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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中旬的北京,天已經很冷了。火車站臺上人頭攢動,紅旗招展,高音喇叭里口號聲此起彼伏。王朝陽背著一個挎包,提著一個帆布大提包,站在人群中,心里卻出奇地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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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陽是六七屆高中畢業生,按說早該有自己的前途和選擇。但在那個時代,“上山下鄉”成了他這一代人共同的去向。 車站廣場大喇叭里一遍遍播放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一起準備下鄉的同學的臉上有激動,有迷茫,也有強裝出來的豪邁。
火車緩緩啟動時,站臺上有人哭了,有人揮舞著手臂高喊口號。王朝陽只是把手伸出車窗,朝遠處的家人揮了揮。他看不清父母的臉,只覺得眼睛有點發酸,趕緊把頭縮了回來。
火車翻山越嶺,穿過華北平原,跨過黃河,越接近陜西,窗外的景色越顯得蒼涼。黃土高坡像一道道起伏的脊背,光禿禿地伸向遠方。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在銅川小站下了火車,又換乘汽車,顛顛簸簸地來到了陜北革命圣地延安。再后來,汽車也開不進去了,王朝陽他們跟著前來迎接的鄉親們,沿著彎彎曲曲的土路,步行走向馬家圪塔大隊。
那是一片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溝溝壑壑,塬上塬下,一眼望不到邊的黃。冬天的風很硬,帶著土腥味,吹在臉上像小刀割肉一樣疼痛。
馬家圪塔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成了王朝陽他們八名北京知青的落腳地。馬隊長把他們領到老鄉家里,臨時借住。老鄉很熱情,騰出最好的窯洞給他們住,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多炕窄,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尷尬是難免的。
晚上躺在陌生的土炕上,聽著屋外呼嘯的風聲,王朝陽常常睡不著。他想起北京的四合院,想起上學時的教室,想起還沒來得及展開的青春。
“這就是以后的生活了。”他在心里對自己說。
直到第二年初秋,隊里才給他們打了新窯,成立了知青點。三孔新窯洞一字排開,雖然簡陋,卻真正屬于他們自己。
那天,他們把行李從老鄉家搬過來,看著窯里鋪著新炕席的土炕,看著一應俱全的生活用品,幾個人站在院子里,心里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
“咱也算有個家了。”王朝陽笑著感慨道。
這個“家”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晚上點的是昏暗的煤油燈,可對他們來說,這是在黃土高原上扎下根的象征。然而,真正的扎根,不只是住在哪里,而是要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969年秋天,大隊書記找他談話。
“朝陽,你是北京來的,文化高,大隊決定讓你去馬家圪塔小學當民辦教師。”
王朝陽愣住了,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當老師,更沒想到會在這樣一所山溝里的小學走上講臺。
“我……行嗎?”他有些猶豫。
“怎么不行?你是高中生,在咱這兒就是大知識分子哩。”大隊書記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給咱馬家圪塔培養幾個有出息的娃娃。”
就這樣,王朝陽成了吳家溝小學的一名民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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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圪塔小學坐落在村頭的土塬上,幾孔窯洞改成了教室。一共四個年級,四名老師。劉校長是公辦教師,負責教三年級;教一年級的是大隊書記的大哥,據說只有小學文化,一直守著一年級的孩子們;教二年級的是大隊會計的兒媳婦,也是小學文化。而四年級——這個學校里“最高的年級”,則交到了王朝陽的手里。
四年級一共十七名學生,十一名男生,六名女生。孩子們大多曬得黝黑,穿著打補丁的衣服,眼睛卻很亮。
第一次走進教室,王朝陽有些緊張。黑板是用墨汁刷過的木板,課桌是用土坯壘起來的,凳子是學生娃自己從家里搬來的。孩子們端端正正地坐著,好奇地打量著這位從北京來的新老師。
“同學們,我叫王朝陽,從北京來,以后就是你們的老師了。”他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親切溫和一些,還特意放慢了語速,生怕學生們聽不懂他說的普通話。
“北京?”有學生小聲嘀咕,“北京離這兒遠不遠?”
王朝陽笑了笑說:“遠,坐火車要好幾天。”“那你還回去嗎?”一個男孩脫口而出。
教室里一下子安靜了,所有孩子都看著他。
王朝陽愣了一下,然后苦笑著說:“那是以后的事情,我現在就在這兒教你們,是你們的老師。”
孩子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剛開始的日子并不輕松,幾個男生特別調皮,上課總是交頭接耳,有人還在下面做小動作。王朝陽批評他們,他們當面點頭,轉頭照樣。
有一次放學的路上,一個叫馬二奎的男生,竟然拿粉筆在王朝陽背后畫了一個大圓圈,還笑著說:“王老師得了一個大零蛋。”引得學生們都來圍觀。
王朝陽停下腳步,回頭看著馬二奎。馬二奎站在那里,臉上帶著挑釁的神情,又有一點緊張。
“你為什么要作弄老師?”王朝陽壓著火問。“誰讓你總批評我?”馬二奎嘟囔著。
那一刻,王朝陽突然意識到,這些孩子并不是單純的“壞”,他們只是野慣了,沒什么規矩,也不真正明白“老師”這兩個字的分量,更不知道老師批評他是為了他好。
他深吸了一口氣,沒有再責罵,只是說:“你作弄我,我心里會難受。以后,不準再這樣。”馬二奎撇撇嘴,沒吱聲,轉身跑開了。
慢慢地,王朝陽發現了一個讓他哭笑不得的問題——班上不少男生的頭發很長,亂糟糟地堆在頭上,看起來像一蓬亂草。還有一些學生,頭發不算長,卻剪得奇形怪狀,像是在頭頂扣了個碗,沿著碗邊剪了一圈。
一天下課后,他叫住了幾個頭發最長的男生。“你們怎么不理發?”他問。“家里沒人會剪頭。”一個男學生撓撓頭,“俺大天天出山勞動掙工分,俺媽也不會剪頭發。”
“以前是誰給你們剪?”
“有時候是俺爺,有時候村里誰會剪就讓誰剪剪。”另一個男孩說。
王朝陽看著他們亂蓬蓬的頭發,心里突然生出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這些孩子的生活,遠比他想象的要艱難。他們缺的不只是書本和文具,還有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他想起自己在北京時,每隔一段時間,父親就會帶他去理發店,坐在轉椅上,聽著推子“沙沙”的聲音,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一點點變得精神。那時候,他從未想過,理發這件在城市里再普通不過的小事,在這個黃土高原的小山村,竟然成了一種“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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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天,趁著學校不上課,王朝陽步行十里路,去了公社的供銷社,他想買一把推剪給學生理發。可公社供銷社沒有推子,王朝陽白跑了一趟,他給學校買了粉筆和黑板擦,還給學生買了鉛筆橡皮。第二個星期天,王朝陽起了大早,步行到公社汽車站,坐車去了縣城,在縣城總算買到了推子和剪刀。
回到知青點,他把推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人好奇地問:“你買這個干嘛?你又不會剪頭。”“我想學習一下,給學生剪。”他說。
從那天起,王朝陽的“第二課堂”開始了。
不上課的時候,他會在教室里騰出一塊地方,讓頭發長的學生排隊,挨個來理發。剛開始,孩子們還有些不好意思,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愿意第一個坐到他面前。
“來,馬二奎,你先來。”王朝陽點了那個曾經用粉筆在他后背畫圓圈的男孩。
“我不剪,我家沒錢給你。”馬二奎用手捂住頭,一邊說一邊往后縮。
“你頭發都快遮住眼睛了,再不剪,上課看不見黑板。”王朝陽故作嚴肅,然后又微笑著說:“老師給你剪頭發,不要你一分錢。”
學生們哄笑起來。馬二奎臉一紅,只好走了過來,不太情愿地坐到他面前。
王朝陽把一塊舊毛巾圍在他脖子上,握緊推子,有些緊張。他在心里回想自己以前在理發店看到的步驟,先從側面開始,一點一點往上推。
推子“沙沙”地在男孩的頭上走過,剪下的頭發落在地上,頭皮上還能看到爬動的虱子。孩子們圍在一旁,好奇地看著。
很快,王朝陽就不那么緊張了,推子在他手里漸漸有了感覺。雖然談不上什么發型,但至少比原來亂蓬蓬的樣子精神多了。剪完之后,王朝陽讓他去水缸邊照照看。
“哎,還挺好看哩,比上次俺爺給我剪的好看多了。”馬二奎很高興,笑的眼睛都瞇成了一條縫。
之后的日子里,每逢星期天不上課,或者傍晚放學以后,王朝陽的“理發店”就開張了。他不收一分錢,一個接一個地給孩子們剪頭發,也給知青們理發。
起初,他只會剪最簡單的“平頭”,后來慢慢摸索,竟然也能剪出幾種不同的發型。有的孩子喜歡頭發留長一點,有的則希望剪得短些,涼快。王朝陽就根據他們的頭型和喜好,盡量讓他們滿意。
“老師,你咋啥都會?”有一次,一個女生忍不住問。“我也不是啥都會,不會就學,認真學就能學會,學習也是這樣,只要認真學,就能學習好。”王朝陽笑了笑,還把理發跟學習聯系在了一起。
王朝陽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實很有限,他改變不了黃土高原的貧瘠,改變不了這里落后的教育條件,也改變不了這些孩子注定要面對的艱難生活。但至少,他可以讓他們在走進教室的時候,看上去更干凈、更精神一點。還有,他會讓孩子們知道,黃土高原以外,還有更廣闊的天地。
慢慢地,學生們對他的態度變了。上課交頭接耳的少了,故意搗亂的也少了。馬二奎雖然還是有些調皮,卻再也沒作弄過老師。有時候,他還會主動幫老師擦黑板、搬凳子,批評調皮搗蛋的學生。
有一次王朝陽感冒了,嗓子啞得說不出話。第二天走進教室,他發現黑板已經被擦得干干凈凈,講臺上整整齊齊地擺著幾樣從山上采來的草藥。
“老師,俺娘說這藥治發燒嗓子疼,你回家熬水喝了發發汗,趕明嗓子就不疼了。”一個男生小聲說。
那一刻,王朝陽心里一熱。他忽然明白,自己用一把推子,換來的不只是孩子們干凈利落的發型,還有他們對“老師”這個身份的信任和親近。他開始更加認真地備課,想辦法讓課堂變得生動一些。他給孩子們講北京的故事,講火車、高樓、天安門,也講外面的世界。孩子們聽得入迷,常常下課鈴響了還意猶未盡。
“老師,你以后要是回北京了,還會記得我們嗎?”有一次,一個男孩問。王朝陽愣了一下,說:“會。”
“那你會不會回來看看我們?”
“會。”他又說了一遍。
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在那個年代,個人的命運像風中的樹葉,誰也說不準會被吹到哪里。但在那一刻,他是真心希望自己能記住這里,記住這些孩子,記住這所黃土高坡上的小學。
九年多的時間,在黃土高原的風雨里,慢慢過去了。這九年里,王朝陽從一個剛離開北京的青澀青年,變成了一個皮膚黝黑、雙手粗糙的“老知青”。他習慣了窯洞的昏暗,習慣了土炕的硬度與溫暖,習慣了每天走在塵土飛揚的小路上,去那所小學上課。
他給一屆又一屆的孩子理發,也給村里的年輕后生和老人理發。看著學生們從矮個子變成高個子,從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到慢慢有了新衣裳。有的孩子小學畢業就回家務農,有的則去公社或鄰村聯辦中學上初中,走出了馬家圪塔。
每當有學生要離開,去更遠的地方讀書,王朝陽都會在他們臨走前,給他們剪一次頭發,給他們送上一些學習用品。
“去了外面,要像個有文化的人。”他一邊剪,一邊叮囑,“好好讀書,別偷懶。”孩子們點點頭,心里有感動,眼睛里有不舍,也有憧憬。
1977年秋后,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王朝陽激動的一夜未睡,對他來說,這可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他猶豫過,九年的知青生活,讓他對馬家圪塔有了很深的感情。這里有他的學生,有他的同事,有他的親人,也有他的青春。但他也清楚,自己不能永遠待在這里。他還年輕,還有未完成的夢想。
“你報名參加高考吧,你是高中生,一準能考上。將來有出息了,別忘了咱馬家圪塔就行。”劉校長鼓勵他說道。
“老師,你去考。你考上大學,我們就跟別人說,我們老師是大學生。”學生們也都對他說。
那一刻,王朝陽忽然覺得,自己并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個選擇。他的背后,有整座山村的期待。
那一年冬天,他報名參加了高考。白天,他照樣給孩子們上課,給他們理發;晚上,他點著煤油燈,在昏暗的燈光下復習功課。書本翻得卷了邊,筆記寫滿了一本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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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結束后,他繼續回到講臺,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直到有一天,錄取通知書寄到了馬家圪塔。
“王老師,你考上北京師范大學了!”有人在村口就朝他喊。
孩子們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問:“老師,你要走了嗎?”
王朝陽看著他們,心里酸酸的。他知道,自己終究還是要離開這片生活了九年多的土地,離開這所土窯洞小學,離開這些把他當成“北京來的老師”的孩子們。
臨走前的那幾天,他幾乎每天都在給學生和村里人理發。有人頭發并不長,也堅持要他再剪一次。
“老師,你再給我剪一次吧,等你走了,就沒人給我剪這么好看的頭了。”
王朝陽笑著說:“以后你們長大了,去公社,去縣城,有更好的理發店。”“那不一樣。”孩子搖搖頭說:“他們不是你,不是我們的老師。”
離開馬家圪塔的前兩天,王朝陽去了一趟縣城,買了一把新推子,買了剪刀,還給學生們買了學習用品。鉛筆橡皮和本子,每個學生都有份,新買的推剪送給了學校。離開那天,村里的人都來送他。孩子們站在土塬上,朝他揮手。有人哭喊著王老師別走,有人往他挎包里塞雞蛋塞紅棗,有人上前拉著他的手。
“老師,你還會回來嗎?”有人大聲問。“會。”他大聲回答。
隊里送行的毛驢車顛簸在土路上,黃土被車輪卷起,在空中飛揚。王朝陽坐在毛驢車上,回頭望去,只見那幾孔熟悉的窯洞教室,靜靜地站在塬上,像一張永遠不會被時間抹去的老照片。
幾年后,王朝陽離開了大學,走上了工作崗位。他在北京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每當夜深人靜,他總會想起馬家圪塔,想起那所小學,想起教室里那把被他用得發亮的理發推子。
退休后他回去過幾次,每一次回去,都能看到馬家圪塔的變化:土路變成了水泥路,土窯洞變成了闊氣的磚石窯,學校也蓋起了新的校舍。當年的孩子們,有的成了莊稼漢,有的在外面打工,有的則像他一樣,走出了大山,在城市里扎下根,還有一名學生,是從副縣長的位置上退下來的。
當年的學生見到他,都會熱情地喊一聲:“王老師!”然后笑著提起當年的事。
“要不是你給我剪頭發,我當時都不知道啥叫干凈利落,要是沒有您的教誨,我就不會考上師范……”“你那時候天天說我調皮,現在我孫子也調皮,這時我才知道你當時批評我是為我好。”“老師,你知道嗎?我跟別人說,我小學老師是北京知青,他們都很羨慕我。”
每當這個時候,王朝陽都會笑著擺擺手:“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可他心里明白,那段在馬家圪塔當民辦教師的日子,是他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
他曾用一把普通的推子,給孩子們剪去亂蓬蓬的頭發,也在不知不覺中,幫他們剪去了一點自卑,剪來了一點自信。他曾用一塊黑板,在黃土高原上,為孩子們畫出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也為黃土高原上的娃娃們指明了通往外面的路。
而那片土地,也用九年多的風風雨雨,在他的生命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記。
很多人問過他:“王朝陽,你后悔去插隊嗎?”
他想了想,說:“那是時代的選擇,談不上后悔不后悔。但如果說有沒有收獲,那一定是有的。”
目前,當人們再提起“知青”這兩個字,往往會想到口號、運動、犧牲和代價。但在王朝陽的記憶里,“知青”這兩個字,也有孩子們干凈的平頭,有教室里朗朗的讀書聲,有煤油燈下翻舊的課本,有推子劃過頭發時“沙沙”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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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被黃土和歲月掩埋的往事,卻在他心里,永遠不會褪色。因為,在馬家圪塔,他不僅是一個知青,更是一名老師。是一個用推子,為孩子們剪去貧窮陰影的老師。是一個用黑板,為孩子們點亮希望的老師。是一個把第二故鄉,真正放在心里的老師。
作者:草根作家(感謝王老師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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