這一過程中降低誤判、避免金融和安全風險外溢到更大范圍，將是未來幾年美俄歐烏四方都繞不開的共同考題。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