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捐贈風波，龐家137件國寶文物背后的真相

作者 | 燕梳樓

首先我得澄清一下，南京博物院雖然在南京，但南京管不著。

所以這屎盆子不能扣南京頭上。事實上南京博物院是副廳級事業編單位，財政撥款養著。

放眼全國3000多家博物館，敢稱“院”的有幾家？故宮博物院、西安博物院，接下來就是南京博物院了，所以它是中國三大博物院之一。

前身為國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國創建最早的博物館、第一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博物館，看清楚：是中央地方共建。

正是因為級別之高、規模之大，所以龐家遭遇才令人唏噓。懷著一片赤忱，把家傳的137件國寶級文物捐贈給了南博，最后竟然被構陷為“家族敗落賣畫為生”？竟然5件被鑒定為偽作，流落到了拍賣行？

換作誰，誰都受不了。所以看完全過程，真的很心疼龐家，也為他們數代人為了保護和追蹤文物下落所付出的努力由衷敬佩。

關于這起事件，相關媒體報道已經很多，網上的討論也不少，我就不炒冷飯了。今天主要想追問十個問題，希望能給大家討論提供更多的角度：

第一問：137件文物是怎么捐贈的？

根據龐家回憶，1959年那次改變家族命運的捐贈，并非主動為之，而是南京博物院主動找到龐家，以“院中文物匱乏”為由，請求龐家支持一批文物。這番說辭，與南博“接受無償捐贈”的榮耀敘事大相徑庭。

若屬實，這意味著南博扮演了“動員者”角色，是利用龐家的愛國熱忱與國家信任，填補自身館藏短板。然而，當137件“虛齋舊藏”珍品入館后，南博是如何對待這份沉甸甸的信任的？

1961年即以“偽作”之名開始質疑，1964年再度鑒定為假，卻在長達66年間對捐贈人秘而不宣。這不禁令人懷疑，兩次鑒定的初心，就是以后方便“處置”？

第二問：兩次鑒定權威性如何認定？

正常邏輯，捐贈前就應該對所捐文物進行鑒定，以便登記造冊，而不是時隔2年之后才進行。而南博此后的兩次鑒定，第一次的鑒定三位專家張珩、韓慎先、謝稚柳是文化部指定專家，尚可采信。而第二次卻讓人不解了。

1961年11月，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鑒定后意見

第二次鑒定三人組署名為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后兩人被證實僅是“文物征集員”，并非書畫鑒定專家。讓一個征集員判定國家一級文物真偽，如同讓門衛兼任主刀醫師，其專業性嚴肅性何在？

第三問：專家水平比頂級藏家龐萊臣還高嗎？

龐萊臣的收藏地位，在業界有公論。他與北方張伯駒并稱“南龐北張”，其“虛齋”藏品之精，曾讓張大千、吳湖帆等大師嘆為觀止。對于仇英的《江南春》畫卷更是喜愛，被他蓋了12枚收藏印。

正是這件畫作，被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點名“非要不可“的珍品，但到了南博怎么就成了贗品？這樣一位以嚴謹著稱的頂級藏家，會一次性將5件偽作當作珍寶捐贈？這在邏輯上很難說通。

更可疑的是，有書畫愛好者查了三人整理成冊的記錄，沒有發現關于這幅畫的鑒定記錄。

第四問：捐贈者有沒有知情權？

從1964年鑒定為“偽作”，到2025年龐家通過法院強制執行才得以知曉，66年間，南博從未主動告知龐家任何信息。這種沉默，是對捐贈人法定知情權的公然侵犯。

《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規定，對剔除藏品的處理需報主管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并造具清單。但南博既無批文公示，也無清單告知，更未征求捐贈人意見。龐叔令的母親正是因為長期追問無果，2018年氣憤引發心臟病去世。

1997年5月8日，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圖卷退出南京博物院館藏記錄(受訪者供圖)

一條人命，換不來一紙說明，南博的傲慢確實讓人不解。法學界共識是，捐贈合同成立后，受贈方對捐贈物有妥善保管與信息披露義務。即便藏品確為偽作，按《公益事業捐贈法》，也應第一時間通知捐贈人協商處理，并優先收回。

第五問：是“劃撥調劑”還是監守自盜？

南博稱，1997年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將5幅"偽作"劃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以6800元售出。這個說辭漏洞百出。首先，從1964年鑒定到1997年處置，間隔33年，遠超“及時處理”的要求。

其次，所謂“江蘇省文物總店”是市場化企業，將處理品撥交企業出售，是否符合“劃撥調劑”給國有文博機構的原意？從仿品6800元，到真品拍賣起價8800萬元，究竟誰在說謊？

原江蘇省文物總店銷售發票顯示，《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顧客”以6800元價格購買。（受訪者供圖）

第六問：藝蘭齋從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藝蘭齋1996年成立，創辦人是陸挺和丁蔚文。2001年陸挺以6800元從文物總體購得《江南春》卷，宣稱“只進不出”，為何陸挺去世后這幅畫馬上就登上拍賣行，而且以8800萬的起拍價出售？

已故鑒定大家楊仁愷多次到訪藝蘭齋，對《江南春》給予極高評價。這說明，藝蘭齋一直將該作視為真品展示與宣傳。更可疑的是，當龐家多次追問文物去向時，南博從未提及藝蘭齋收藏記錄。

第七問：借畫不還是不是真實存在？

1963年，南博征集員徐沄湫向龐家“借走”吳鎮《松泉圖》與吳歷《仿古山水冊頁》，承諾三個月后歸還，結果有去無回。1978年的藏品簡目顯示，這兩幅畫被登記為“捐贈”，捐贈人“陶白”而非龐家。

這種隨意篡改檔案的行為，說明南博的管理混亂并非一日之寒。現在我擔心的是，南博除了龐家丟失了5件文物，其它還有沒有丟失？另外4件去了哪兒？有沒有可能存在“以贗換真”的可能？

第八問：姚遷之死是孤案還是另有隱情？

公開的說法是，姚遷因捍衛文物主權而死，他的悲劇讓人對南博的管理層產生復雜情感。一方面，我們不能冤枉任何一位可能為保護文物鞠躬盡瘁的好人；另一方面，姚遷任內對龐家的冷漠、對借畫登記的造假，又顯示其并非完人。

我想問的是，姚遷之死，是否與從龐家借的2幅畫要不回來有關？但1984年姚遷自殺后，南博并未進行系統性反思。今日“偽作”風波與當年“借畫不還”風波，本質都是權力失控的產物。

第九問：圈內是否存在以贗換真的潛規則？

我查了一下資料，承德李海濤案、廣州蕭元案，都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文博系統“以贗換真”已成為“行業公知的潛規則”。李海濤用贗品替換259件文物，其中4件一級文物；蕭元調包143幅真跡，還發現“前人已掉包留下的贗品”。

這種“連環套”式的監守自盜，說明管理漏洞已非個案，而是生態性病變。而南博的“偽作”處置流程，與這些案件高度吻合：先鑒定為假，再低價處理，最后流入市場高價變現。

第十問：如何挽救文博系統的公信力？

南博作為國家級文博機構，其公信力不僅建立在豐富的館藏之上，更建立在嚴謹的學術操守和透明的管理制度之上。

面對這起懸案，南博不應再以“偽作”為由搪塞，而應拿出足夠的證據和誠意，向公眾和龐家后人做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否則，損害的將不僅是南博的聲譽，更是整個中國文博事業的根基。

龐家兩代人，從龐增和到龐叔令，為了追查這批文物的下落，歷經半個多世紀，屢屢碰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們的堅持，不僅是為了維護家族的權益，更是為了守護歷史的真相。

文物是沉默的，但它見證著時代的善惡美丑。

而信任更像花瓶，碎了就很難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