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總理找江西借糧，楊尚奎哭了

三年困難時期，下至家庭個人，上至中央領導，最關心同時最操心的事莫過于糧食問題了。當時不少省出現嚴重災情，饑荒橫行，難以遏制。到1960年，多地的饑荒情況還沒有得到緩解，甚至有更加嚴峻的發展趨勢。

給全國幾億人當家的周總理，內心焦急萬分，思想沉重又壓抑，覺得是自己沒做好。毛主席和周總理作為國家領導人，再餓也餓不到他們，可是實在沒其他辦法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以身作則：幾個月不吃肉，每頓飯都吃得很少。

那段時間，女兒李訥每次離校回家都是饑腸轆轆，但家里餐桌只按照標準定量多做點飯、菜，從不多做。見女兒狼吞虎咽的模樣，毛主席心里很不是滋味，默默地隨便吃點就下桌，把自己那份留給李訥。

后來，因為不許搞特殊化，李訥得病休學一年，毛主席身體也出現浮腫的問題。周總理曾勸毛主席，吃點肉吧，補充營養；被毛主席一句話頂回去：“你吃了嗎？”

當時全國多地出現饑荒問題，但有些省份還是有點“余糧”的。1960年4月的一天，到北京開會的楊尚奎（時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突然接到通知，周總理想跟他談一些問題，別出門。要談什么，楊尚奎有所猜測，十有八九是糧食問題。想到這，他頓時覺得有些難辦。

周總理到后，以一種很客氣、帶著懇求商量的語氣說：“去年，全國好幾個產糧大省都遭了災。今年的生產形勢，估計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在糧食問題上的困難越來越大了。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的糧食庫存已經見底，調進的完全不夠市場供應，如果不及時從別的地方調批糧食來救急，怕是要出大問題了。所以就不得不向你們求助了。”

沒等楊尚奎接話，周總理繼續說道：“我知道，江西已經調出了10億斤糧食，為全國人民做出了很大貢獻，而且你們自己也有困難。但是和其他省比其他，你們還是不錯的。我今天特來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調2億斤，支援支援中央，解一解這燃眉之急？”

周總理作為政府首腦，完全有直接下命令的權力，畢竟這是公事、不是私事。但他沒有，他沒有以職位壓人，而是以一種平等，甚至有些抱歉、抱愧的態度來商量。

周總理的懇切話語，讓楊尚奎非常感動，可他雖然是江西的當家人，但江西的糧食不是他個人的東西，想“送”就能“送”，他必須對全體江西人負責。

楊尚奎認為，周總理對江西省的情況有所了解，但還是有必要再進行一番詳細報告，讓他更清楚一點。

楊尚奎說，江西自古以來是個產糧大省，現在給中央調糧是理所當然的事，可這兩年江西面臨的困難也很大，58年大煉鋼鐵省內許多地方誤了農時，稻子爛在地里減收，晚稻沒有管理歉收，導致少了許多存糧；去年大災江西也沒幸免，今年災情嚴重的地方更是出現了大批浮腫病，以及一些餓死人的問題。

楊尚奎向周總理提了一個問題：“要是今年又出現糧食大歉收，明年再遭災怎么辦？江西也要做足最壞情況的準備啊。”江西是農業大省，年年調糧出省，糧食負擔本就很重，如今其他省鬧饑荒、本省又有災，前者江西早就增調糧食了，后者導致江西產糧減少。江西也難啊。

周總理聞言深深嘆了口氣，他回答不了楊尚奎的問題，說：“尚奎同志，你的想法很對。老天不聽我們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通債，又是切斷援助，是要準備應付最壞的局面。”

楊尚奎接著說：“中央調走10億斤糧食后，我們也立即重新調整了用糧計劃，壓縮了群眾的糧食定量，富裕的地方還能勉強吃飽，困難的地方就是要‘瓜菜代’了。這次來京開會前，我到臨川一些公社看了下，公共食堂煮的基本都是紅薯葉子啊。”說著說著，他情難自抑，哽咽著流淚。

據楊尚奎的妻子水靜說，不管這場饑荒是什么原因導致的，不管該由誰來負責，尚奎都感到不安、有愧。周總理心里也很難過，兩人說著說著眼眶都濕潤了。

最后，楊尚奎表態：“總理，我說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讓中央知道江西的情況。我們既要識大體、顧全局，又要考慮江西這個魚米之鄉的群眾對饑餓的承受力。

至于再增調兩億斤糧食，總理既然提出來，我們說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統一一下認識，就是再勒緊一次褲帶也是要給。”

周總理激動地站起身來，緊緊握住楊尚奎的手，說：“我就知道老表的風格高！謝謝你，謝謝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感謝你。”隨后，周總理表示，中央不會再給江西加壓了。

水靜當時是楊尚奎的秘書，她見證了這場要糧談話的全過程。她后來感慨道：“我想，總理，目理萬機，緊張繁忙，像這類重大問題，召開各有關省的書記會議進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國務院的名義，下一道文件，誰敢不服從？

總理卻要花那么多時間，一個一個省地談，為什么呢？這是對地方領導人的尊重；同時，這樣才能造成一種親切、和諧的工作氣氛，使人敢于說話和便于說話，從而能得到真實情況，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客觀實際。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領導藝術，而總理正是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