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李天佑病逝，夫人杜啟遠指著秋海棠：總理關懷你聽到了吧

1945年初春，華南前線硝煙未散，指揮所里燈火搖曳。李天佑右臂纏著繃帶仍在攤開作戰地圖，參謀小聲提醒：“李司令，再不處理傷口要化膿了。”李天佑只是擺手。七處舊傷再添新傷，他早就習慣疼痛，也從那時埋下了后來腎病的禍根。

抗戰勝利后，解放戰爭緊接著打響。東北、華北、渡江，每一仗李天佑都是前鋒。他不抽煙，卻總被嗆得咳嗽，因為夜以繼日研究攻堅方案需要盯著煤油燈。醫生給他開過休養條，可文件剛落到桌面就被壓在電文下，誰也找不到。

1950年冬，他被調入總參。北京的寒風割面，李天佑卻喜歡夜里步行回機關，說腦子清醒。有人勸他坐吉普車，他笑答：“車里悶，走路能想事。”后來回憶錄里提到這段習慣時，杜啟遠無奈評價：倔得像牛。

1952年“三反五反”展開，他臨時被派往華東部隊督導。旅途中急性腎炎發作，解放軍總醫院連發三封急電催回，他硬是推到運動結束。醫生看著化驗單直搖頭，病情從急性拖成慢性，機會就這樣被錯過。

進入60年代，國家困難時期，軍隊保障也緊。李天佑省下的補藥常偷偷送到基層衛生隊。軍醫涂通今為他做完檢查，鄭重寫下“必須離職休養”，字跡極粗。李天佑把病例折起放進抽屜，抽屜卻常年不上鎖，誰都能看到——他并沒想藏，只是不想談。

1964年的春天，北京柳絮紛飛，腎病指標卻直線惡化。杜啟遠攔在家門口，把出差行李一件件拆開，她說：“這次你走得了人，走不了藥。”李天佑先沉默，隨后拉起妻子的手：“總參任務緊，我得頂著。”一句話堵得杜啟遠眼眶通紅。

特殊年代到來后，人事更繁雜，報告一摞摞送往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常在夜半批閱，看見“李天佑”三個字總會多停幾秒，他清楚這位“猛將”身體狀況不妙，卻也知道對方脾氣。周恩來叮囑秘書：“提醒他勞逸，別直接說，讓他不好意思。”

1969年冬，積雪未化，李天佑仍在為一次大會作準備。腎功能數值已經紅得刺眼，軍醫建議立刻住院。電話那端，黃永勝告訴杜啟遠：“開完這會就休息。”會議室燈光亮到深夜，會議結束時他靠在椅背，嘴唇灰白。

1970年1月，老中醫再次診斷后搖頭嘆息。杜啟遠追問：“還能扭轉嗎？”醫生輕聲回答：“怕是來不及。”這句話像寒霜，她卻來不及悲傷，只能催促辦理轉院。李天佑知情后反而安慰妻子：“拖了這么久，是我自找的。”

那年七月，建軍節前夕，他堅持去參加八一招待會，只因得知幾位被隔離的老戰友會露面。杜啟遠見他穿好軍裝，幫他系好領扣，終究沒攔。會后剛回駐地便高燒不退，直送301醫院。病床旁，他請求醫生：“別用最貴的藥，留給年輕傷員。”醫生愣住，無言點頭。

八月底，他提出要去天安門轉一圈。醫護拒絕，他卻說：“坐車去，車旁就有氧氣瓶，不會出事。”杜啟遠陪著，他把視線停在城樓國旗上，許久不動。回到病房，他對妻子囑托：“我走后，別求人情，對組織放心。”杜啟遠淚落，卻仍應聲“好”。

9月27日凌晨，他已不能發聲。護士扶他靠在枕上，一本印著毛主席像的小冊子遞到手中，他艱難摩挲封面，嘴唇微動。隨后脈搏漸弱，儀器指針緩緩歸零，時針停在03點17分。

同日上午，西花廳里，秘書低聲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抬頭，沉默許久：“56歲。”他拿起電話，安排悼念事宜，又讓秘書即刻慰問杜啟遠。

靈堂布置妥當，兩盆秋海棠擺在遺像旁。本是李天佑在南方療養時留戀的花種，搬回北京一直養在陽臺。杜啟遠輕觸花瓣，語氣低啞：“天佑，總理要來送你，聽見了沒？”秋海棠在冷氣中微顫，仿佛回應。

治喪辦后來通知，周總理因緊急外事活動請示是否改期。杜啟遠回復：“請勿耽誤國事，我們理解。”工作人員聽完心口發緊，她又叮嚀：“轉告總理，務必保重。”

10月4日，追悼會舉行。聶榮臻、楊得志、莫文驊等老戰友到場，三軍指戰員上千人肅立默哀。挽聯寫著：征戰四十載，不曾放韁鞍。風過軍旗，棱線分明，卻少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儀式結束，秋海棠依舊盛開。有人問杜啟遠要不要把花挪回家，她搖頭：“就留在軍隊大院吧，他一生都在這里。”不用更多言語，旁人都懂，這正是李天佑的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