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罵和贊王冬齡書法的聲音

王冬齡先生在當今書壇絕對是現象級人物，他的書法深耕傳統，功力非凡，造詣深厚，曾被視為當代書法復興的希望。

然而在橫掃當今書壇以后，王冬齡先生沒有選擇躺在榮譽簿上安逸，而是冒著毀譽的風險大膽的進行前衛創新探索，他嘗試過盲書、人體書、左手書、竹書等等，最終用亂書宣告當代書法時代的開啟，為傳統書法和現代書法劃上了一條明確的界限。

如今的王冬齡先生在傳統和前衛之間自由跳躍，他的書法展往往一邊是沉雄、渾厚的傳統書法，另一邊則是混沌、雜亂的現代書法，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在一個展廳內和諧共處，毫不突兀，這就是王冬齡先生書法的魅力。

新鮮的事物往往觸動人們的敏感神經，當代對于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書法探索爭議頗多，其中最主要的論點在于書法是否應該犧牲文字的識讀性，進而引申為如何保持書法的獨立性，避免淪為文字畫的討論。

對于這類前衛書法實踐，不僅民眾難以接受，部分專業書法家也給出了否定的觀點。比如前書協副主席聶成文先生就在一次書法研討會上公開批評王冬齡先生書法，他全面否定了王冬齡先生的書法成就，認為其線質不實，結體失度，缺乏傳統書法訓練，更認為王冬齡先生妄為博導，實在是誤人子弟。

聶成文先生的這番話因為非常符合民眾觀點，因此受到網絡熱播，聶成文先生也從默默無聞變成了網絡名人。

然而與聶成文先生觀點完全不同的則是張旭光先生對王冬齡先生亂書的高度贊譽，他認為王冬齡先生通過將草書重疊，制造了識讀困難，讓認識草書和不認識草書的人都難以識讀，這就達到了一種審美共通感，成為世界性的藝術，這是非常偉大的。

聶成文先生與張旭光先生的對立觀點，恰似一枚硬幣的兩面，折射出當代書壇關于“傳統”與“創新”的深刻分歧，而這種分歧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不同群體對書法本質的認知差異。

在否定王冬齡先生前衛書法的陣營中，除了聶成文先生這樣的專業名家，還有大量堅守傳統書法準則的學者與愛好者，他們的批評邏輯往往圍繞“書法的核心屬性是文字的藝術化表達”展開。

在他們看來，文字的識讀性是書法區別于繪畫、抽象藝術的根本標志，一旦拋棄識讀性，書法便失去了其獨有的文化根基，淪為無意義的線條堆砌。

很多人指出，王冬齡先生的“亂書”看似充滿視覺沖擊力，實則違背了書法“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核心功能——書法之所以能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不僅在于線條的美感，更在于文字背后承載的思想與情感，當觀眾無法識別文字內容時，這種情感與思想的傳遞便會中斷，書法也就失去了靈魂。

普通民眾對王冬齡先生前衛書法的抵觸，則更多源于審美習慣的隔閡與對“專業性”的質疑。在大眾的認知中，書法是“寫得好看的字”，這種認知建立在楷書、行書等易識讀字體的基礎上，而王冬齡先生的盲書、亂書打破了這種固有認知。

有人直言：“這看起來就是隨便亂涂，連字都認不出來，怎么能叫書法？”更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調侃，王冬齡先生的“亂書”讓自己想起了孩子涂鴉的作品，質疑其“博眼球”“欺世盜名”。

這種質疑背后，是大眾對書法專業性的樸素理解——他們認為書法的價值在于“功力”，在于日復一日的臨摹與錘煉，而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探索似乎脫離了這種“功力”的評判標準，變得不可捉摸、無法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陣營中還有一部分觀點聚焦于王冬齡先生的“博導”身份。在他們看來，作為高等院校書法專業的博士生導師，王冬齡先生的核心職責是傳承傳統書法技藝，培養符合傳統審美標準的書法人才。

而他大力推行的前衛書法探索，可能會對年輕學子產生誤導，讓他們忽視傳統功底的錘煉，轉而追求形式上的標新立異。

有書法專業的學生就曾表示，自己的導師告誡他們“遠離王冬齡先生的亂書，先把唐楷寫扎實”。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在當代書法教育中，傳統與創新的平衡本就難以把握，而王冬齡先生的“現象級”影響力，無疑加劇了這種平衡的難度。

與否定陣營的激烈批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贊譽王冬齡先生書法的聲音同樣擲地有聲，且支持者多為關注當代藝術發展的學者、策展人與年輕藝術家。

在他們眼中，王冬齡先生的探索并非對傳統的背叛，而是對書法當代性的成功激活，為這一古老藝術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傳統書法的審美局限在于其對文字識讀能力的要求，這使得書法藝術難以被海外觀眾理解和接受，而王冬齡先生的亂書通過弱化文字的識讀性，將審美焦點集中于線條、墨色、章法的純粹美感上，打破了文化壁壘，讓書法成為一種能夠被全球觀眾共同感知的抽象藝術形式，這是中國書法走向世界的重要突破。

在贊譽者看來，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探索有著深厚的傳統根基，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熟悉王冬齡先生書法歷程的人都知道，他早年深耕二王、顏真卿、懷素等傳統名家，其楷書端莊大氣，行書流暢自然，草書更是深得懷素狂草的精髓，曾多次在全國書法大賽中斬獲大獎。

正是因為有如此扎實的傳統功底，他的前衛探索才具備了底氣與深度。王冬齡先生的亂書并非真的“亂”，而是在對傳統草書章法極致理解基礎上的突破——傳統草書講究“一氣呵成”“字字相連”，而王冬齡先生則將這種連接推向極致，通過線條的重疊、交織，構建出一種全新的空間感與節奏感，這種探索看似背離傳統，實則是對傳統草書“狂放”精神的極致延伸。

除了專業領域的爭議與贊譽，王冬齡先生的書法探索也引發了關于“藝術評價標準”的廣泛討論。否定者認為，藝術評價應該有明確的標準，而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書法打破了這種標準，導致“美丑不分”；

贊譽者則認為，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僵化的評價標準會束縛藝術的發展，應該給予前衛探索更多的包容與空間。

這種討論不僅局限于書法領域，更延伸到整個當代藝術界。事實上，縱觀藝術史，任何一次重大的藝術創新都會引發類似的爭議。

印象派誕生之初，也曾被批評為“潦草的涂鴉”；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作品，也曾被質疑“看不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曾經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作品，最終都被公認為藝術史上的經典。

那么，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書法是否會成為未來的“經典”？這或許需要時間的檢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探索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面對鋪天蓋地的罵聲與贊譽，王冬齡先生本人始終保持著平和的心態。在一次采訪中，他曾表示：“書法的創新必然會伴隨著爭議，這是正常的。我并不認為自己的探索是完美的，也不要求所有人都理解和接受。我只是想為傳統書法尋找一條當代性的出路，讓更多年輕人關注書法、熱愛書法。”

事實上，王冬齡先生的探索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他的書法展總是人滿為患，其中不乏大量年輕觀眾；他的前衛書法作品雖然爭議巨大，但卻引發了全社會對書法藝術的廣泛討論，讓這一古老藝術形式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視野中。

從更深層次來看，王冬齡先生書法引發的爭議，本質上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普遍困境——如何在傳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新，如何在堅守文化根脈的同時融入時代潮流。

書法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其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斷傳承與創新的歷史。從甲骨文到金文，從篆書到隸書，從楷書到行書、草書，每一種字體的誕生都是一次創新，每一次創新都伴隨著爭議與磨合。王冬齡先生的前衛探索，只不過是書法發展歷史中的又一次嘗試。

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對”或“錯”來評判王冬齡先生的書法探索，也不能用單一的標準來衡量書法藝術的價值。

傳統書法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審美價值，值得我們堅守與傳承；而前衛書法的探索，雖然充滿爭議，但卻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書法的表達邊界。

在當代社會，我們既需要堅守傳統的學者，也需要勇于創新的探索者。只有在傳承與創新的碰撞與融合中，書法藝術才能真正實現當代性的轉型，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那些罵和贊王冬齡先生書法的聲音，終將成為書法發展史上的一部分。而王冬齡先生本人，無論爭議如何，都已經用自己的實踐為書法藝術的當代探索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審美觀念的變遷，人們對他的書法探索或許會有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

但無論如何，他勇于突破、敢于創新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尊重與借鑒。因為對于任何一種藝術形式而言，只有保持開放的心態與探索的勇氣，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前行，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