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當我們打開中國地圖的時候,可以看到陜西和云南之間隔著一個四川,它們之間的直線距離有上千公里。要是把時光往回追溯六七百年的話,這兩個地方還真的會存在一定的聯系。并不是地理狀況發生了變化,而是行政區劃所導致出現的情況。
![]()
翻閱《明史·地理志》的時候,有一個細節是比較有意思的。在明朝初年云南北部的東川府、烏蒙府、鎮雄府,都被劃分在四川布政使司的名下。那時候的四川省好像長臂猿一樣,胳膊伸展到金沙江以南的地方,管轄的范圍包括現在云南昭通這一帶。如此一來陜西最南端的鎮巴縣,和四川所代管的云南土司的地界,就僅僅隔著一串大山了。
![]()
我認為這種跨省托管具有實用主義的智慧。朱元璋平定云南之后,對于三江以外的少數民族地區,采取適宜讓當地的土著人管理而不適宜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員去管理的政策。也就是讓當地世代承襲的土司來管理具體的事務,在行政方面先隸屬于四川。這是因為四川開發得比較早,治理方面的經驗比較豐富。如同現在大型集團收購新的公司,先掛靠在成熟的事業部進行過渡一樣。
![]()
這種安排是存在前因的。在南詔國的時候,云南的政權曾經向北進行控制過四川的西南部地區。在大理國時期,其疆域的西北部和吐蕃相互接壤,并且吐蕃的勢力范圍有的時候能夠延伸到接近陜西的地方。但是明朝初期的情況更為特殊:經濟文化發展較為發達的四川,反過來對云南的新歸附之地進行管理。
![]()
在清朝雍正年間出現了很具戲劇性的變化。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也就是要把土司所擁有的地盤改變成為朝廷直接派遣官員進行管理的流官制度。云貴總督所管轄不了的東川、烏蒙、鎮雄這三個府,在1727年直接劃給了云南。經過這樣一番調整,四川那較長的手臂就收縮回去了,陜西和云南也就完全沒有了聯系。
![]()
血脈之間的聯系是無法被斷絕的。在昭通古城之中存在著一座陜西會館,這座會館在乾隆二十四年也就是1759年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在會館里有著飛檐翹角的戲樓,還有用青石板鋪就的天井,直到現在還能夠讓人回想起當年陜商所帶來的秦腔。要知道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當中,有不少陜西人沿著長江、金沙江進入云南開展商業活動,并且開辟了著名的茶馬古道。他們如同毛細血管一般,將兩個省份的文化基因悄悄地進行融合。
![]()
這么一看,行政區劃存在著變化情況。陜西和云南之間的直線距離比較遠,但是在文化方面卻有一些相似之處。例如兩個省份交界的地方都喜愛演唱山歌,飲食當中都具有花椒所帶來的麻香味道。這些細節要比地圖上的界限更具有趣味。
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所說的接壤,不只是地理方面的概念。陜西的青銅器紋樣出現在滇文化貯貝器上,大理的貝幣穿過四川出現在黃河流域,這種跨越千里的互動,也許就是更為深入層次的連接。如同茶馬古道上很多騾馬,它們馱著茶葉和絲綢,把橫斷山脈的褶皺走成了平坦的區域。
要是下次聽到云南官渡的方言里有關中腔,或者在陜西面食里嘗到云南火腿的鮮味,不要覺得奇怪。歷史的神奇之筆,已經把兩個看起來相距很遠的省份,書寫進了同一段注釋之中。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