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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險企又減少一家。
被忠旺集團掏空的君康人壽迎來終局。12月16日,隨著金融監管總局正式披露,富澤人壽以受讓君康人壽保險業務的方式,最終完成了新舊轉換。
自忠旺集團破產以來,被貼身監管的君康人壽,用三年左右時間完成了新生。接盤的富澤人壽有著更好的股東結構和資源優勢,自此也將走出完全不一樣的軌跡。
多元化
富澤人壽的股權架構,是我們已經熟悉的“地方國資+保險保障基金+險資央企”模式,濟南國資控股,保險保障基金居二,中國人保旗下人保資產居三。2023年被處置的問題險企恒大人壽,也是以受讓全部業務及資產、負債的形式新成立了海港人壽,后者由地方國資控股,保險保障基金和險資央企(太平人壽)分別作為第二大和第三大股東。
事實上,此前在處置問題險企上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隊”,以保險保障基金和中央匯金公司為主,包括大家保險、瑞眾人壽和中匯人壽的“重生”,都是這兩家在挑大梁。但隨著要處置的問題險企數量增加,保險保障基金盡管實力雄厚,但巨量資金短時間內難以退出被救助險企,因此需要更多的資金力量參與其中,否則化險的保險保障基金,自身也面臨著風險的聚集。
因此,從海港人壽到富澤人壽,化險的方式越來越傾向于由地方國資牽頭,地方國資、市場民資和“國家隊”資金三足鼎立,多元資本共享資源和共擔風險。一方面,地方和民企各有所需,畢竟金融牌照的含金量不低,無論是服務地方資源整合,還是打通企業產業鏈的上下游,都不無裨益;另一方面,中央也能減輕“國家隊”的資金壓力,同時壓實屬地監管責任,雙向奔赴。
但任何事情,都有機遇也有挑戰,地方國資進入保險業和銀行業(控股民營銀行),既有短期業績和風險的考核,也有長期發展能力的建構壓力,如何避免只是形式上的進入,如何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重啟經營效率,都是“娜拉出走”之后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今,保險業已經過了粗放的野蠻生長階段,大進大出的“人海戰術”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存量競爭激烈。因此,如果沒有在細分市場和新產品供給方面脫穎而出,難免膠著在“紅海”市場,這對于剛剛“重生”的新險企而言,是不旋踵的遭遇戰,并且沒有“新手保護期”。
持久戰
君康人壽雖然化險成功,但問題險企還沒有清零,不過比較“扎眼”的“硬骨頭”基本都被啃掉,因此后續的化險,成熟一家解決一家。
問題險企的處置,可謂是一場持久戰。如果從安邦被接管并成立大家保險算起,這個時間長達七年。而之后的重頭戲,是“明天系”四家問題險企陸續完成處置,華夏人壽、天安人壽、易安財險、天安財險分別由瑞眾人壽、天安人壽、比亞迪財險、申能財險接盤。期間恒大在金融行業的“爛尾樓”恒大人壽也完成“拆彈”。無論是哪一家問題險企的“拆彈”,都面臨著新股東的巨額資金注入,都是不得不付出的機會成本。
君康人壽的爆雷,跟所有問題險企大同小異,都是公司治理出現潰敗,或大股東掏空,或內部人控制,大量資金被抽逃和違規挪用,在周期變化之際資金鏈斷裂,發生債務危機。
這些因為資產驅動負債激進擴張和彎道拋錨的風險,一方面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卻不得不由全社會買單,以防范金融風險變成金融危機。金融的特殊性,使其系統內的風險有可能沿著斷層線,演化為整個經濟社會的危機。所以,金融必須持牌亮證,保險必須姓保,金融監管必須長牙帶刺,在歷經風險的市場公開課之后,成為全體社會的經驗和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監管對上述問題險企的相關責任人連續開出罰單,以前常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現在則是“廟倒但跑不了和尚”,該禁業的禁業,該處罰的處罰,杜絕“集體不負責、集體不追責”的幻想,強監管、零容忍,精準打擊,威懾其余。
極大提高犯錯成本和犯罪成本,也是防風險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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