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春的名字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名單上，為何未能出席奧運會？

1983年3月25日凌晨，北京同仁醫院寂靜的走廊里傳來一句壓低的聲音——“劉先生，走了。”短短六個字，經值班護士之口飄散開去，很快被體育界的人士證實：那位在半個世紀前只身橫越太平洋、第一次把中國旗幟帶進奧林匹克賽場的短跑名將，永遠閉上了眼睛，終年七十四歲。

第二年春天，當中國奧委會將第二十三屆洛杉磯奧運會代表團名單上報國際奧委會時，劉長春的名字依舊被鄭重地列在顧問、特邀嘉賓一欄。那是一種象征性的敬意，更是一種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握手。只是，這份名單寄到洛杉磯時，人們心里都清楚：那位老人再無法在加州的陽光下抬頭看一次奧運圣火了。

為什么還要把一位已逝去的老運動員寫進花名冊？原因不復雜。其一，他與洛杉磯這座城市有著無法割舍的淵源；其二，中國人回到奧運大家庭不過短短數年，體育主管部門希望用劉長春的故事提醒年輕選手，這一切來之不易。

時間撥回到1909年，遼寧大連近郊的黃土地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少年劉長春每天赤腳奔十里去學校，為的是少磨破一雙只能逢年過節換新的布鞋。誰也沒想到，這段為了節省鞋底而產生的狂奔，會打下中國短跑史最初的底子。

1929年，沈陽華北運動會上，劉長春連奪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冠軍，10秒8的成績與當年的奧運冠軍持平。看臺上，時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當場做出決定：全額獎學金，外加專屬教練。德國名將布奇被請到沈陽，只負責一件事——讓這位中國小伙子學會更科學的擺臂和起跑。

然而訓練場外，戰云密布。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扶植偽滿洲國，并妄圖把劉長春包裝成“滿洲國代表”送上洛杉磯奧運會，借此給侵略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劉長春在《大公報》上發表公開聲明：“余心尚存，熱血未冷，絕不為偽國作牛馬。”短短二十六個字，一時傳遍關內外。

1932年7月1日，東北大學畢業典禮現場，張學良當著上千名師生宣布：“劉長春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第十屆奧運會，旅費我出八千銀元。”掌聲震耳。可距離奧運會開幕只剩二十九天，辦護照、買船票、適應時差，全部得在一口氣里完成。

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橫渡太平洋用了十八天。劉長春抵達洛杉磯時，已是開幕前一夜。唐人街的華人自發打出橫幅：“中國來了！”第二天開幕式，他孤身舉旗繞場，觀眾席上有人感嘆：“這就是一個國家的全部嗎？”答案是：在那個年代，的確如此。

缺訓練、缺裝備、缺恢復，直接反映在成績上：百米預賽11秒35，小組第五；二百米依舊未能突破。有人遺憾，有人嘲笑，可更多人看見了一個國家最初的吶喊。

以后幾年，劉長春仍堅持訓練，卻兩次奧運征戰皆無獎牌。1937年退役時，他才二十八歲。抗戰全面爆發，奧林匹克的榮譽被硝煙覆蓋，他把精力轉向教學，輾轉長春、大連、北京幾所院校，培養了許多省級短跑冠軍。

1952年，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赫爾辛基奧運會邀請電報前夜才送到北京。劉長春深夜與國家體委幾位官員商議，建議“先組成小規模代表團，無論如何把五星紅旗掛上去”。當年的仰泳選手吳傳玉雖然止步預賽，卻成了新中國第一人，跟劉長春一脈相承。

1979年蒙特卡洛的會議室，國際奧委會正式恢復中國合法席位。那一次，中國代表團里出現了劉長春——他作為顧問，表情平靜，卻反復叮囑年輕人：“機會到了，別再讓別人替我們說話。”

進入八十年代，國家體育投入猛增，少年隊拔地而起。1983年春節后，劉長春還在大連工學院操場邊指導學生做30米加速跑。三月的早晨，他忽覺胸口發悶，被家人送醫后再也沒能醒來。

1984年，中方代表團共225人奔赴洛杉磯。許海峰、李寧、周繼紅這些新名字走進聚光燈。代表團出發前的合影里，隊員們把一張印有劉長春頭像的黑白照片擺在前排中央。有人輕聲說：“老先生，這次一起去。”

許海峰在射擊賽場的569環拿下中國奧運第一金那天，北京的辦公樓里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掌聲。體育報編輯部的墻上貼著兩行字——第一行是天津《新青年》1908年的“三問”，第二行是劉長春1932年的誓言。

劉長春沒能出席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是因為生命在一年前就停在了醫院的白色走廊里。然而，他的缺席恰恰讓人們明白：歷史不會在一條跑道終點戛然而止，它會沿著新生代的腳步向更遠處延伸。

今天再提起那份1984年代表團名單，排在“顧問”一欄的劉長春仿佛仍在招呼年輕隊員：“起跑時，別搶，穩住第一步。”那句再普通不過的叮囑，在半個世紀里跨過了戰火、貧窮與孤獨，也回答了題目里的疑問——他無法出席，卻從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