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的茶館做田野調查

在人們的想象中，研究成都，尤其是我所講述的近現代成都，似乎資料很多。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要撰寫成都的城市史，探討其管理、經濟、政治的演變，相關資料確實很多。但當我們深入研究城市的最底層、普通人的生活時，卻發現相關資料實則很少。舉個簡單的例子，成都茶館非常有名，但要研究十九世紀的成都茶館，我能找到的資料就是幾條《竹枝詞》。進入二十世紀，資料逐漸增多，但并未達到我們預期的豐富程度，但是從抗戰時期起，資料量驟然大幅增加。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1949年以后的成都茶館。研究改革開放之前的茶館，幾乎依賴于檔案資料。但我要演講的是1950年至2000年間的茶館，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相關檔案資料幾乎很少。一方面是檔案很少，另一方面是還不到檔案開放的時間。因為國家對檔案有政策，要分批、按時間開放。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00年，完全沒有檔案資料。我能寫成《茶館》的第二卷，其實很大程度上依靠我自己的田野調查，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內容。

王笛做“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館考察為例”主題演講 李顯楊攝

先從我在茶館中發現的一個故事開始。這個故事我在許多場合反復講過，不厭其煩，因為它真切地展現了我們在多次造訪同一家茶館時能發現什么。

我第一次到彭鎮觀音閣老茶館是2015年。當時這家茶館還沒有現在這么有名，從成都市中心打車到彭鎮大概四五十分鐘。2015年秋，那時我的茶館考察幾乎結束了，因為我只寫到2000年。但是，當時我要為書配圖，就去了觀音閣老茶鋪，拍了很多照片，這張只是其中一張（圖1）。

圖1 彭鎮觀音閣老茶鋪，2015秋

圖2 2019夏

四年以后的2019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接著就是2020年初暴發的疫情。2020年一整年，我都在澳門。大概在秋天，把2019年在觀音閣老茶館照的一系列照片拿來看。我感覺到照片中這位老人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見過（圖2，右1）。所以我又把2015年秋天拍的照片一張張拿出來看，結果我發現了他（圖1，前左1）。我把他的面部特征放得特別大，我覺得應該是一個人，為此，我還截了圖發給朋友幫我辨認。我有一位經常去這個茶館里照相的當地朋友，他也確定是同一個人。我隱約感到其中似乎有故事：時隔四年，這兩次拍照都未曾有意拍攝任何特定對象，只是隨意在茶館里拍攝一通便走，卻意外地捕捉到了同一個人。

于是，我想回去找這位老人。但那個時候由于疫情，我無法從澳門到內地，便托了四川大學的一位研究生幫忙去找。我詳細寫了怎樣去找、到哪里去找、問什么問題等等。果然，這位同學第一次去就找到了這位老人。該同學說他還有另外一個發現：這位大爺姓甘，是甘大爺；跟他打對家的那位胡大爺也在我的照片里（圖3，右 1）。我當時還沒注意到，我發現甘大爺的時候，并沒有注意到胡大爺也在場，但這位同學提醒我胡大爺也在。后來我就通過網絡做采訪，包括采訪茶館老板。

圖3 2020秋

圖4 2021夏

2021年的夏天，我能夠回到內地了。我立刻去觀音閣老茶館，一眼就發現了甘大爺和胡大爺（圖 4）。我總共已去過這家茶館八九次，每次都能見到他們兩位。盡管我們從未相約，卻從未錯過彼此。每次去到這家茶館，我總會仔細尋找他們的身影。他們從未讓我失望，多數情況下，他們總是坐在同一張桌旁。即便偶爾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館內。

這就引起我的思考，特別是在特殊時期，我們的日常經常被打斷的情況下。他們對我一無所知，但他們成了我始終追蹤的對象。我采訪他們，了解他們的故事，他們也不在意我問他們什么，回答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相比于采訪，他們更著急打牌。甚至我告訴他們曾采訪過他們時，他們或許也難以回憶起來。

見到他們，挖掘他們背后的故事，這讓我思考：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一個茶館、一個空間是多么重要。他們在此維持每天的日常：早上起來，來到茶館，見到他們的朋友，度過一天，這對他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從這個思考總結出了一個想法：日常也是最宏大的敘事。

過去，我們總以為宏大的敘事一定與國家、民族、革命、改良等重大議題和歷史轉折息息相關。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向普通人時，便會發現，即便是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努力維持日常生活的點滴，同樣也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宏大敘事。從政府和國家角度來看，確保國家每日正常運行，保障人民能夠穩定地維持日常生活，難道這不是它們最重要的職責嗎？所以日常也是最宏大的敘事。

這個人原來是在觀音閣老茶鋪負責摻茶的人，后來他另起爐灶，也在彭鎮開了一家茶館，叫張飛茶館。我給他拍照的時候，他馬上擺了一個POSE，非常外向。他現在是老板，同時也是摻茶師傅。

我要寫茶館的時候，資料缺乏，我想如果我能搜集各種資料，加上我自己的考察，把一百年的茶館寫一本書，就覺得非常滿足了。在我看來，盡管茶館在成都看似尋常，當地居民日日可見，但實際上卻鮮有人記錄，連成都人自己也少有記載。對茶館進行記錄的多為外國人或外地人。尤其是那些從北京、上海等地來到成都的人，他們往往帶著批評的眼光，難以理解成都人為何能僅憑一杯茶，在茶館中消磨一整天。我便這樣零星地記錄下這些觀察。

要寫一本茶館的書，我以前是沒有多大信心的，直到在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檔案館發掘了大批檔案資料。盡管這些檔案并非專門關于茶館的全宗，而是散見于警察局檔案、同業公會檔案、商業登記檔案等多個類別中，但只要持續深入挖掘，相關資料便會源源不斷地浮現出來。但是，正如我剛剛提到的，到了改革開放沒有檔案資料的時候，我只好像人類學家那樣走進田野。這就是我今天講的主題：把城市作為田野。當我們提及“田野”時，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像趙世瑜老師那樣，深入深山老林，探尋偏僻之地，無論是房山還是江南的某個村莊。對我而言，這些大大小小的茶館便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我的考察方法。我不知道趙老師他們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是如何操作的，我起初采用的方法與社會學頗為相似。茶館里匯聚了眾多顧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還有許多經營茶館的從業者。為此，我設計了一份問卷，其中涵蓋了收入、年齡、性別以及顧客在茶館逗留的時間等問題。

但是，后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我放棄了這一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邊的一家茶館喝茶，偶遇一群大學生正在進行問卷調查。這份問卷是關于汽車的，內容涵蓋了是否計劃購車、計劃購買哪個檔次的車、最期望購買的汽車品牌等一系列相關問題。我當時對國內汽車的情況是一無所知，旁邊喝茶的人們也說不懂汽車，我不清楚是真的不了解，還是僅僅不想被打擾。學生們則回答，他們每天每人需完成50份問卷，請大家幫忙隨意填寫一下。當時茶客們礙于面子，也只得胡亂應付著填下去了。

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自己關于茶館的問卷，很可能會遭遇相似的命運。與其寄望于他人，不如將命運緊握在自己手中。我所說的命運，指的是搜集到的資料的可信度。最終，我決定把自己當作一個茶客，深入到茶館中進行實地考察。

我在進行考察時，并不帶錄音筆，也未邊交談邊做筆記。我僅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坐在茶館中，與那些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隨意閑聊，話題不限。我從1997年開始做田野調查，一直做到2003年。在那個時期，成都茶館絕大多數都是小茶鋪，大家之間沒有隔閡，陌生人也可以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和現在的茶樓不一樣。現在的茶樓，哪怕你一個人去，只要你占據了那個桌子，老板也不會再安排另外的人和你坐在一起，大家之間是有界限、有分寸、有隱私的。但那個時候，人們只要坐在那里，隨口就可以一起聊天。

這種聊天就是閑聊，至于話題往哪里走是完全隨機進行。當然，缺點就是聊的內容非常隨意，沒有中心，我也不知道我能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要達到什么目的。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把我在茶館中聽到的，以及我和大家聊天的內容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有的時候是聊完了以后，別人走了，我便會一個人在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下來聊天的內容；如果白天沒有時間記錄，我會在每晚詳盡地依據記憶，將當日在茶館里看到聽到的事記錄下來。這樣日積月累，就有了非常豐富的資料。

一晃二十多年，如今我再翻看當時的記錄，可以發現成都幾乎完全改變了。跨世紀的時候，成都進行了大拆大建。我后來寫了一本書《消失的古城》。城市本身沒有消失，但作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它的街區、它的格局完全改變了。雖然成都還在那里，但作為一座古城的它已經不存在了。我的記錄（1997年至2003年）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成都正在發生的一切，例如某條街道的原始風貌。我拍攝了大量照片，記錄了諸如墻上曾有的涂鴉等細節。然而，如今這一切都已不復存在。當時我覺得這些是非常平常的，在記錄的時候，心里并沒有發生任何波瀾。可是二十多年過去后，我再翻這些照片，再看這些記錄，其實有被深深地震撼到：就在我們眼前，一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城市完全改變了。我自己在那里出生、讀書、長大、教書、工作，但是現在我回去以后找不到我的路。作為一個“老成都”，我已經不認識這個城市了。這對我有一種內心感情上的觸動，讓我思考怎樣看待這個城市，怎樣看待一個古城的消失。

我詳細記錄在茶館里普通人的閑談內容。這正是這份記錄的珍貴所在，因為我從中發掘出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比如當時的茶價，我去過的茶館，茶價有1角錢的，也有5角、1元的。我還曾去過茶價高達28元的茶館，1角與28元之間的差距巨大，既有極為高檔的茶館，也有相當簡陋的茶館。當時開設茶館所需的資金投入，有的茶館大概需要5000元到1萬元的啟動資金，這樣一來，一個從農村來的農民工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小街，選擇背街的位置開設一家小茶鋪。一家人甚至能夠以此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立足，這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大拆大建之后，如果沒有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投資，開設一家茶館將變得極為困難。當時，外來移民在成都擁有諸多機遇，這些務工人員不僅限于參與房屋修建，茶館中也聚集了許多以此為生的從業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師傅等，他們幾乎都是外來人。

大家在茶館里聊什么，我也記錄了下來。我在整理茶館筆記時，翻到了2003年7月3日的那一天。當時我在一個小茶館中。茶館里，好幾位茶客正熱議著當天凌晨法國隊與意大利隊在歐洲杯的比賽。盡管我對足球不關注，但聽到他們的討論，我便記錄了下來。他們提到，比賽初期是意大利隊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領先。結果在比賽最后30秒，法國隊扳平了比分；隨后在加時賽中，法國隊再進一球。幾年前重新整理這些筆記時，我曾懷疑這段記錄的準確性，但一經查證，發現我所記載的比賽過程與實際完全吻合。

我在茶館里聽到什么，就如實地記錄下來，這可能是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記錄了服務員或者茶館的茶客所經歷的事情。例如，我曾記錄過一位女服務員，她坐在那里與其他幾位服務員閑聊，話題諸如“我兒子真是不爭氣，我給他買作業本的錢，他卻拿去買飲料喝”之類，內容瑣碎，表面上看似沒有什么意義。今天我們再來看，就會看到她所面臨的家庭問題，小孩教育的問題。另外一個茶館的女老板，她剛開了一個茶鋪，我問她為什么要開茶鋪，她說她是從體制內出來的，用政府給予的補償金開設了一家茶館。她提到她的女兒正在四川大學攻讀本科，每年的花費相當大，以及女兒沉迷網吧的情況，包括在網吧的消費、餐飲費用以及宿舍開支等細節。她說如果不是經營這家茶館，她將無法承擔女兒讀大學的各項費用。

以及在全民經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館內都設有公用電話。那時，公用電話的收費標準為3角錢3分鐘，若通話超過3分鐘則收費6角，超過6分鐘則收費9角。這些具體的價格信息在筆記中均有詳盡記錄。

當然，筆記里還有普通人的經歷，體現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坐在一個茶館里，看到一位老人提著菜，慢慢走到茶館門口，也不買茶，坐在門口的桌邊就開始擇菜。女老板就在旁邊，既不叫她買茶，也不嫌她占了位。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個小時，把菜擇好了，又提著走了。我們知道，這是小生意，如果你不消費的話，老板一般是不愿意讓你占用位置的。但我觀察那個女老板，好像習以為常，既不鄙視他，也不催促他，就讓他坐在那里，就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包容關系。

我也觀察到老人對茶館的依賴。我在茶館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了休的老人，會坐在這里打牌。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園。2003年，我在這目睹了一個中老年團體在此高唱紅歌、跳秧歌舞的情況。如今文博大茶園已不復存在。雖然大慈寺里面還有茶館，但規模已經大大縮小了。因為大慈寺是文博單位，而原來的文博大茶園就占了三個殿，還有中間的天井。這里既然是文博單位，就不能再讓茶館占用古建筑。

成都有名的老人，像車輻、流沙河他們，過去在那里定期坐茶館的。文博大茶園的格局和氣氛，我覺得已經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它比保護那個大殿更重要。大殿經過了好多次火災，加上最后的修繕把木頭的變成了水泥的，本身已經沒有什么文物價值了，但我認為那個茶館反而包含了很多文化，而且能讓人們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氣氛。那個茶館沒有了以后，成都現在只剩下唯一一家這樣的老茶館，就是人民公園的鶴鳴茶館?？上У氖俏牟┐蟛鑸@那種老茶館的氣氛，已經沒有了。

那么，透過茶館，我們能發現什么？可以發現很多東西，可以從小的城市空間中看到人們的公共生活是怎樣進行的，看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研究茶館，其實就是把這個小的空間放在顯微鏡下，從茶館去看這座城市，看到很多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東西。

當然，茶館還反映了外面的大世界，包括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遷，以及整個改革開放初期，城市革命是怎么發生的。按照西方學者的說法，城市的大拆大建實際是一場城市的革命，徹底改變了城市。我們看到了公共生活的變化，我的研究中還涉及公共領域的討論。茶館實際上是一種地方文化，是一種持久的象征。從傳統社會到現在，很多傳統已經消失了，但在成都，在四川，這種傳統的公共空間仍然存在，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

最后我想說的是，茶館這個角色其實已經越來越單純了，和民國時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其中仍然保留著很多成都的過去和成都當前的文化。

（本文系王笛教授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2025大學問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上的主題演講，文字稿經主講人審定，經授權由澎湃新聞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