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為何能夠御極清朝近半個世紀呢？

垂簾后的權力網絡：晚清皇權結構的重構與統治困境

慈禧太后

1861年辛酉政變的槍聲，為慈禧太后登上政治舞臺拉開序幕。當同治帝載淳在養心殿接過象征皇權的玉印時，年僅六歲的孩童尚不知，他的生母葉赫那拉氏已通過“垂簾聽政”的制度設計，將自己嵌入清朝權力體系的核心。此后近半個世紀，從同治到光緒，兩任皇帝在龍椅上扮演著權力符號的角色，而真正的決策樞紐始終圍繞著養心殿后那道黃色紗簾展開。文武百官山呼“皇太后圣明”的背后，是晚清政治生態中權力合法性與實際掌控力的復雜博弈。

一、垂簾體制：從權宜之計到權力穩態

1、垂簾聽政本是無奈之舉

清朝入關后，雖有孝莊太后輔佐幼主的先例，卻始終遵循“后宮不得干政”的祖訓。慈禧打破這一禁忌的關鍵，在于辛酉政變后構建的“太后+親王”聯合執政模式。她與恭親王奕訢合作，以“贊襄政務王大臣”擅權為由，宣布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親王“議辦政務”，將顧命八大臣體制改為“垂簾輔政”體制。這一變革看似是應對幼主繼位的權宜之計，實則通過《垂簾章程》將太后干政制度化——規定皇帝諭旨需經太后審閱加蓋“御賞”“同道堂”印璽方能生效，使皇權執行鏈上的最后一環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

同治帝開創“同治中興”

2、無奈之舉卻成就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同治朝的“中興”表象強化了官僚體系對垂簾體制的認同。太平天國運動中崛起的湘淮集團，需要一個能代表皇權整合資源的中樞。慈禧果斷起用曾國藩、李鴻章等漢臣，允許地方督撫自籌軍餉、組建新軍，以實用主義態度打破滿漢權力平衡。這種“太后-權臣”協作模式，讓官僚們發現，相較于年幼的皇帝，慈禧才是實際掌握人事任免權（如一品大員任免需太后首肯）和財政分配權（如戶部撥款需經太后批紅）的核心。當同治帝17歲親政時，軍機處奏報仍習慣性“先呈太后，后稟皇帝”，皇權已然出現“虛君化”傾向。

二、權威建構：慈禧的政治資本與權術運作

1、慈禧的權力合法性源自三重建構：

其一，母性權威與宗法倫理。作為同治帝生母、光緒帝“親爸爸”（滿語中對母親的尊稱），她以“母教”名義介入政務，符合儒家“家國同構”下“母為子綱”的倫理延伸。

慈禧與光緒

其二，危機應對的“救世主”形象。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她支持奕訢推行洋務運動，默許建立總理衙門、江南制造局；甲午戰爭中雖決策失誤，但通過啟用劉坤一、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維持統治穩定，使官僚集團形成“太后能平亂”的路徑依賴。其三，對滿蒙親貴的制衡與拉攏。她一方面打壓奕訢等宗室親王（如1884年甲申易樞罷免全班軍機），另一方面提拔榮祿、剛毅等滿族親貴，通過聯姻（如將侄女隆裕嫁給光緒）構建后宮-宗室權力同盟，讓滿漢大臣均需通過她獲取權力資源。

2、光緒朝的“帝后黨爭”本質上是權力穩態的失衡

當光緒帝試圖通過戊戌變法收歸皇權時，慈禧敏銳意識到改革可能動搖她的權力根基——康梁等人“開國會、設制度局”的主張，直接威脅軍機處和太后批紅權。1898年的戊戌政變，與其說是新舊黨爭，不如說是慈禧對皇權回收的本能反擊。她軟禁光緒、重啟“訓政”，并通過立溥儁為“大阿哥”試圖廢黜光緒，雖因列強反對未果，卻再次向官僚集團宣告：太后才是皇權合法性的最終仲裁者。

戊戌變法

三、皇帝的困境：從符號化到工具化

1、同治與光緒的“無能”表象，實為垂簾體制的制度性產物

同治帝親政僅一年便駕崩，留下“重修圓明園”的爭議政策，與其說是能力不足，不如說是慈禧通過修園消耗其精力，防止皇權擴張。光緒帝雖“天資聰穎，好學強記”，但從4歲繼位起便生活在慈禧的監視下，每日“問安如儀，不敢少懈”，形成嚴重的權威依賴心理。1894年甲午戰爭時，他試圖主戰以樹立權威，卻因李鴻章等督撫“只知有太后，不知有皇上”而政令不出紫禁城；戊戌變法中，他頒布的100余道新政詔書，因缺乏慈禧支持和官僚執行體系配合，最終淪為一紙空文。

2、這種“皇帝工具化”現象，本質是皇權二元結構的崩塌

在傳統帝制中，“皇帝-官僚”構成權力主軸，而慈禧創造的“太后-皇帝-官僚”三角結構，使官僚面臨雙重效忠困境。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慈禧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維持統治，雖遭后世詬病，卻讓各省督撫意識到：唯有通過太后才能獲得列強認可和地方自治空間。當光緒帝在1908年臨終前試圖留詔“誅袁世凱”，卻因袁世凱早已投靠慈禧而無人執行，皇權的空心化至此達到頂點。

慈禧老妖婆居然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四、垂簾體制的歷史遺產：穩定與崩潰的雙重邏輯

垂簾聽政對晚清的影響呈現鮮明的兩面性。短期內，它維系了清廷在太平天國、甲午戰爭、庚子事變等危機中的統治，使“同光中興”成為可能；通過實用主義改革（如廢除科舉、編練新軍），部分緩解了傳統帝國的轉型壓力。但長期來看，這一體制埋下三大隱患：

1、皇權合法性流失：當慈禧以“太后訓政”取代“皇帝親政”，本質上消解了“君權神授”的法理基礎。1905年科舉廢除后，士紳階層失去“忠君”的制度紐帶，轉而向地方督撫和革命黨靠攏。

2、決策機制僵化：慈禧的個人權術凌駕于制度之上，導致洋務運動“中體西用”流于表面，清末新政“改官制而不改皇權”終成鬧劇。她去世后（1908年），載灃攝政的皇族內閣迅速失去官僚信任，印證了“非慈禧不能駕馭全局”的畸形政治生態。

3、社會動員失效：當光緒帝試圖通過變法動員維新派，慈禧卻聯合保守派絞殺改革，使體制內改革空間消失。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時，各省督撫因長期效忠太后而非皇帝，紛紛宣布獨立，加速了清朝崩潰。

東南互保的開始：宣告晚清的政治生態轉為漢人精英與滿清分治

結語：權力結構中的個體與時代

慈禧的掌權并非簡單的個人權欲膨脹，而是晚清皇權繼承危機（連續三任幼主繼位）與官僚體系重組的必然結果。當同治、光緒在垂簾陰影下淪為符號化君主，文武百官選擇效忠于慈禧，本質是對“有效權力中心”的現實選擇。這種“太后政治”雖在短期內維持了帝國運轉，卻因違背帝制時代“皇權一元化”的內在邏輯，最終導致統治合法性崩塌。歷史的吊詭在于：慈禧以維護清朝統治為目標，卻因過度依賴個人權術破壞了制度平衡，為王朝掘開了崩潰的裂縫。

從垂簾聽政的興衰中，我們得以窺見傳統帝制的深層困境——當權力結構無法容納制度性糾錯機制，當權威依賴取代制度權威，即便如慈禧般精于權術的政治強人，也難以逃脫歷史周期律的宿命。這或許正是晚清史留給后世最深刻的啟示：任何統治的穩固，終究取決于制度建構而非個人權術，而權力的過度集中，終將在時代變革中付出高昂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