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政府組織戰犯參觀，杜聿明在長春見到汽車，說：我想試開

1956年初冬，北京西直門站的站臺很靜，只有呼出的白氣在燈光下打著旋兒。一節掛著鐵皮牌子的軟臥車廂，聚了一批身份特殊的乘客——功德林戰犯。這趟列車并不直奔前線，而是駛向東北，官方的說法是“社會見習”，實質是讓這些人親眼看看新中國的模樣。

車廂里，杜聿明緊了緊棉大衣，手指骨節因舊傷微微發白。他當過黃埔教官，指揮過數十萬大軍，如今只是被編號的學員，卻仍保持著習慣性的軍姿。身邊同行的鄭洞國低聲感嘆：“東北冷，帶好圍巾。”杜聿明沒接話，只透過車窗望向后退的燈火，思緒回到八年前。

1949年1月，在河南永城縣附近，他指揮的主力被解放軍合圍。那夜，他脫下將官皮靴，換上士兵草鞋企圖突圍，卻仍被俘。最初的一個月，他完全籠罩在“等待審判”的陰影里，連飯也咽不下，試圖靠慢性病拖垮自己。醫務員看出端倪，專門給他兩頓熱湯、一磅鮮牛奶，外加例行體檢。說來也怪，治療一開始，他先是抵觸，后來卻發現腰背疼痛居然真的減輕了。

要命的脊椎炎讓他每晚像木板人一樣僵直。功德林的醫生反復測量，最后給他配了一塊石膏背板，寬度剛好卡在兩側肋骨之間。杜聿明第一次躺上去便睡了整夜，醒來驚訝得掀起棉被直看：疼痛的確緩了。那一刻，他對“優待戰俘”四個字的戒備松動了一寸。

又過幾年，北京方面把幾乎所有國民黨高級戰犯集中管理。功德林里設有小型圖書館、醫務室、籃球場，甚至安排大家定期聽形勢報告。不上戰場的杜聿明開始寫毛筆字，臨《蘭亭序》也練鋼筆行楷，字里行間流露出復雜情緒。朋友探望時問他改造心得，他只淡淡回一句：“身體先得活下來，腦子才有工夫想別的。”

1957年春，功德林發出外出參觀通知，不少人當場鼓掌。北上的火車晃了兩晝夜，抵達長春。一汽大門口的紅旗招牌剛刷過漆，油味兒伴著汽油味撲面而來。生產線一眼望不到頭，八分鐘就有一輛嶄新的“解放牌”駛下，總裝車間嗡嗡作響，像忽然闖進了另一個時代。

“這速度，在我那個年代想都不敢想。”鄭洞國扶著護欄，小聲嘀咕。杜聿明環顧四周，眼睛有光。他當年在云南練坦克部隊，對機械不算外行。見眾人拍照、記筆記，他忽然抬手示意工作人員：“我想試開。”隨隊干部先是一愣，旋即商量后點頭。

一輛新下線的卡車被推到寬闊的試車場。技術員簡明介紹換擋、油門踏板。杜聿明深吸一口冷氣，跨上駕駛座，手掌松開又握緊，發動機聲浪震在胸腔。他掛一擋，輕踩離合，車子緩緩前行，再踩油門，卡車穩穩繞圈。回來時，他關掉引擎，跳下車，鞋底沾了雪水也沒發覺，只對技術員點頭：“不錯，很穩。”

同行戰犯小聲議論：“老杜笑了，八年第一次。”有人半是感慨半是佩服，高墻內的遲疑似乎被這陣機油味沖散不少。

參觀隊回京后，杜聿明收到周恩來通過監獄轉交的一則新聞——楊振寧拿了諾貝爾獎。看完電報，他提筆寫道：“愿你不負民族。”這封信不過寥寥數行，卻被保存在功德林檔案室，筆跡遒勁，與戰前手札判若兩人。

時間推到1958年國慶。杜聿明獲準登上天安門東側觀禮臺，望著坦克方隊轟鳴壓過長安街，神情復雜。旁邊管理干部見狀輕聲問：“感受？”他答得很直白：“換作十年前，我想的肯定是怎么阻攔，如今只想看看能走多遠。”

1959年12月，最高法院宣布特赦第一批戰犯名單。杜聿明在榜。宣讀文件那天，他抿嘴站立，直到念完名字才稍稍彎腰，嗓音低啞：“謝謝。”數日后，周恩來在紫光閣接見特赦人員。杜聿明紅著臉說：“沒把課上好，給您添亂。”周恩來擺手：“課還得繼續補。”

獲釋不久，他給遠在美國的妻子曹秀清寫信，言語間不再顧慮審查，只陳述近況。1963年6月，首都機場迎回這位分別十四年的夫人。那天，他穿藏青中山裝，提前兩小時候在候機樓。曹秀清下機后一眼認出他，兩個人并未擁抱，只是互相打量，仿佛確認這場歷史折返是真的發生。

此后杜聿明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整理舊檔、口述戰爭細節。有人來請教淮海戰役得失，他毫不諱言指揮失策，也承認對民心估計不足。他用筆做結論：“盲從一人，不識大勢，兵敗如山。”這幾句被后輩拿去軍事院校課堂作案例。

1987年5月7日，杜聿明病逝。彌留時，他留下一句話：“望同學親友念民族大義。”在場者說，他語調平穩，沒有過多情緒波動，像完成一次標準的軍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