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平：為岡村寧次作無罪辯護的中國律師，晚年家破人亡無人照顧

1949年1月，曾經蜚聲法律界的江一平走向人生分水嶺，他為日本侵華戰犯岡村寧次作無罪辯護的言論，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這位前復旦大學副校長、曾拒絕汪偽政府高官職位、為愛國學生辯護的知名律師，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做出了令人費解的選擇，晚年的他也是罪有應得！

江一平的早年生活充滿光彩，他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父親江夢花是位愛國詩人，家境優渥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

他先后進入復旦大學和東吳大學學習，1922年獲得復旦大學文學士學位，次年又獲東吳大學法學士學位。

江一平的事業起步頗為順利，畢業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登記執業，加入了上海律師公會。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許多愛國學生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為他們辯護，這一舉動為他贏得了良好聲譽。

婚姻也成為江一平事業的助力，1931年，他與上海實業大亨虞洽卿的長女虞澹涵結婚，虞洽卿在上海工商界影響巨大，與黃金榮、杜月笙乃至蔣介石均有密切關系。

在岳父的助力下，江一平在上海灘迅速嶄露頭角，他不僅律師業務蓬勃發展，還擔任了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校董、上海法政學院校董等職務。

更值得稱道的是，江一平在民族大義面前的表現，抗戰爆發后，他組織上海難民協會，募捐救濟難民。

1940年夏天，汪偽政府邀請他出任司法部長，他斷然拒絕并離開上海前往重慶，這些表現使他獲得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的職位，并一度兼任復旦大學總務長、副校長。

到1946年，他已擔任“國大代表”，并在南京開設律師事務所，1948年更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當江一平在律師界和教育界聲名鵲起時，一場改變他命運的歷史審判正在醞釀，1945年日本投降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命運成為焦點。

岡村寧次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關鍵人物，他不僅參與了上海“一·二八”事變，代表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還在華北推行殘暴的“三光政策”，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按理說，這樣的戰犯應受到嚴懲，1945年8月，中國共產黨公布的日本戰犯名單中，岡村寧次被列為首要戰犯。

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有不同打算，日本投降時，國民黨軍隊主力遠在西南，難以迅速接管廣大淪陷區。

蔣介石看中了岡村寧次手中的128萬日軍，希望利用他們阻止中國共產黨武裝接受日本投降。

岡村寧次心領神會，立即表示“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承諾將日軍所有武器和裝備完整移交國民政府，蔣介石則通過部下傳達“準其以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的承諾。

于是，這個本應受審的戰犯，卻被軟禁在南京，一面協助遣返日軍和日僑，一面擔任國民黨政府的秘密軍事顧問。

直到1948年，迫于國內外輿論壓力，南京政府才決定對岡村寧次進行象征性審判。

1948年8月23日，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上海市商會禮堂開庭公審岡村寧次，當天細雨蒙蒙，能容納一千人的禮堂座無虛席，外面還聚集著眾多媒體和民眾。

法庭上，檢察官的起訴范圍被刻意縮小，僅針對岡村寧次擔任派遣軍總司令的八個月期間的行為，而江一平作為指定辯護律師出庭，他的表現令所有旁聽者震驚。

江一平在辯護中竟聲稱：“岡村寧次在華北期間，為農民提供棉花，幫助農民恢復生產，而且打擊了奸商，做了不少的好事，”這番為侵華戰犯“歌功頌德”的言論，立即引起公憤。

法庭傳喚的四名證人全都是日軍高級軍官，他們的證詞與岡村寧次如出一轍，都將責任推給“日本的少壯派”，沒有一名中國受害者出現在證人席上。

更令人費解的是，第一次庭審進行到一半，庭長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來電，宣布“今天只審不判”，庭審暫停，這明顯是一場精心導演的司法鬧劇。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岡村寧次的罪行，他之所以如此辯護，是因為他明白國民政府不希望岡村寧次被定罪，作為律師，他選擇了順從權力而非維護正義。

拖延數月后，1949年1月26日，對岡村寧次的第二次庭審秘密舉行，這次連公開審判的形式都省去了，僅在一間小審訊室內進行，只有七八個記者旁聽。

審判前，曾有四位法官因擔心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而提出辭職，但未獲批準，兩位原定的辯護律師也因害怕輿論壓力不敢出庭。

當審判長石美瑜準備判處岡村寧次死刑時，南京政府的高官突然出現，明確要求必須判岡村寧次無罪，他們帶來兩樣東西讓法官選擇：一包金條和五副手銬。

石美瑜無奈地告訴其他審判員：“不簽，我們坐牢，他們一樣宣布無罪釋放，”最終，法庭宣布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這一判決震驚全國，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于1月30日安排岡村寧次乘美國輪船逃離上海，返回日本。

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這一判決背后是國民黨政府企圖利用岡村寧次及其舊部反共的圖謀，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岡村寧次甚至召集舊部組成日本軍事顧問團，秘密赴臺協助“反攻大陸”。

岡村寧次重獲自由并得以善終，而江一平的人生卻開始崩塌，憤怒的民眾將矛頭指向這位為戰犯辯護的中國律師，江一平聲名狼藉，再也無人請他打官司。

家庭悲劇接踵而至，他的妻子無法理解他的行為，選擇與他離婚，更令他痛心的是，老父親得知兒子的所作所為后，憤怒地與他斷絕關系。

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節節敗退，江一平走投無路，只得跟隨蔣介石前往臺灣，但到了臺灣，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掛名一個虛職，收入微薄，生活日益困窘。

1962年，岡村寧次赴臺訪問，專程拜訪江一平表示感謝，這次會面并未改善江一平的境遇，他依舊租住在簡陋的公寓里，生活困頓。

1971年，江一平在臺北的出租屋內去世，終年73歲，身邊沒有親人，是房東發現了他的遺體，這位曾經才華橫溢的大律師，最終在孤獨中結束了一生。

曾經為愛國學生辯護的江一平，在職業生涯后期選擇為侵華戰犯辯護，他臺北簡陋公寓的燈光熄滅時，岡村寧次已在日本安然離世五年。

這位律師的晚年，妻子離去，親人斷絕，孤獨終老，法庭上他為戰犯的辯護詞早已被歷史塵封，只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法律人的職業選擇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時，留下的除了個人悲劇，還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