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曾經蜚聲法律界的江一平走向人生分水嶺,他為日本侵華戰犯岡村寧次作無罪辯護的言論,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
這位前復旦大學副校長、曾拒絕汪偽政府高官職位、為愛國學生辯護的知名律師,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做出了令人費解的選擇,晚年的他也是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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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的早年生活充滿光彩,他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父親江夢花是位愛國詩人,家境優渥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
他先后進入復旦大學和東吳大學學習,1922年獲得復旦大學文學士學位,次年又獲東吳大學法學士學位。
江一平的事業起步頗為順利,畢業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登記執業,加入了上海律師公會。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許多愛國學生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為他們辯護,這一舉動為他贏得了良好聲譽。
婚姻也成為江一平事業的助力,1931年,他與上海實業大亨虞洽卿的長女虞澹涵結婚,虞洽卿在上海工商界影響巨大,與黃金榮、杜月笙乃至蔣介石均有密切關系。
在岳父的助力下,江一平在上海灘迅速嶄露頭角,他不僅律師業務蓬勃發展,還擔任了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校董、上海法政學院校董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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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稱道的是,江一平在民族大義面前的表現,抗戰爆發后,他組織上海難民協會,募捐救濟難民。
1940年夏天,汪偽政府邀請他出任司法部長,他斷然拒絕并離開上海前往重慶,這些表現使他獲得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的職位,并一度兼任復旦大學總務長、副校長。
到1946年,他已擔任“國大代表”,并在南京開設律師事務所,1948年更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當江一平在律師界和教育界聲名鵲起時,一場改變他命運的歷史審判正在醞釀,1945年日本投降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命運成為焦點。
岡村寧次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關鍵人物,他不僅參與了上海“一·二八”事變,代表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還在華北推行殘暴的“三光政策”,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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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這樣的戰犯應受到嚴懲,1945年8月,中國共產黨公布的日本戰犯名單中,岡村寧次被列為首要戰犯。
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有不同打算,日本投降時,國民黨軍隊主力遠在西南,難以迅速接管廣大淪陷區。
蔣介石看中了岡村寧次手中的128萬日軍,希望利用他們阻止中國共產黨武裝接受日本投降。
岡村寧次心領神會,立即表示“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承諾將日軍所有武器和裝備完整移交國民政府,蔣介石則通過部下傳達“準其以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的承諾。
于是,這個本應受審的戰犯,卻被軟禁在南京,一面協助遣返日軍和日僑,一面擔任國民黨政府的秘密軍事顧問。
直到1948年,迫于國內外輿論壓力,南京政府才決定對岡村寧次進行象征性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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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3日,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上海市商會禮堂開庭公審岡村寧次,當天細雨蒙蒙,能容納一千人的禮堂座無虛席,外面還聚集著眾多媒體和民眾。
法庭上,檢察官的起訴范圍被刻意縮小,僅針對岡村寧次擔任派遣軍總司令的八個月期間的行為,而江一平作為指定辯護律師出庭,他的表現令所有旁聽者震驚。
江一平在辯護中竟聲稱:“岡村寧次在華北期間,為農民提供棉花,幫助農民恢復生產,而且打擊了奸商,做了不少的好事,”這番為侵華戰犯“歌功頌德”的言論,立即引起公憤。
法庭傳喚的四名證人全都是日軍高級軍官,他們的證詞與岡村寧次如出一轍,都將責任推給“日本的少壯派”,沒有一名中國受害者出現在證人席上。
更令人費解的是,第一次庭審進行到一半,庭長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來電,宣布“今天只審不判”,庭審暫停,這明顯是一場精心導演的司法鬧劇。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岡村寧次的罪行,他之所以如此辯護,是因為他明白國民政府不希望岡村寧次被定罪,作為律師,他選擇了順從權力而非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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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數月后,1949年1月26日,對岡村寧次的第二次庭審秘密舉行,這次連公開審判的形式都省去了,僅在一間小審訊室內進行,只有七八個記者旁聽。
審判前,曾有四位法官因擔心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而提出辭職,但未獲批準,兩位原定的辯護律師也因害怕輿論壓力不敢出庭。
當審判長石美瑜準備判處岡村寧次死刑時,南京政府的高官突然出現,明確要求必須判岡村寧次無罪,他們帶來兩樣東西讓法官選擇:一包金條和五副手銬。
石美瑜無奈地告訴其他審判員:“不簽,我們坐牢,他們一樣宣布無罪釋放,”最終,法庭宣布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這一判決震驚全國,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于1月30日安排岡村寧次乘美國輪船逃離上海,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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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這一判決背后是國民黨政府企圖利用岡村寧次及其舊部反共的圖謀,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岡村寧次甚至召集舊部組成日本軍事顧問團,秘密赴臺協助“反攻大陸”。
岡村寧次重獲自由并得以善終,而江一平的人生卻開始崩塌,憤怒的民眾將矛頭指向這位為戰犯辯護的中國律師,江一平聲名狼藉,再也無人請他打官司。
家庭悲劇接踵而至,他的妻子無法理解他的行為,選擇與他離婚,更令他痛心的是,老父親得知兒子的所作所為后,憤怒地與他斷絕關系。
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節節敗退,江一平走投無路,只得跟隨蔣介石前往臺灣,但到了臺灣,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掛名一個虛職,收入微薄,生活日益困窘。
1962年,岡村寧次赴臺訪問,專程拜訪江一平表示感謝,這次會面并未改善江一平的境遇,他依舊租住在簡陋的公寓里,生活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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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江一平在臺北的出租屋內去世,終年73歲,身邊沒有親人,是房東發現了他的遺體,這位曾經才華橫溢的大律師,最終在孤獨中結束了一生。
曾經為愛國學生辯護的江一平,在職業生涯后期選擇為侵華戰犯辯護,他臺北簡陋公寓的燈光熄滅時,岡村寧次已在日本安然離世五年。
這位律師的晚年,妻子離去,親人斷絕,孤獨終老,法庭上他為戰犯的辯護詞早已被歷史塵封,只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法律人的職業選擇與民族大義背道而馳時,留下的除了個人悲劇,還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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