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虹 張端鴻：高校應積極改變人才培養的邏輯

作者

劉 虹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張端鴻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在過去十年里，考研常被視為畢業生在就業壓力下的“理性選擇”。但近三年來，“考研熱”降溫趨勢已經非常明顯。乍看之下，這似乎意味著年輕人對繼續深造興趣減弱。更深層的原因則是，技術革命、產業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的重構，正在悄然改變學歷與競爭力之間的轉換關系。人工智能加速滲透，產業鏈加快重塑，職業世界的“崗位邏輯”正轉向“能力邏輯”，傳統的“學歷即能力”“升學即提升”的路徑不再像過去那樣穩妥。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特別強調教育要適應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在制度上推動教育科技人才的統籌發展。這意味著，“考研熱”的波動不僅是學生層面的擇業心理變化，更是教育供給側改革時不我待的現實倒逼。當市場對人才的需求快速迭代，而教育供給仍以傳統模式運轉時，學生自然會尋找更具確定性的路徑。當企業對復合能力、創新能力、人機協同能力的需求日益明確，而高校培養體系仍以知識灌輸與學科邏輯為主導時，人才培養的結構性不足便愈發明顯。

過去，“考研熱”背后有著強烈的“結構性驅動”作用，就業崗位增長放緩、本科生起薪水平有限、企業偏好高學歷篩選、學歷競爭的社會心理等因素交織作用。如今，AI時代的能力門檻正在重新定義職場價值，跨學科整合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結構化思考能力、真實場景中的問題解決能力，成為越來越多行業的“硬通貨”。學歷不再自動對應能力，能力也不再單一地由學歷決定。

當前中國處于新質生產力躍遷的關鍵階段，對高層次人才結構提出了更精準的要求。多元化的人才需求無法僅通過“學歷數量”來滿足，而是要求高校真正把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作為核心任務，把更多制度資源、評價資源、教學資源從“規模擴張”轉向投入“質量提升”。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建設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人才制度體系，其內在含義正是促使高校跳出傳統的培養路徑依賴，面向未來產業需求倒推教育模式創新，讓教育供給與技術變革和經濟結構轉型同頻共振。

“考研熱”降溫不能簡單理解為學生在“逃離”。相反，這是一種對教育供給端的新期待。學生越來越清楚，學位不是萬能鑰匙，自身發展的關鍵是教育能否讓他們掌握智能時代的核心能力。高校若仍以“繼續讀書”為邏輯，而不是以“能否真正提高學生的能力和競爭力”為邏輯，就會錯過轉型的窗口期。專業設置、課程體系、實踐環節、評價制度，都需要圍繞“能力導向”重新組織。

從供給側改革的視角看，關鍵不是學生是否“愿意讀”，而是高校是否“值得讀”。現實中，一些高校的碩士培養仍然停留在“課程+論文”的傳統模式，未能形成有效的科研訓練機制、跨學科協同機制、企業深度參與機制，也未真正建立起以創新貢獻為導向的評價機制。這使得部分碩士項目的質量難以支撐其培養目標。“考研熱”降溫并不意味著高層次人才不再被需要，而是市場不再為“質量不高的研究生教育”買單。供給側不改革，需求側自然不會盲從。

當前更緊迫的問題是，高校如何把“考研熱”降溫視為一次深刻的結構性信號。一方面，應推動專業與產業鏈需求更加精準對接，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數據密集型科研、工程驗證、綠色低碳等新領域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另一方面，要真正改變培養路徑，讓學生在碩士階段能夠獲得真實的研究體驗、跨界合作經驗、復雜問題解決能力訓練。高校需要著力讓每一個培養環節都能夠對學生產生實質性增值，而不是作為升學、就業或科研考核的衍生物。

“考研熱”的降溫不必被視為負面現象，而是在供給未充分改革的階段需求的自然回落。當學生更關注能力而非學歷，當企業更注重真實勝任力，當國家更強調教育與科技、產業的深度融合，碩士教育的質量提升就會成為不可回避的時代主題。高校如果能抓住這一輪結構性調整的契機，推動培養體系的全面變革，未來的研究生教育將會更加健康、更具競爭力，也更能承擔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培養人才的使命。

關鍵的是，要從“考研熱”降溫中看到教育變革的內在邏輯。人工智能改變了人才需求，技術革命重塑了競爭規則，學生選擇更具理性。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核心就是讓教育真正為國家戰略服務、為技術時代服務、為青年能力發展服務。教育供給側改革不是可選項，而是硬約束。只有把質量作為第一導向，把能力作為第一目標，把學生發展作為第一價值，中國的研究生教育才能在新的時代周期中具備真正的吸引力。“考研熱”的降溫并不是終點，而是教育供給側改革走向深水區的起點。

來源丨《社會科學報》 （2025-12-18 第4版 國內信息）

圖源丨攝圖網

編輯丨徐杜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