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8日的成都,細雨剛停,空氣里仍帶著潮潤。下午三點半,成都軍區新華賓館二樓的小會客室里,陳士榘抬腕看表,耳邊傳來腳步聲——裴先章到了。門一開,兩位七旬老人幾乎同時站起,相擁,肩膀微顫。沉默十幾秒后,陳士榘壓低聲音:“老裴,陳毅臨終前還惦記著你。”裴先章紅了眼眶,只答一句:“我知道,他一直是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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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重逢,說短不短,整整四十年。時間往回撥,先停在1945年初夏。那時的北平協和醫院走廊昏黃又悶熱,國共雙方談判一場接一場。間隙里,裴先章尾隨陳士榘進了洗手間。水聲作掩護,裴先章問:“真就不能把部隊交出來?”陳士榘沒直接反駁,只反問:“你父親教過陳毅,教的是讀書做事,不是乞降。”一句話,把裴先章噎住,也埋下轉向的第一粒種子。
三年后,1948年冬,天津城外炮火連綿。裴先章已是國民黨第86軍少將參謀長,心里卻打著退堂鼓。就在這時,一封沒有署名的勸降信通過線人送到他手里。字跡娟秀,談不上命令,卻句句在理,他一眼就認出:這是陳士榘的風格。信里沒有提陳毅,可每個字都透著那位師兄的調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何苦?”裴先章徹夜難眠,決定冒險過來“看一看”。
1949年正月,他扮成布匹商人,繞道多條封鎖線,摸進商丘郊外的村子。簡陋草屋里,陳毅迎出來,破棉衣上還有補丁。師哥第一句話卻是開玩笑:“小裴,怎么比我還瘦?”一句輕松,把氣氛拆散。夜里,兩人對坐油燈下,陳毅拿出《論聯合政府》,讓他先看十頁再說話。裴先章翻幾頁便放下:“書里寫的,我路上全見著了。”陳毅點頭:“好,那就幫忙做點事。”
隨后幾周,裴先章接受了一份“特殊委托”:回南京,策反江寧要塞守軍。策略極冒險,但他答得干脆。陳毅撥給他兩名電臺助手、一批經費,只交代一句:“別逞能,活著回來。”1949年4月的江面硝煙滾滾,唯獨獅子山炮臺一炮未響——因為守炮的軍官已經換了立場。解放軍木船順流南下,南京城門在23日午后打開。消息飛抵上海,總前委發來電文:“獅子山順利安撫,功歸裴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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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平定后,陳毅調任上海市市長。5月的一個黃昏,黃浦江碼頭邊,兩人再見。陳毅勸道:“留下吧,上海攤子大,需要懂軍事又懂行政的人。”裴先章沒答應,他申請去西南:“川康那邊我熟,能快點把槍聲停下。”組織批準。1949年底,裴先章利用舊交,再策反三個師,成都沒打幾炮便換了旗。當地百姓把他當“那位說話帶川腔的老軍官”,卻少有人知道他暗中立的功勞。
新中國成立后,陳毅數次邀他來上海常駐,他始終推辭,只說父親年邁要在成都盡孝。上世紀七十年代,陳毅病重,身邊人聽他提到“老裴”不止一次,“多寫信勸他來京走走。”遺憾的是,這事終歸沒成。1980年,裴先章被聘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每月拿一半工資接濟老同學的遺孀。有人勸他“悠著點”,他笑:“當年我在獅子山沒怕過炮,現在更不怕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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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鏡頭拉回1992年春。陳士榘此番來川,本是養病,卻執意先見裴先章。短短兩小時,兩個老人談了兩件事:第一,整理當年策反江寧要塞的全部電報原件,準備捐給軍博;第二,商量給裴野堂先生遺像補拍一張“更像教書先生”的照片。離別前,陳士榘忽然又笑,說了句土話:“都說江湖路遠,其實路就這么長。”裴先章扶著拐杖,答了一聲:“還早,還沒到頭。”
1996年,裴先章因病去世。兩年后,陳士榘病逝北京。文史館的同事把那卷獅子山起義的電報送進檔案館封存,又把那張補拍的裴野堂照片掛在陳列室。照片下方,一行小字:師者,亦父亦友。昔日一所成都私塾的師生情,最終寫進了共和國的編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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