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楊秀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水火不容地步的？

太平天國能夠發展起來，與洪秀全、楊秀清的合作是分不開的。

太平天國后來走向內訌，也是從洪秀全、楊秀清的水火不容開始走向高潮的。

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如何由緊密合作，一步步走到水火不容的呢？

1846年-1848年三月：楊秀清是洪秀全事業發展的忠實擁護者

1846年，在曾玉珍的介紹下，楊秀清與蕭朝貴加入了拜上帝會。

當時，洪秀全尚在廣州老家搞理論創造，在撰寫《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拜上帝會的理論書籍，還沒有過來指導工作，拜上帝會的實際工作由馮云山負責領導。

到1847年十月，洪秀全才來廣西，會合馮云山等人。

當時，拜上帝會的教主是洪秀全，主要領導就是洪秀全與馮云山二人。

而楊秀清當時尚未進入拜上帝會的權力中心，屬于執行層的早期會員。

但是，楊秀清、蕭朝貴等人，當時活動十分積極，積極宣傳拜上帝教的思想，動員群眾加入拜上帝會。

洪秀全、馮云山畢竟是廣東人，在廣西人生地不熟，拜上帝教能迅速壯大起來，與楊秀清、肖朝貴等人的努力自然是分不開的。

因此，在最早期，洪秀全在上，楊秀清是洪秀全事業發展的積極擁護者。

1848年三月-1848年十月：洪秀全與楊秀清等人重構關系

洪秀全與楊秀清關系的第一個轉折點，發生在1848年初。

拜上帝會的壯大，引起了當地士紳和官府的警惕。

因此，1841年一月，馮云山被逮捕入獄，洪秀全則返回廣東去營救馮云山，也離開了廣西。

如此，拜上帝會出現了群龍無首的局面，人心浮動，有渙散的危險。

1848年三月，楊秀清表演“天父下凡”，穩定了人心，使拜上帝會危而復安。

直到當年九月，蕭朝貴才表演“天兄下凡”。

也就是說，在1848年三月到九月，楊秀清是獨力支撐著局面的。

此后，洪秀全、馮云山回到了紫荊山。

此時，洪秀全與楊秀清等人的關系，勢必要進行重構！

洪秀全，畢竟仍然是教主。

而楊秀清、蕭朝貴，又能夠為天父、天兄代言，擁有隨時凌駕于洪秀全之上的地位。

因此，此時，拜上帝會的最高領導權，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了。

在一般情況下，“天無二日，地無二主”，這個時候就應該要攤牌決斗了。

然而，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選擇了重構關系。

洪秀全承認了楊秀清、蕭朝貴代言天父、天兄的身份；而楊秀清、蕭朝貴則在代言天父、天兄時，借天父、天兄之口，進一步確立了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和上帝之子的身份。

當年十月，洪秀全在與代天兄下凡的蕭朝貴對話中，確立了楊秀清、蕭朝貴也是天父之子的宗教身份以及軍師身份。

由此，拜上帝會及后來的太平天國，形成了“軍師負責制”，也就是洪秀全高高在上為宗教領袖，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后來蕭朝貴又拉了韋昌輝）為軍師，負責實際工作的權力格局。

后來，人們都指責，甚至嘲笑洪秀全與楊秀清等人的這個權力重構。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沒有楊秀清的“天父下凡”；如果楊秀清“天父下凡”后直接否定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洪秀全等人回來后不承認楊秀清等人的“天父下凡”（在洪秀全、馮云山不在的半年多里，拜上帝會就靠這個維系著信仰和組織關系）；如果當時洪秀全與楊秀清等人不如此重構權力，那拜上帝會土崩瓦解是必然的！

正是這次合作，使拜上帝會渡過了第一個危險期，持續穩定發展，這也才有了后面太平天國的那些歷史！

也就是說，在這次權力重構中，雖然洪秀全與楊秀清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系，但當時他們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權力斗爭，仍然是一種以合作為主的關系。

1848年十月-1851年一月：洪秀全與楊秀清一起受到排擠

然而，在此后一段時間里，洪秀全與楊秀清都受到了排擠。

這段時間，蕭朝貴才是最為活躍的一個。

蕭朝貴頻繁地施展“天兄下凡”，搶過了實際領導地位。

一方面，蕭朝貴與楊秀清合作，一起排擠洪秀全、馮云山及賜谷王家等勢力，強化了“紫荊山派”的權力地位；

但另一方面，蕭朝貴也借“天兄下凡”，排擠、壓制了楊秀清。

尤其是，1850年四月，楊秀清患病，到八月時病情嚴重，“耳聾流水，口啞流涎”達兩個月之久，“幾成病廢”。

韋昌輝遂掌握主導權，還拉攏金田實力派韋昌輝，一起排擠楊秀清。

可以說，這段時間，洪秀全、楊秀清，都被蕭朝貴壓制了。

由于都被排擠在權力的邊緣，因此，洪秀全與楊秀清，不但沖突不多，而且，還在一些方面形成了默契。

于是，就有了金田起義前后，洪秀全與楊秀清的相互力挺。

1851年一月-1851年十月：相互力挺

1、楊秀清力挺洪秀全。

蕭朝貴掌權時期，他對洪秀全的排擠和壓制到了很嚴重的程度。

1850年四月，洪秀全應會眾“早坐金龍殿”的請求，一度“身穿黃袍”，有稱王之意。

但蕭朝貴以“天兄下凡”，勸洪秀全“根機不可被人識破”，迫使洪秀全暫時放棄。

九月，蕭朝貴又再以“天兄下凡”，讓洪秀全、馮云山一起去山人村胡以晃家居住，直接將其在空間上排擠出了權力中心。

十月初一，楊秀清“復開金口”，奪回權力。

楊秀清隨即反對蕭朝貴的保守政策，主張洪秀全登位，推動反清武裝斗爭的公開化！

十一月，楊秀清又指揮了“迎主之戰”，將洪秀全、馮云山迎接了回來。

2、洪秀全力挺楊秀清。

十二月初十，金田起義爆發，洪秀全稱太平王，建立太平天國政權。

1851年二月，洪秀全在武鄉稱天王，并設立五軍主將制，以楊秀清為中軍主將、左輔正軍師，確立了楊秀清僅次于天王的“二把手”地位。

1851年十月，洪秀全在永安建制，封五王，明確楊秀清為東王，“節制諸王”。

雖然楊秀清的宗教地位在1848年時就已經確立了，但是，那并不意味著楊秀清一定能獲得“節制諸王”的權力。

畢竟，當初，明確的天父“第三子”是馮云山，且馮云山與楊秀清的軍師位還在蕭朝貴之前，但到后來，馮云山的政治地位不也在楊秀清、蕭朝貴之下嗎？

所以，楊秀清能夠最終壓倒蕭朝貴，確實與洪秀全的力挺是分不開的。

可以說，洪秀全、楊秀清，相互力挺，確保了二人一二把手的地位。

1851年十月-1852年七月：相互制衡，緊密合作

盡管永安封王時確立了楊秀清“節制諸王”的地位，但是，當時楊秀清與洪秀全之間的關系仍然比較健康。

因為：此時太平天國的權力體系是比較平衡的。

蕭朝貴畢竟仍然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并也擁有“天兄下凡”的“神技”，

而且，蕭朝貴在軍事指揮上的表現也很突出，攻打永安、桂林，及攻打長沙第一階段，都是蕭朝貴為前敵指揮的。

此外，一手把拜上帝會建立、發展起來的馮云山，組織能力突出，深得眾望。

因此，蕭朝貴、馮云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楊秀清，維系著太平天國領導權力的微妙平衡。

而另一方面，軍興之初的太平天國，外部環境十分嚴峻，隨時有覆滅的危險，容不得太平天國諸王有過多的內部斗爭。

因此，這段時間，洪秀全與楊秀清、蕭朝貴，彼此之間既相互制衡，又緊密合作，關系總體上談不上多么融洽，但至少是合作愉快的。

比如，1852年初，太平軍在道州決策時，諸王對太平天國的進軍方向進行了激烈討論。

最終，楊秀清是以高出一籌的眼光和說服力，明確了太平軍的下一步行動方向。

由此可見，此時的太平天國高層，在決策時，采取的是聚集討論的方式，彼此都沒有搬出什么天父天兄來，都是講道理，理性確立決策的。

1852年七月-1853年三月：權力失衡，但合作關系良好

1852年，馮云山、蕭朝貴相繼犧牲。

諸王中，韋昌輝、石達開的資歷、威望皆遠在楊秀清之下，無法對楊秀清形成有效制衡。

因此，太平天國的權力格局，實際上已經被打破了。

洪秀全與楊秀清的“二元格局”已經形成。

而這個時候，楊秀清就開始展現出獨斷專行的一面。

比如，太平軍打下武昌后，眾將對下一步進軍方案各有主張。

最終，楊秀清力排眾議，確立了進軍金陵的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與道州決策時，楊秀清慷慨激昂的說服不同，這次決策，雖然諸王各有意見，但史書并沒有激烈討論的記載，甚至在一些記載中，楊秀清最終是以“天父下凡”定下來的！

可以說，權力已經失衡了。

但是，總體上，這段時間，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雖然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不同，但總體上保持了和睦關系。

畢竟：這個階段的意見分歧，主要就是往哪里進軍的問題，沒有涉及到根本利益沖突。

1853年三月-1856年五月：裂痕逐漸擴大

1853年三月，太平軍打下南京，改為天京，定都于此。

到了“小天堂”，裂痕，也就一步步大了起來。

1、“流程”失效，楊秀清大權獨攬。

入天京之初，太平天國建立了一套“流程”：韋昌輝和石達開先處理各種上報材料，然后再次呈報楊秀清；楊秀清批復后上報給洪秀全，由洪秀全最后拍板。

在這個體系中，楊秀清只是權力行使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受到了一定的制約。

顯然，這說明，在入天京之初，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們都想要建立一個相對制衡、健康的管理體制。

而事實上，據史料記載，最開始的時候，楊秀清等人也定期到天王府面見天王，商議事情，一切都還比較和睦。

但是，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太平天國西征開始后，石達開常常在外坐鎮，不能參與中樞決策了。

而韋昌輝也因畏懼楊秀清，對楊秀清開始唯唯諾諾了。

洪秀全呢？對楊秀清呈報上來的文件，唯畫諾而已，也就是簽個字蓋個章。

當然，大家都聽楊秀清的，一來是楊秀清確實比較有能力，他的意見大多是相對高明的；但更重要的是：你違背楊秀清的意思，可能會先被“天父”打一頓板子，然后被迫承認錯誤，繼續用楊秀清的主張；那還不如一開始就按楊秀清說得辦列···

因此，楊秀清的東王府，也就成為太平天國實際權力中樞；而楊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國的實權領導人，無人能制衡了。

2、多角度沖突，更加全面的路線之爭。

同時，洪秀全與楊秀清的沖突內容，也多了起來。

在進天京之前，太平軍基本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所以意見分期基本上就是進軍路線等方面的專業問題，沖突不多。

但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并且在安徽、江西等地獲得根據地后，在行政、經濟、文化等各方的工作內容豐富了起來，而洪秀全與楊秀清的分歧也就更為廣泛了。

隨著沖突范圍的擴大，洪秀全與楊秀清的沖突蔓延到了彼此的“紅線”。

3、觸及“紅線”。

太平天國的政治體制比較特殊，他是宗教立國的，宗教領袖天然有著無可替代的號召力。

因此，你楊秀清實權再大，洪秀全只要維系住其宗教領袖的身份，君臣關系就還有能處的余地，彼此就還有能夠合作的空間。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楊秀清不得不開始挑戰洪秀全的“紅線”了。

而這一沖突的關鍵點，就在于對儒家思想的態度。

楊秀清本來就沒有什么文化，他對儒家自然也沒有特別的好感。

但是，在實際斗爭實踐中，楊秀清意識到：如果不能真正的尊重儒家，那太平天國就會站在“千年道統”的對立面，得不到廣大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民眾，尤其知識分子的支持！

太平天國造反，要反的是大清，而不是要反千年道統！

所以，楊秀清以“天父下凡”，宣布“千古英雄不得除，流傳全仗簡書中”，開始走向尊儒的道路。

顯然，倘若太平天國尊儒，那洪秀全這個拜上帝的宗教領袖地位也就會從根本上被動搖！

如此，洪秀全，當然容不得楊秀清了！

1856年五月-1856年八月：楊秀清再次重構關系失敗，雙方水火不容

雖然太平天國的內部已經出現裂痕，但是，真正走向水火不容，還是在1856年五月之后。

在此之前，清軍的江南大營就在門口的孝陵衛，天京危急，諸王的注意力自然都盯著城外的清軍，尚騰不出手來內訌。

1856年五月，太平軍大破江南大營，天京之圍得解。

如此，大家也就有了騰出手來干的空間了。

大破江南大營后，楊秀清立刻下令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全部離開天京，出去作戰！

而且，韋昌輝統帥的主要是石達開的兵；石達開所統領的有許多也是韋昌輝的嫡系，將帥關系被人為打亂了！

顯然，楊秀清這是既把其他人趕出去，形成在天京去洪秀全單獨“攤牌”的局面，又避免韋昌輝、石達開領軍抗拒。

接著，楊秀清以“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封自己為“萬歲”。

顯然，這是楊秀清試圖再次重構雙方關系的一個嘗試。

楊秀清要洪秀全封自己為“萬歲”，然后又進洪秀全為“萬萬歲”，表面上“各升一級”，洪秀全仍然是老大。

但是，“萬歲”不是人臣能稱的，做了“萬歲”，那楊秀清也是“人主”了。

也就是說：楊秀清企圖繼續以“軍師”的身份負責實際權力工作，又希望以低洪秀全一級的“共主”身份分享宗教領袖的地位！

顯然，連宗教領袖的身份都要“分享”，那下一步就真的沒有洪秀全的位置了！

楊秀清，實際上就是在“逼宮”！

事情做到了這個份上，洪秀全再是窩囊，也是不可能不做反抗了！

而這種權力場上的反抗，沒有什么點到為止，一出手，就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說起太平天國領導人的關系，后人常常當“奇文”來看。

以至于，人們常常把太平天國的內訌，與太平天國幾個領導人的性格聯系到一起，過分夸大他們性格的對于奇特之處。

尤其是：他們在天下未定時，就“等不及”要自相殘殺，更被認為是“階級局限性”的典型表現。

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洪秀全與楊秀清的關系搞成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沒有洪秀全、馮云山搞出來的體系，楊秀清縱然有本事也無用武之地。

沒有楊秀清的擔當和才干，洪秀全的事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

洪秀全、楊秀清，算是相互成就。

最后，太平天國事業要進一步發展，就不可能不對信仰體系進行改革，也就使楊秀清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到洪秀全的“紅線”，從而使雙方關系不可調和。

破裂是破裂了，但恐怕那也是沒有辦法，繞不開的選擇了！

換做今天笑話他們的朋友，走到他們的位子上，恐怕也很難比他們做得更好了。

只能說，一個組織的價值觀，還是要正常一點，否則，即便能幸運得到人才，恐怕最終也是會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