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的一個清晨,西安城墻腳下依舊寒風凜冽,馬文瑞從北京飛抵古城,履新陜西省委第一書記。飛機降落那一刻,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得很輕:“隔了這么多年,總算又能在這片土地上喘口氣了。”一句平實的話,道盡他與陜西剪不斷的情感,也預示了日后幾乎以生命作代價的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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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先去省委大院,而是驅車直奔延安。司機一路顛簸,只聽后座輕輕嘆了聲:“棗樹還在么?”同行者未敢接口。延河兩岸黃土高坡依舊粗糲,寶塔山上寒鴉亂叫;這些景象進入馬文瑞眼中,情緒卻與1941年那次運鹽前動員會時一模一樣,仿佛時針從未向前。
當年隴東分區被經濟封鎖,鹽成了救命稻草。為了把鹽運出高原,14歲入黨的馬文瑞帶著黨員干部修路、搭橋、躲封鎖,硬是兩個月運出九百多萬斤。他常回憶那段歲月,最難忘的并非饑寒,而是華池縣長李培福與群眾一起挑擔的身影。多年后他向青年干部講課,脫口而出的仍是那句“鹽也是武器”,臺下聽眾暗暗吃驚:一位部長對一袋鹽竟有如此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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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從西北調往北京,42歲的馬文瑞對“勞動管理”是徹底的生手。李先念遞給他任命文件時笑道:“干得好,要少活十年。”這話半真半戲,他卻當了真。很快,同事們發現部長辦公室夜里常亮燈,地毯邊支著一張行軍床。一年半內,他跑遍全國主要工業區,摸清工資差額、勞動保護、職工培訓等底數。1956年新工資制度落地,許多廠礦工人第一次拿到印著自己姓名的工資條,臉上那股子踏實勁讓馬文瑞心里有數:方向對了。
與此同時,他也看見隱患。毛主席提出在更大范圍試行供給制時,馬文瑞反復琢磨后向陳云請示:“是不是先搞個試點?”一句問話避免了倉促推行。事后他自嘲:“我一個陜西農民娃,腦子笨,凡事慢半拍,倒也省了不少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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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部長沒自由。”這是他對家人常講的另一句口頭禪。北京住處不大,仍堅持全家舊衣循環改補。孩子們想翻翻父親桌上文件,總被制止。有人好奇他為何對親子教育如此嚴格,他只擺手:“規矩,就是對自己先狠一點。”
66歲再回陜西執政,面對的是落后農業與大拆城墻的呼聲。多數人覺得破墻礙交通,他偏要留下。一次小范圍討論會上,有干部急了:“真拆不動,您簽字就行!”馬文瑞放下茶杯,聲音并不高:“拆了,歷史沒了;留著,路可以繞。”短短十二字,辯無可辯。施工隊撤走,后人為此慶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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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方面,他把延安時期積累的“土辦法”與改革精神結合:糧田讓地休養,化肥指標單列,雜糧換現金鼓勵多種經營。僅一年,全省糧食增產十幾億斤,畜牧副業齊頭并進。有意思的是,1980年冬他走訪米脂老家,看見村民家門口掛滿玉米棒,笑得像個孩子。同行記者后來寫道:“那一刻,很難想象他是一省之長。”
時間跳到1993年3月,第七屆政協最后一次主席會議結束,80歲的馬文瑞正式離休。很多老同事以為他會搬回西安頤養天年,誰知沒過幾天,他已出現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的小會議室。工作人員勸他注意身體,他擺擺手:“還能走動,就不算退。”此后十年,幾乎每次延安精神座談都有他的評語修改,字跡愈發顫抖,卻從未中斷。
2003年秋,北京空氣含氧量對一位九旬老人并不友善,馬文瑞呼吸愈加困難。醫生建議加壓氧艙,他固執地說:“別折騰,拿紙來。”深夜十一點,他執筆良久,只寫下四個字——我想延安。護工眼見他的手在抖,忍不住低聲提醒:“馬老,歇一會兒吧。”他輕輕搖頭,沒有出聲。
那短短四字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墨跡。兩個月后,92歲的馬文瑞在首都醫院逝世。靈堂布置極簡,遵其遺愿,挽聯只提生前職務,不提功勛。陜北來的人不多,送來一小袋黃土,放在靈柩旁。黃土顏色極深,與他青年時期背鹽路上的塵土幾乎一樣。
延安終究沒能再去,但在西安保留下來的城墻,在榆林與安康連片的油綠麥田,在依舊沿用的勞動法規里,都寫著一個農家子弟對家鄉、對國家的恪守。若問他為何臨終仍念叨“我想延安”,答案或許并不玄妙——那里有他認定的初心,簡簡單單四個字,一生都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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