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 | 走出中國近代史

章開沅

走出中國近代史

題記：上下延伸是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橫向會通是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為了回歸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畢竟是我們研究的主體。只有把中國近代史置于更為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的時間里和更為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里，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

史學正在遭到冷落，現代文明的沉疴痼疾已經使人類處于嚴重災難之中，并且面臨著更為嚴重的災難。重建精神文明，挽狂瀾于既倒，糾正現今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乃是包括歷史學家在內的一切有識之士的共同職責。

史學是永遠不會消亡的，正如它研究的對象——歷史本身永遠不會消亡一樣。歷史是人類的具體記憶，不僅是史事的記憶，而且是經驗的記憶，智慧的記憶。歷史本身就是一個精神資源的偉大寶藏，發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建設當代健康有益而又豐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歷史學家具有無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對于歷史學家的定位，再沒有比司馬遷更好的表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布洛赫說過類似的話：“確實，盡管處在持續不斷的生存危機中，每當西方社會對自身產生疑惑之時，我們都會反躬自問：西方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習得是否正確？請讀一讀前人們所寫的那些文字吧，同樣，也請讀一讀可能在將來會形成文字的今天人們的見解吧！”（《歷史學家的技藝》）而我自己亦曾有感而言：“過去、現在、未來，總是前后連續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對而言的。基于這種認識，歷史學家不僅應該積極參與現實生活，而且應該成為把現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實生活，并且與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來。”（《尋求歷史與現實的契合》）

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首先應該是這樣的歷史學家！

章開沅先生

為了更好地建設這個學科，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必須走出中國近代史！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又是一個較遲進入近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古代史即使不包括史前史，也有四千年以上的輝煌，有那么豐富的蘊涵與風光。中國近代史起初只界定為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間的八十年，后來雖然大家都同意延伸到新中國誕生，那也只有一百一十年，因此被稱為近代百年史。由于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進入近代的，所以這一百多年充滿著民族的屈辱與災難。

作為歷史學的二級學科來說，中國近代史更難以與中國古代史相提并論。歷經數千年的延續積累，中國古代史早已從成熟進入絢爛，人才輩出、巨構如云，僅汗牛充棟的二十五史就讓全世界嘆為觀止！中國近代史由于其生也晚，而成為史學一個稍為有模有樣的分支則更晚，很難說已經出現多少大師與經典性的名著。當然，這并非由于中國近代史學者的懈怠，也許他們的筆略藍縷還比古代史學者歷經更多的艱辛。

中國近代史成為一個學科，畢竟只有半個世紀或稍多一點時間，而且其成長過程又是先天不足與后天失調。解放前，在史學這個行當里，中國近代史的地位頗為卑微。其前半段（即道成至光宣）只是作為清史的附庸，真正有成就的研究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民國建立后的那一部分，較受重視的是國民黨黨史，太平天國史之所以能夠一枝獨秀，也未嘗不是由于國民黨認為洪、楊乃是他們的革命先驅。至于民國史，南京政府雖有國史館的設立，但拘泥于后朝修前朝史的陳舊規矩，幾乎無所作為。少數民間學者（如李劍農、陳恭祿等）曾經潛心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撰著，但對于那些見多識廣的古代史學者來說，這無非是史料編輯或新聞匯編，算不了什么真正的學問。這種印象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歷史學科評議工作中仍時有浮現。

不能簡單地認為某些古代史前輩學者囿于成見，應該承認我們這個學科仍然不夠成熟。全國解放以后，由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不斷批評“厚古薄今”，人們逐漸重視中國近代史的學習與研究。大學歷史系教學計劃的課時分配，作為基礎課的中國近代史有些時候甚至可以與古代史平分秋色。但是對于中國近代史的定位仍然存在缺陷，在某些領導看來，這門課程無非是講述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鋪墊，因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便成為中國近代史的準繩與預設框架。人們未嘗不想改變這個狀況，但曾經先后熱烈討論過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線索問題、體例問題等，都很難突破這個框架。

于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只能側重于事件與人物，而且主要是革命的與愛國的事件與人物。應該肯定，“文革”前若干事件、人物與其他專題研究是有成績的，“文革”后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各種研究會紛紛建立，其格局也大體上反映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學術基礎。但是，這種格局又嚴重地妨礙了中國近代史的進一步發展。大家都不滿意這種現狀，都希望這門學科有新的較大突破。建議加強經濟史研究者有之，建議加強社會史研究者有之，建議理論、方法更新者更多。

這些建議及其相應努力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并促成二十多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盛。但是這些建議又仿佛缺少點什么，那就是對學科整體發展的深層思考。我在十幾年以前，曾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一文中提出上下延伸與橫向會通問題，說的雖然是辛亥革命，但已經開始考慮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整體發展問題。

上下延伸的實質就是歷史的連續性（Continuity）問題。前人曾以“抽刀斷水水更流”一語說明歷史的前后難以割裂。我則更欣賞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五律一首中的兩句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其中即蘊涵著歷史連續性的深切領悟。法國年鑒學派布洛赫表述得更為明確，他在《歷史學家的技藝》遺稿中指出：“不少人只是把時間看作一種計量單位，他們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將時間分割成性質相同的碎片。與此相反，歷史的時間卻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現實，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轉。……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源于這兩種屬性的對立。”

布洛赫并非僅僅提出問題，他認為：如果“從不間斷的時代順序中抽出兩個連續的階段”，認識前一階段對于了解后一階段是必不可少的。他反對那種簡單地“以世紀來標志時代”的時髦傾向，因為這并無合理的史實基礎，因而有弊而無利。沒有一條歷史法則能夠證明：“01”年恰好是一個時代的開始，而“00”年是這個時代的結束。因此，史學界不應該把任意選擇的、如鐘擺一般千篇一律的節奏強加給歷史。其結論是，人類時間不會千篇一律地永恒不變，也無法像鐘表計時那么劃一死板。現實要求的測量標準能適應其節奏的變化，界限又要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有了這種可塑性，歷史才有希望進行分類，也就是如柏格森所言，逼近“現實的輪廓”。

社會變遷是一個漸進的漫長的過程，即令是最偉大的革命也不可能在一個晚上（甚至三五年）把舊社會改變成為新社會。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無非是為研究的方便而設定的一個時間界標。戰爭及其結果誠然對中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卻是經過數十年逐漸顯示出來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版圖廣袤人口眾多的大國。因此，絕不能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描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圖案，簡單地搬進19世紀40年代或50年代的中國。必須看到，在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清王朝覆滅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大體上仍然是沿襲于明、清，有些則必須上溯到秦漢。我說的走出中國近代史，首先就是走出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在基礎知識與學術視野兩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視明清之際經濟、文化的內在變遷；同時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為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時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襲與運動，并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誕生而立刻消亡，所謂“掃蕩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云云，還需要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時間。我們千萬不可忽視，仿佛已經死亡的舊事物，如果具有一定的土壤和氣候，它還可能披著新的外衣再生。

我所說的橫向會通有好幾層意思。

就中國近代史本身而言，社會乃是一個整體，經濟、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們可以側重研究某一部分，但卻應該把握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特別是局部與整體之間的有機聯系。

就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而言，應該把中國史當作世界史的一部分來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世界市場的擴大，近代中國與外在世界的關系更加日趨緊密，中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國際風云變幻的影響。我們必須加強國際關系的研究，同時還需要從事近代中西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政治體制、革命運動、民族關系、社會心理、宗教流派乃至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比較研究。

就當代學術科際整合發展趨向而言，我們也需要繼續努力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史學研究，不宜墨守單一的考據實證成規，妨礙本學科開創新局面。當然，在現代學科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我們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然而卻不能不要求歷史學家具有多元的知識結構，因為歷史本身的結構就是多元的。知識單一、貧乏而且陳舊的史學工作者，不可能成為一個名實相副的當代歷史學家。

不過，考據實證仍然是歷史學家的看家本領（基本功），沒有實證作為基礎，任何巨大而華麗的史學架構就仿佛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這是由于“歷史是歷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歷史學家的技藝》）。我國的考據學到清代已發展成極為精微細密的功夫，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優秀史學傳統繼承過來并加以發揚。拋棄祖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一味追隨于西方史學的新潮流，那并非是真正獨立自主的與國際接軌。

總之，上下延伸是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橫向會通是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為了回歸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畢竟是我們研究的主體。只有把中國近代史置于更為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的時間里和更為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里，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

走進歷史，理解歷史，把自己重新體驗并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這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本文原為《近代史學刊》發刊詞，載于《近代史學刊》2002年第1輯，收入本書時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