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新規落地：博士生“超長延期”，導師或面臨停招

延畢，從學生的“包袱”到導師的“課題”

今年，上海交通大學研究生院印發的一項新規，在教育圈內激起波瀾。《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過程管理實施細則（試行）》明確規定，若博士生出現“超長延期”的情況，其導師的招生資格乃至所在院系的招生指標，將可能受到影響，情節嚴重的導師甚至會被取消招生資格。

圖源：上海交通大學

這一紙規定，標志著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博士生延期畢業這一長期存在的難題，正從主要由學生個人默默承受的“包袱”，轉化為導師與院系必須共同面對和負責的“課題”。

新規：將延畢與導師責任“硬掛鉤”

根據上海交大的新規，學校要求學院和導師及時做好對無法按時完成學業學生的“分流淘汰”工作。其核心在于，對于出現學生“超長延期”（指超過結業后兩年內允許完成學位申請的寬限時限）的情形，責任將不再止于學生個人。

這是一種清晰的問責機制。它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博士生的培養質量與進度，是導師人才培養職責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可割裂的“副產品”。導師不能再僅僅扮演學術指導的角色，而必須對學生的整體培養進程和最終出口負起更全面的責任。

現實：居高不下的延畢率

新規的出臺，直面的是一個嚴峻而普遍的現實。在我國，博士生延期畢業早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個系統性難題。

目前，國內博士生的基本學制通常為3-4年，最長修業年限一般不超過6年。超過基本年限即被視為延期，超過最長年限則屬“超期”。然而，“同屆50個博士生，如期畢業的只有個位數”、“課題組里一半人都在延畢”這樣的描述，在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中已是常態。

來自教育部官網的統計數據，為這種感受提供了冰冷的注腳：博士研究生的未按期畢業率常年盤踞在60%以上。這意味著，每年都有超過10萬名在讀博士生無法在預期時間內獲得學位，徘徊在學術之路的“延長線”上。

延畢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課題難度大、進展不順利；導師對學術成果要求高，學生需更長時間積累；學生與導師在研究方向或節奏上存在摩擦；學生自身動力不足或遭遇身心困境；甚至，部分導師將博士生視為“廉價科研勞動力”，客觀上拖延其畢業時間。長期以來，無論原因為何，延畢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年齡焦慮、心理負擔和職業發展的不確定性，主要由學生獨自承擔。

轉變：從個體困境到共同課題

上海交大的新規，正是試圖扭轉這一局面。它將制度壓力從學生端部分上移至導師和培養單位端，旨在倒逼培養過程的優化。

這一轉變可能帶來多重影響：

1. 促使導師更注重培養過程的科學規劃與動態調整。導師需要更審慎地選題，更合理地評估研究進度，并在學生遇到瓶頸時及時提供有效指導或調整方向，而非任其無限期“耗”下去。

2. 推動建立更及時的分流與退出機制。對于確實不適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導師和院系將有更強的動力及早識別，并引導其轉向碩士畢業或其他出路，減少無效的“消耗戰”。

3. 可能優化師生關系與權力結構。當導師的招生權益與學生的畢業進度掛鉤，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極少數導師濫用指導權、不合理拖延學生畢業的行為。

4. 引發院系層面的資源分配與過程管理改革。院系為保障招生指標，可能需要建立更精細化的博士生中期考核、預警與幫扶體系。

當然，新規也帶來新的挑戰與思考：會否導致導師在招生時更加保守，不敢挑戰有難度的課題？會否為了“按時畢業”而降低學術標準？如何公正地區分延畢責任在于學生、導師還是客觀科研規律？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有更細致的配套措施和評估標準。

上海交通大學的這項探索，是我國研究生教育改革向深水區邁進的一個縮影。它觸及了博士生培養中責權利的核心關系。將延畢問題從學生個體的“包袱”轉化為導師與院系共同的“課題”，其根本目的并非簡單懲罰，而是為了強化培養主體責任，促進培養過程的優化，最終提升博士生培養的整體質量與效率。

這條路能否走通，效果如何，尚需時間檢驗。但它無疑開啟了一個重要的討論：當我們追求一流的科研產出時，如何同時構建一流的人才培養體系，讓每一位投身學術的年輕人，都能在一條更加清晰、規范、負責任的軌道上成長與前行。這不僅是上海交大的課題，也是整個高等教育界需要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

（來源：上海交通大學版權屬原作者 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