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頭,肉是金貴東西,一碗紅燒肉能香半條街。可我王建軍吃過的最香那碗,卻成了心里一輩子的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才二十,在街道維修隊當學徒,成天一身臭汗地跟下水道較勁。那天師傅讓我去三樓家屬院,給一個姓林的女老師通廁所,這一去,就撞上了我整個青春里最燙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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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屬院是紅磚樓,亮堂堂的,跟我們那大雜院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我找到401,門虛掩著,一推開門,好聞的肥皂味兒就鉆鼻子。屋里干凈得能當鏡子照,一個穿白裙子的女人站在那兒,戴副眼鏡,文文靜靜的,跟畫兒上的人似的。她就是林秀英,比我大不了幾歲,可那股子干凈勁兒,讓我這雙沾滿黑泥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擱。
廚房的下水道堵得死死的,我又是用皮老虎搋又是用鋼絲捅,最后只能卸管子。那管子銹得跟石頭似的,我憋紅了臉才擰開,結果“噗”一聲,一兜子黑臭污水劈頭蓋臉澆了我一身。那味兒,差點沒把我當場送走。林秀英嚇得尖叫,手忙腳亂給我找毛巾,催我趕緊沖澡。她家的衛生間,飄著她雪花膏的香味,鏡子里我活像個剛從糞坑里爬出來的怪物。
等我洗完出來,天都擦黑了。她把我那身臟衣服拿去洗,還找了她丈夫一件干凈的藍襯衫讓我先穿著。我收拾家伙準備走,她突然“咔嗒”一聲把門反鎖了。我嚇得一愣,她臉紅得像塊紅布,低著頭,聲音小得跟蚊子哼哼:“想不想……吃肉肉?”就這三個字,像小錘子砸在我心口上。一九八九年啊,肉!我喉嚨動了動,話都說不出來,只顧著點頭。
那盤紅燒肉,油光锃亮,肥的入口即化,瘦的酥爛噴香。我吃得滿頭大汗,她就坐對面看著我笑,給我夾菜。那頓飯,我吃得比過年還香。從那以后,我就跟中了邪似的,天天找借口往她家跑。今天說燈泡不亮了,明天說水龍頭有點松,其實就是想多待一會兒。她不戳破,還教我認字,一筆一劃地教我寫自己的名字。我們倆,就像在走鋼絲,下面是萬丈深淵,可誰也不敢說破。
可紙里包不住火。院里的大媽看我的眼神越來越怪,話里有話地敲打。后來連我師傅毛山都把我罵了個狗血淋頭:“你一個通下水道的,人家是文化人,你這是要毀了人家!”那話像盆冰水,把我從頭澆到腳。我算什么東西?我給不了她好日子,只能給她惹一身騷。那天晚上,我回家就跟我媽說,同意跟隔壁賣豆腐的李娟處對象。李娟人壯實,嗓門大,笑起來露一嘴白牙,她不會跟我講什么安娜·列尼娜,但她能給我烙一摞厚實的蔥油餅,能給我生一堆胖娃娃。
我還是去找了林秀英最后一趟。她剛做好紅燒肉,香氣撲鼻。我硬著心腸說:“我要結婚了。”她手里的碗“咣當”一聲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又補了一句:“我們不是一路人。”她沒哭,就是眼里的光一下子滅了,像被風吹滅的蠟燭。我扭頭就跑,生怕一回頭就走不動了。那碗沒吃成的紅燒肉,像一根魚刺,死死卡在我喉嚨里,一卡就是二十年。
后來,我有了自己的裝修隊,當上了王老板,住上了大房子,吃肉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李娟做的紅燒肉,總不是那個味兒。那天我開車路過那片老家屬院,看見墻上刷著“拆遷”的紅漆。就在這時,一個頭發花白、背有點駝的老太太從樓道里走出來,提著個菜籃子。是林秀英。她老得我差點沒認出來,從我車邊走過,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我坐在車里,直到煙頭燙了手才回過神。我用半輩子時間,總算活成了能配得上她的樣子,可那間屋子要拆了,那個做紅燒肉的人,也老了。有些事啊,就像那碗肉,香過,也疼過,最后,都成了咽不下去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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