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鐵票倉”反了，保加利亞穩了35年，年終卻把這盤棋下砸了

2025年的尾聲，保加利亞政壇爆發了意料之外的震蕩。就在該國計劃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啟用歐元作為法定貨幣的前三周，全國性的抗議浪潮迫使執政聯盟集體辭職。

乍看之下，這場年終動蕩似乎只是這一年保加利亞政治不穩定的注腳。其深層意義遠超表面的政權更迭。這場運動不僅推翻了由保加利亞歐洲發展公民黨領導、并獲得“新起點”聯盟支持的政府，更直指該國政治生態的核心病灶。“新起點”聯盟是由對權力有著極度渴望的大亨德利安·佩夫斯基一手打造的政治工具。

作為老牌政黨“爭取權利和自由運動”的分裂產物，“新起點”聯盟試圖繼承前者對土耳其族選票的掌控力。2024年9月，該黨因內部路線之爭分裂，佩夫斯基與老一輩領袖艾哈邁德·多安領導的陣營分道揚鑣。盡管佩夫斯基是保加利亞族，但他仍聲稱自己是土耳其族與羅姆族利益的代言人。

但在近期的抗議現場，這兩大少數族裔群體的大規模參與，構成了對佩夫斯基及其所代表的舊有政治邏輯的徹底否定。這是35年來，保加利亞根深蒂固的政治假設——即少數族裔身份必須通過單一民族政黨來進行政治中介——首次遭到如此公開且強有力的挑戰。

1989年后，保加利亞從劇變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充滿痛楚，貧困、經濟危機與有組織犯罪的陰影揮之不去。而在主流敘事之外，所謂的“復興進程”——共產主義政權晚期針對土耳其族、穆斯林和羅姆人的強制同化運動——徹底將該國的民族格局政治化。那場運動曾導致數十萬人被迫背井離鄉，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社會創傷。

正是在這種制度真空與歷史創傷的背景下，爭取權利和自由運動于上世紀90年代初崛起。它自詡為少數族裔權利的守護者，同時也是新政治秩序中的穩定錨點。

在缺乏國家主導的實質性和解機制下，少數族裔的政治代表權被單一政治實體制度化。該黨逐步將龐大的少數族裔群體轉化為穩固的選舉票倉，在特定地區通過掌控市政權力，進而重塑了地方經濟格局。

早期，該黨憑借這一角色獲得了真實的合法性，既表達了族群訴求，也提供了某種程度的保護。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代表職能逐漸異化為一種壟斷。該黨開始將高層權力的獲取、聯盟博弈以及經濟利益的攫取，置于其聲稱要代表的社區多元利益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變發生在該黨極力將自己包裝為保加利亞最“自由派”和“親歐”政黨的時期。2007年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后，該黨通過加入歐洲自由民主聯盟強化了其國際合法性。但在國內，政治調解與經濟實權的界限日益模糊，該黨逐漸與既得利益集團、腐敗網絡及企業化的政治運作緊密捆綁。

隨著這種模式的固化，民族與宗教身份被深度政治化。在主流公眾認知中，保加利亞土耳其族或穆斯林身份幾乎等同于對該黨的政治效忠。這種刻板印象抹平了族群內部的多樣性，使得異議的聲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近乎“隱形”。

現實的物質條件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動態。在該黨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地區，政治忠誠往往直接決定了就業機會和資源分配。盡管裙帶關系和賄選指控不斷，卻難以撼動其根基。而民族主義政客周期性地將少數族裔塑造為威脅，反過來又加強了少數族裔對該黨的依賴。

盡管保加利亞社會黨的支持率確實在下滑——尤其是在年輕群體和城市選民中——但更深層的結構性變化鮮少被公開討論。在選民投票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該黨憑借其鐵票倉維持了穩定的議會席位，盡管其內部社區的不信任感正逐漸加深。

關鍵在于，由此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政治循環，而保加利亞親歐民主派力量對此長期采取了默許態度。數十年來，主流政黨默認土耳其族和穆斯林群體是政治上的“鐵板一塊”，是可以被忽略的“禁區”，從而回避在這些邊緣地區開展直接的政治互動。

這種動態因該黨高度集權、領袖主導的性質而進一步固化——即便在多安正式退出前臺后，權力核心依然穩固。佩夫斯基的崛起及其引發的2013年大規模抗議，首次將這一模式暴露于公眾審視之下。

盡管后來黨內出現分裂，佩夫斯基仍延續了舊體系的核心邏輯：集中控制、非正式權力和根深蒂固的腐敗。作為美國《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對象，他已成為該模式最鮮明的化身，被廣泛指控操縱司法、媒體和監管機構，并利用非正式壓力作為政治控制工具。

當下的抗議浪潮正是源于此。雖然最初的導火索是預算提案，但事態很快演變為對佩夫斯基所掌控的非正式權力結構的全面抵制。

12月1日大規模抗議爆發后，佩夫斯基試圖打出熟悉的“民族牌”，聲稱抗議活動正在動搖國家的政治和民族平衡。然而這一次，策略適得其反：保加利亞土耳其族在抗議現場和媒體上雙雙摒棄了這一遺產。

前所未有的是，保加利亞媒體空間開始突顯少數族裔的真實聲音——他們公開拒絕佩夫斯基代表他們的主張。這些聲音始終存在，卻長期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改變的并非他們的存在，而是他們的可見度：當剝奪佩夫斯基政治合法性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時，少數族裔終于在單一政黨的壟斷之外獲得了表達空間。

12月9日，佩夫斯基通過既有的動員網絡組織了一場反抗議活動，吸引了部分少數族裔參與。然而次日，在許多相同的地區，又出現了明確反對政府及其背后體制的示威活動。雖然少數族裔的聲音在主流輿論場仍顯微弱，但在索非亞及長期被視為該黨“鐵桿據點”的城鎮廣場上，反對聲已清晰可聞。

此時，支撐民族政黨模式的核心虛構開始崩塌：少數族裔公民以獨立政治主體的身份公開亮相，展現出超越強制性民族調解的異議能力與選擇自由。

未來的走向仍充滿變數。舊有壟斷地位的削弱，并不必然轉化為實質性的代表權。如今保加利亞的政治格局中，幾乎不存在可行的渠道，讓少數族裔聲音能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獲得制度性吸納。盡管土耳其族、羅姆族和穆斯林群體占保加利亞人口逾十分之一，其在核心政治職位的競爭中依然缺席。

當前局勢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是1989年后，保加利亞首次出現少數族裔身份開始擺脫強制性政治中介的現象。這一突破究竟會催生真正的多元主義，還是淪為新型排斥機制？其結果不僅將重塑少數群體的生存狀態，更將決定保加利亞民主政治的成色。

索非亞市中心的廣場上，喧囂的口號聲漸漸散去，留下一地被踩得有些泥濘的積雪。一位上了年紀的土耳其族老人整理著手中的標語牌，旁邊站著幾個裹著厚圍巾的年輕學生，他們用保加利亞語低聲交談著，呼出的白氣在寒夜里交織在一起。

并沒有什么宏大的勝利時刻宣告降臨，舊有的高墻也未在一夜之間徹底坍塌。但在這個寒冷的冬夜，當不同族裔的人們不再被一張選票定義，而是并肩站在凜冽的風中時，某種無聲的契約已經形成。它關乎信任，關乎那些尚未被書寫的可能性，更關乎在這個國家，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