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黨唯一女創始人，毛主席叫她“老祖母”，死時嘴里塞滿砂石

1928年5月1日，一位身姿優雅，穿著綠色旗袍的女子走上了刑場。

她大聲呼喊道：“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勞動大眾，革命奮斗，流血犧牲！中國共產黨萬歲！”

軍警倉促沖上來，對她拳打腳踢。她踉蹌，卻未倒下，反而繼續高聲說話。

有人抄起石子，硬塞進她的口中，又用粗帶縛緊她的頜骨。

鮮血從她的嘴角流出，道路兩側的許多人已淚濕衣襟。

她后來被稱作“我黨唯一的女創始人”，但在更早的時候，她只是一個在湘西街巷間讀書、行走、思索的少女。

她是毛主席的師妹，是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人之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9月4日出生在湖南溆浦縣城關鎮西街。

那是一條并不寬闊的街道，卻通向外面的世界。

她的父親向瑞齡，掌管著當地最大的商號“鼎盛昌”，為人開明，對子女的教育格外用心。

1907年，她隨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兄長向仙鉞前往常德。

常德是湘西重鎮，西路師范學堂里，新學問與舊秩序并置而行。十二歲的向警予在這里第一次系統接觸時政報刊，《民報》《新民叢報》《天義報》常被她翻閱。

兄長講述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她聽得很認真。她暗暗立下心愿，終有一日，也要以女子之身，肩起時代之責。

十五歲那年，她與丁玲的母親余曼貞等七位志同道合的女子，結為異姓姐妹，誓言共進退。

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師范，后轉入女子中學。1916年，她從周南女校畢業。那一年，她的老師楊昌濟對她評價甚高。

畢業之后，她沒有選擇留在省城，而是回到溆浦。她記得家鄉女性的處境，也清楚教育的缺口。

1918年，新民學會在湖南成立。毛主席、蔡和森提出“革新學識，砥礪品行”的宗旨。向警予得知后，主動參與其中。

正是在這里，她與蔡和森的聯系逐漸緊密。同年秋，她與蔡暢等人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

這項工作繁瑣而細密，從動員、籌款到聯絡，每一步都需要落實。湖南女界的勤工儉學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1919年12月，向警予隨蔡和森、蔡暢及葛健豪等三十余人遠赴法國。

海上行程漫長，冬季的風浪并不溫和。

白天上課，夜晚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在這一時期進入她的視野。她的關注點逐漸從個人前途，轉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結構。

1920年5月，她與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

留法期間，她始終站在學生運動的前列，留意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反復思考中國的問題。她擅長組織與協調，在紛繁復雜的事務中保持清晰。

1920年至1921年間，向警予與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及建黨設想。隨后，她又與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在法國開展建黨工作，其時間與國內黨的成立幾乎同步。

她頻繁與國內通信，與毛主席保持聯系，為建黨事宜奔走。

這些工作并不顯山露水，卻需要極高的執行力。

于是1936年，毛主席在陜北與埃德加·斯諾談及黨的創建歷史時，明確提到向警予，稱她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女創始人。

1921年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處境急轉直下。華法教育會停止發放生活費，推諉責任。

向警予與蔡和森、王若飛等人組織學生據理力爭，與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展開交涉。

公使館反而聯合法國警方，于10月14日強行遣送學生回國。

向警予當時已懷孕，仍隨隊返國。

1922年初，她回到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最早的一批女黨員之一。

她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位女中央委員，也是中央婦女部的首任部長，更是一個母親。但在向警予心中，始終有一根柔軟的刺。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女兒，是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

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長沙生下了第一個孩子。那是個清明前的早晨，春寒料峭，屋內卻有一份溫柔的歡喜。

她與蔡和森為這個新生命取名“蔡妮”，紀念兩人在法國蒙達尼初次相識的日子，也寄托著一絲他們對生活平靜的向往。可惜，這份寧靜未能久駐。

孩子出生后，他們捉襟見肘，連奶媽都請不起，只能親力親為，輪流抱著襁褓中的嬰兒入眠。屋租高昂，他們便一次次搬遷。某段時間，他們住進了一處舊廟。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向警予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位女性中央領導人，并受命擔任中央婦女部部長。

職務之責重大，她心知不能帶著孩子繼續南來北往，于是作出決定：在南下開展工作的同時，將蔡妮托付給蔡和森的大姐蔡慶熙，在長沙撫養。

八月，她抵達長沙。那是一段奔波與思念交織的日子。在長沙，她見到了許久未見的親人，也再一次見到了襁褓中的女兒。

小小的蔡妮已經能聽懂母親的聲音，一見她便歡跳不已，嘴角仿佛帶著一個稚氣的微笑。可向警予卻知道，這短暫的團聚之后，她將再次離開。

她返回了溆浦。這是她自1919年離鄉赴法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家鄉。故土不變，人事已非。

父親年近八旬，后母體弱，二哥病重，家人都盼她多留些時日。她在家中只停留了兩個多月，便匆匆踏上北返的路途。

離開溆浦前，她回到長沙。就在這里，她聽到了二哥向仙澄病逝的消息。消息來得突然，她一時語塞。面對親人的痛楚，她不能陪伴左右，只能提筆寫信。

那天，她寫下了四封信，分別寄給父母、六哥、大嫂與二嫂。

在給父母的信中，她寫道：“兒書此函，有一耿耿在念之事縈注于兩親之身……此度二哥之變，兩親如不達觀，恐于身體健康更重兒輩不孝之罪，二哥地下有知，恐亦不安于心。兒尤念念不忘，為我八十之老親。”

這四封信，是她一生中罕有的長篇私信，語氣中夾雜著隱忍的悲愴與深刻的自責。她在信中多次提及“不近人情”“不孝不友”。

她責備自己未能守在親人身旁，也責備自己走得太匆忙。

可她終究明白，世間事未能兩全，革命與家庭，始終無法兼顧。

她是個母親，也盡力扮演母親的角色。

她在家書中向父母輕描淡寫，卻藏著掩不住的喜悅：“妮妮見兒即點頭跳躍，歡喜不已，此兒極趣。”這一句短語，幾乎成了她所有母女情感的總和。

事實上，她與蔡妮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數。女兒寄養在蔡家，她奔波于全國各地，信件與只言片語成了母女之間唯一的聯結。

直到1927年初，向警予自莫斯科歸國，經廣州赴武漢前，途經長沙探望女兒。

蔡妮那年五歲。她記得母親在晚上躺下后輕聲問：“誰想和我一起睡呀？”她搶著答：“我想我想。”

第二天早晨，太陽照進屋子，她還賴在床上，母親輕輕拍了拍她的小屁股，笑著叫她起床。

那天的陽光未必特別，母親的笑容卻印得很深。可惜，那一別便是永遠。

革命的道路上，她從未遲疑；可作為女兒、作為母親，她常常覺得自己走得太急，留得太少。

她肩上有革命，眼中有火焰，心底卻始終放不下那一個小小的身影。

父母、兄弟、子女，母校、故鄉、親人，這一切，于她而言，皆非薄情之物。

向警予并非無情無義之人，她心中柔腸百結，念念不忘家山舊地。

她還是決然將革命事業置于心頭最重之處。

她寫信安慰家中雙親：“造真學問，儲真能力，還不是對國家、對兩親、對兄弟、對自身的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嗎？”一紙家書，道盡擔當。

又一言，“兒亦當格外奮發，兢兢業業，以圖成功于萬一耳。”其志其誠，昭然若揭。雖為女子，卻有凌云之志，亦有為國為民之情。她承諾父母要勤學精進，更言：“兒自己身體亦當格外保養，決不敢因循敷衍。”

只字片語，滿紙深情。

她推動成立“婦女解放協會”，聯絡四方婦女力量，團結一致。她不僅是黨的婦女部長，更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開拓者。

她踐行了承諾，卻終難兩全。

她與蔡和森，夫妻共志，清貧度日。稿費微薄，入不敷出。

有年冬日，李大釗致信胡適，推薦蔡和森所著《俄國社會革命史》，信中直言：“蔡和森君所著《俄國社會革命史》，世界叢書內是否可以納入？和森很窮，專待此糊口，務望吾兄玉成之“。革命夫妻，困窘至此。

1924年，向警予再孕，而蔡和森臥病，醫藥無資。舊年將盡，薪水未至，內外交困。她生下第二子蔡博后，又將嬰兒托付蔡慶熙，毅然轉身，復歸黨務。

她終難“格外保養”。為了革命，為了“惟一光明惟一希望”，她付出得太多。

她是革命的新女性，卻也是苦難中堅韌前行的母親。

蔡暢說她：“她是一個勇敢的革命者，但她的生性是十分仁慈的。她不僅對同志和同學很好，就是其他的人，她也幫助他們解決了各種個人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女人沒有衣服，而向警予又只有兩件時，她必定分一件給她。”

在黨內，她是“向大姐”，是“革命的媽媽”。

她愛自己的家庭，也愛勞苦大眾千萬家庭；她念自己的子女，也念天下所有貧困孩童。為此，她寧可舍棄一己之安。

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宋若林出賣，她在漢口被捕。

法庭之上，她先以漢語，后以法語，直質租界官員。

法國領事陸公德對其深表敬佩，不愿將其交出，借口“保護僑民”。

殖民者終究與國民黨合流，撤換領事，將向警予移交給了國民黨。

獄中，她神情從容，守衛無不肅然。

蔡妮記得母親獄中來信：“小寶寶，小寶寶，媽媽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

1928年5月1日，赴刑場之日，她高唱《國際歌》，高呼口號。

敵人驚懼不已，塞石封口，皮帶勒頰，血流滿面。圍觀者無聲落淚。

信仰，是她的燈。意志，是她的骨。

她用生命實踐誓言：為共產主義，舍一己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