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毛主席致電秦城監獄的一名囚犯：來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

1974年9月29日深夜，北京秋風略帶涼意，中南海值班電話卻持續震響。守夜人員拿起話筒，僅聽毛主席一句簡短指示：“秦城那位屈武同志，帶他來人民大會堂過節。”寥寥數字，沒有解釋，也無需解釋。

同一時刻，秦城監獄北樓燈光驟亮。值班干警跑到勞動車間，對著已經七十三歲的屈武喊了一聲：“北京請你去參加十月一日招待會！”屈武擦掉手上塵土，怔了幾秒才低聲回應：“黨還記得我？”聲音里帶著掩不住的顫抖。

車輛連夜啟程。顛簸中，這位歷經風雨的老人不斷整理衣領，像是要去見一位久別的戰友。短短五十余公里，卻仿佛跨越了他六年牢獄的漫長時光。車窗外的路燈，一盞接一盞地掠過，一如他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

屈武的名字，在不少青年讀者眼里或許有些陌生，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提到他，許多老革命會豎起大拇指。1919年五四風云初起時，年僅十八歲的他帶頭沖進北洋政府總統府，用腦袋把額頭撞得鮮血直流。那一抹血跡，后來被北平街頭的學生們反復傳頌，成了“血濺總統府”的生動注腳。

1922年春，于右任將女兒許配給這位熱血青年。三年后，經李大釗推薦，屈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一只腳立在國民黨，一只腳立在共產黨，行走于刀鋒，卻始終沒有忘記民族利益。有人笑他“腳踩兩條船”，他則淡淡一句：“船不在多少，岸在何處才最重要。”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遠在莫斯科的屈武按捺不住，給王明寫信：“日寇已燃我家園，豈能坐觀？”清秋十月，他輾轉換車，經蒙古草原回到延安，隨后遵命奔赴重慶，打入國民黨高層。周恩來拍著他的肩膀說：“前線固然熱血，統戰也是火線。”

抗戰歲月里，他憑借與蔣經國的“異姓兄弟”情分，為我黨輸送情報、調解摩擦，還協助張治中從新疆救出一百三十一名共產黨員，護送北上。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見到他，特意加了一句評語：“這位先生，刀口上行走，卻從不折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屈武在外交場合頻頻出現；可對他而言，最大的牽掛始終是海峽對岸。1958年，中央決定派人與蔣經國接觸，毛主席、周總理都點了他的名。談判最終因外部環境告吹，但屈武一趟澳門之行，讓多年未見的兄弟在茶樓里重逢。對話不過幾句寒暄，卻為后來兩岸溝通埋下伏筆。

十年之后的1968年，政治風浪突起，屈武被關進秦城。有人提醒他“寫檢討”。他只寫下一行字：“對黨忠誠，可查。”然后便拿起勞動工具，從不多言。那一年，他已年近古稀。

1974年國慶招待會，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屈武站在角落，身披舊中山裝，遠遠看見許多昔日戰友。有人上來與他緊握雙手，低聲說：“老屈，組織一直惦記你。”他微笑回答：“能出來干活就好，別再耽誤事。”

次年初秋，病中的周總理在病房里寫下一封墨跡顫抖的信：“兩岸尚未統一，煩請老弟再多用心。”屈武讀后淚濕衣襟，立刻著手準備對臺工作小組的方案。1980年至1988年，他前后八次致函蔣經國，言辭誠懇，不乏兄長式勸勉：“歷史不會等人，機會轉瞬即逝。”

1987年6月，屈武拄著拐杖來到浙江奉化溪口，為蔣母掃墓。當地百姓瞧見這位白發老人跪地上磕頭，誰也沒想到，他曾經坐過秦城六年，曾和蔣經國在莫斯科共吃大列巴。記者追問緣由，他回答得直白：“兄弟連母親墓都回不了，我代他盡孝。”

1992年6月，屈武病重。彌留之際，他囑托家人：“臺灣若歸，替我祭酒一杯。”房內沒有豪言壯語，只有輕微的呼吸聲漸漸停歇。享年九十六歲。

1998年，中央專門文件評價屈武，一行加粗的文字被許多老干部默念：“他是一位真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是一位執著的民族統一使者。”沒有額外修飾，卻剛好概括了那通深夜電話背后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