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我心中的楊翼驤先生

新中國成立初期，進入南開的教師，有的是教育部推薦的，有的是院系調整時服從分配來的，有的是聘請的，有的是個人自薦來的。楊翼驤先生是受聘而來。1952年鄭天挺先生任系主任，我為系秘書，鄭老為充實師資陣容，曾多次帶我赴京延攬人才，聘請賢能。一次于赴京的路上，鄭老提及時任教北大的楊翼驤。鄭老曾是北大秘書長、北大歷史系系主任，對楊極為器重并推崇。1953年楊先生遂成為南開人。

楊先生治史領域一是秦漢史，一是中國史學史。他來校后，中國古代史教師結構即完整無缺，王玉哲講先秦史，楊翼驤講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楊志玖講隋唐宋遼金元史，謝國楨講明史，鄭天挺講清史。這樣一個群體，真是兵強馬壯，一時令諸校同行艷羨，南開史學名聲大振。

楊先生具有一種歷史學家演講的天才。他口才好，語言簡潔明快，講課內容豐富，條理清晰，板書規范，又常常穿插一些故事，更引起聽眾極大興趣。他重視原始資料，授予同學以研究歷史的方法。我愛逛書攤，20世紀50年代勸業場、天祥商場樓上舊書店多，一個星期總得去兩三次。我碰到一些同學也有這種習慣，他們說是楊先生指引他們來的。

楊先生多才多藝，興趣廣泛，是歷史系教師中最活躍的人。他治史之外，喜愛書法，寫得一手好字。他一直是一位運動員，打乒乓球、踢足球都很出色，還是圍棋高手。他也有不好的習慣，就是抽煙和飲酒，當時南大有個小賣部，最好的酒都給他留著。

楊先生的美德很多，處理任何事都極認真，一絲不茍。1960年擔任副系主任，責任心特強，辦公室負責同志于可和左志遠回憶，1961年貫徹“高教60條”和學校制定的細則，對于如何對待學生考試不及格問題，楊先生提出凡4門課不及格，經幾次補考仍不及格者，應退學。問楊先生英語課是否為主課?回答：“是主課。”楊先生認為課代表制度是提高教學質量的好辦法。同學常常不好當面向老師提出不滿意意見，可經過課代表的方式來表達，他要左志遠經常收集這方面材料，左每月匯集兩次，寫出報告。有的青年教師講課不夠理想，楊說：“應扶持青年教師，向同學做工作。”當時系里經常請北京著名學者來演講，開闊學術視野，楊先生對這一活動極為關注。60年代，歷史系領導每周都開碰頭會，稱黨政聯席會，商討教學問題。楊先生詳細地陳述、判斷、剖析種種問題。

1965年到1966年，歷史系師生到鹽山參加“四清”運動，我和楊先生等都住在縣城內西隅一農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楊先生有進一步的了解。也常談天，他鮮明表示師道尊嚴的必要，談及1958年“拔白旗”運動，青年教師和學生不顧事實，粗暴地批判老師，造成師生間的不和和對立，是極端錯誤的，是缺乏理智的。對此我那時曾寫過一張大字報，貼在勝利樓二樓，抨擊一些年輕人的輕率。楊先生當時講：“老魏有這樣的膽量!”他曾讓大家去看。這是我們相互信賴、友誼加深的一個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中，我倆都是受害者，大難臨頭，飽經苦難，彼此同情不幸的遭遇。見面只輕輕點一下頭，心照不宣。我們之間的關系更進一步密切。記得十年浩劫結束后，王成彬宴請幾位老先生聚餐。楊翼驤轉述周基堃幾句俏皮話：“鄭天不再挺，魏宏亦不宏(紅),楊翼已不驤(香),楊志不長玖(久)。”大家泯然一笑，醫治內心創傷。

1978年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歷史新的一頁。學校秩序逐漸回歸正常，有志于事業的教師又忙碌起來，作為教師，繼續傳道、授業，師生之間亦師亦友的情誼勃然興起。楊先生因為有豐富的史學根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活躍。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所長梁寒冰組織編纂的《中國歷史大辭典》,請鄭天挺任主編，請楊翼驤和吳澤任史學史主編。楊先生花了兩年多時間，條目逐條逐字審視修改，使史學史卷得以完成。他編纂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共三冊，其年限自先秦至明代，有考證有序言，是史學史領域重要的學術開拓，是一不朽之作，為學界所注目。他的成就，使他不愧被譽為我國史學史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作為史學家，他有豐富的治史經驗和功力。對學界出現的不良傾向，如浮夸、爭名爭利、隨意解釋歷史書籍上的名詞、概念等風氣，他都很感慨，認為這種不正的學風，危害極大，是學界的不幸，國人應警醒，制止這種不正之風，學者應自律，樹立起深厚的文化修養和高遠的精神境界。

楊翼驤是一位不同凡響的學者。記得1986年他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的經過。那一年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在京西賓館開會，歷史學科評議組組長宿白教授讓我介紹楊先生的狀況，與會者驚人的一致，無任何疑問，沒有幾分鐘就通過了。楊先生作為史學史的領軍人物，是眾望所歸。

楊先生一生講求實際。他在求知路上的奮進精神，是我們后輩應該永遠學習的。

原載魏宏運：《南開往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