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 | 刀柄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將明確要求專利申請文件需要填寫發明人的身份信息并確保真實，相關條款引起廣泛關注。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強調數據最小化的時代，對全球專利申請人提出“身份信息”要求，的確可能會承受壓力。
脫離現實背景，這一規定可能會被誤解。但是規則并非憑空而來，虛假專利申報、授權已構成中國創新發展的制度性風險。
近年來，中國專利保護制度施行過程中，虛假、非正常申請的產業化問題日益突出。專利早已不再只是技術創新的法律外衣，而在相當多場景下，被異化為一種可交易、可套利的制度憑證，專利因被用于職稱評審、入學、補貼申領等非創新目的，催生了批量撰寫、買賣“人頭”、冒用或借用他人身份掛名發明人等多種“灰色服務”鏈條。在不少情形中，被署名者對專利申請并不知情，制度責任難以追溯。顯然，在這種情形下，原有僅以“姓名填報”為核心的發明人制度，已經難以承擔起秩序識別與責任追溯的功能。虛假發明人的成本極低，而制度糾錯的能力也極弱。所以，強化發明人真實性，并非價值立場的突然轉向，而是對制度失序的被動修復。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要不要管”，而在于如何管。現行法律中并不存在明確的“身份信息”概念，專利法域也普遍不以身份核驗作為常態手段，而是通過宣誓制度和法律責任后置來約束虛假署名。制度的核心，并非收集更多信息，而是確保責任能夠落到具體個人和機構身上。
因此，更合理的平衡路徑，或許不在于一刀切地要求全面披露身份信息，而在于精準治理：對高風險、非正常申請情形加強核驗；通過聲明和責任機制提高造假成本；堅持信息最小化原則；并將監管壓力更多壓向代理和中介體系這一關鍵“管道”。
專利制度的目標，始終是維護創新秩序，而非制造新的合規門檻。
身份，是手段；秩序，才是目的。
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的不僅是監管決心，也是治理的精細程度與制度克制。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封面來源 | Pixabay 編輯 | 布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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