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遠新想要轉去哈工大，陳賡給他答復：歡迎清華的高材生

1960年6月，一個燥熱的下午，北京東皇城根九號院里的白蠟樹葉子一動不動，空氣像被捂住。就在這天，18歲的毛遠新塞著一張申請表，踏進了伯伯毛澤東的書房。桌上攤著《資本論》譯稿，臺歷停在“高考倒計時第7天”。毛澤東抬頭，問了句：“想好去哪所學校了嗎？”

此前一周，北京101中學剛領到全國高校的招生簡章。那年頭，談論大學，繞不開“工業化急先鋒”哈爾濱工業大學。導彈、火箭、氫氧焊……對青年學生而言，哈工大象征著“尖端”與“保家衛國”，遠新也不例外。然而招生組推薦的卻是清華。毛澤東的態度很干脆——保送不算真本事，“自己考，成績服人”。一句話把侄子送進了考場。

7月高考結束，遠新的試卷送到清華評分組，分數線甩出三十多分，一紙通知書定格“無線電系”。放榜那天，101中學禮堂里鑼鼓喧天，但隨之而來的“吃不飽”現實卻讓這位排球主攻手憂心。他在清華預科學習，每天訓練后胃口大開，可食堂配額有限。一次聚會，同窗葉選寧半開玩笑：“要不一起到哈工大，那里飯量管夠！”一句尋常調侃，卻撬動了遠新的轉學念頭。

8月中旬，毛澤東赴廣州談農業政策，秘書電話通知遠新南下。火車上，遠新把轉學的想法對葉選寧說出，后者立刻遞上一份“哈工大導彈工程系轉學指南”。兩人合計：經濟困難時期，軍工院校口糧偏高，這是實惠；再者，導彈工程系更對口國防需求。遠新在廣州見到伯伯，直截了當：“想改去哈工大，請您同意。”毛澤東放下茶杯：“我不攔你，關鍵是人家肯不肯收。”

是否能收，得問當時的院長——陳賡大將。陳賡因舊戰傷在上海靜養，遠新撥通了那部黑色“盤式電話”。聽明來意，陳賡朗聲一句：“歡迎清華的高材生！”短短八個字，等于敲下哈工大蓋章。電話掛斷那刻，遠新懸著的心踏實多了。

9月，新學期伊始，導彈工程系四年級的教室迎來一位“插班生”。同學們只知他姓毛，技術基礎扎實，卻不清楚他還有個特殊身份。課程安排緊湊，結構力學、火箭推進劑、精密制導……遠新幾乎門門前三。實驗樓里，常見他抱著《蘇聯火箭發動機構造》做筆記。一次衛生大掃除，打廁所的同學缺崗，他卷起袖子頂上。有人悄聲議論：“像他這樣背景的學生，居然也搶臟活兒？”議論歸議論，廁所最終被刷得锃亮。

半年后，他被推舉為班長。導員在評語上寫：“對自己苛刻，對同學平等。”當時不少高干子弟身上多少帶些優越感，而遠新身上似乎找不到。津貼每月八塊二，他一半買書，一半存起來。羽絨服破了補補再穿，理發自己操刀。久而久之，班里出現了連鎖反應：鋪張浪費的少了，自習室燈亮得更久了。老教師王慎記得有次夜查宿舍，他拍了拍門，說了句：“別太拼，留點精力給明天。”門里回了一聲：“知道！”

1965年初，遠新突發膽囊炎，被送往北京手術。術后，系里安排他參與教學改革。沒歇多久，國家“四清”運動展開，學院抽調骨干下鄉，他主動報名。動身前，再去中南海辭行。毛澤東翻著名單提醒：“名字太扎眼，得換。”他想了想，把自己化成“李實”。新身份帶來新任務——黑龍江巴彥縣臨城鄉掛職副隊長。

巴彥縣的冬天，松花江水已封冰，零下三十度是常態。住在土炕，吃雜糧干菜，遠新很快適應。清賬的活計砸到了他頭上：大隊賬目莫名少了800元。會計支支吾吾，村民議論紛紛。遠新白天翻賬本，晚上油燈下撥算盤，最終找出流水漏洞，證明了會計非惡意挪用，只是記賬方法混亂。結果公布，會計老谷眼圈通紅：“小李，多虧你！”那聲“小李”，讓“毛遠新”三個字繼續隱匿。

農村鍛煉結束，他提前完成畢業論文，被定向分配到國防科研所。可是，毛澤東一句“沒當過兵，不算真正的大學生”把方向打回原點。遠新再次申請——去部隊連隊。空軍司令部本想讓他當參謀，毛澤東卻搖頭：“參謀不帶長，放屁沒聲。”一句詼諧背后，意在讓年輕人走到基層。最終，他被派往二線高炮部隊，帶上鋼盔，扛起步槍，從列兵干起。

此后幾年，遠新的職務調動幾經波折，中央委員的考察名單兩次被毛澤東親手劃掉。旁人替他惋惜，他卻說：“先把基礎打厚實，再談其他。”在遼寧工作期間，他主持的“廠礦軍管試點”取得一定成效，也因此成長為省里重要的青年干部。

縱觀這段求學、轉學再到下鄉當兵的軌跡，可以發現：毛遠新的幾次關鍵拐點，都伴隨著一個共通原則——脫離舒適區，勇于自證。陳賡的“歡迎”是認可，更是壓力；毛澤東的“劃掉”似乎殘酷，卻給了他重新蓄力的時間。若沒有哈工大那段以校為家的訓練，沒有黑土地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的記憶，也許就沒有后來能獨當一面的青年干部。

時代推著人往前走，個人選擇同樣決定走多遠。1960年的那通電話，成為一名青年從“高材生”走向“實干家”的起點，而“歡迎”二字至今仍在不少哈工大校友口中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