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江南春》背后的巨大黑洞

文 | 難得君

這事說起來其實不復雜。

龐萊臣（1864-1949）是中國近現代收藏大家，其“虛齋”收藏的歷代名畫以質量精湛、體系完整著稱，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

龐老1949年去世，到了1959年，他的后人把家里珍藏的137件國寶級書畫，無償捐給了南京博物院。那個時代，什么狀況，大家也知道。

其中有一幅明代大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是國家一級文物。捐贈的時候，雙方應該是和和氣氣，博物院感激涕零。

（明代仇英 《江南春》圖卷（局部））

時間一晃過去了幾十年。

到了今年，這幅理應好好待在南京博物院庫房里的《江南春》，卻突然出現在了北京一家頂級拍賣公司的圖錄上，白紙黑字寫著“龐氏虛齋舊藏真跡”，估價8800萬人民幣。

捐贈這幅畫的龐家后人，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是從新聞報道和拍賣預告上，才第一次知道自家捐出去的東西，可能已經不在博物館里了。

她跑去問博物院，博物院先是沉默，后是推諉，最后被告上法庭，才拿出一套說法：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幅畫，早在六十年代就被兩撥專家鑒定為“偽作”，在九十年代按照相關規定“處置”了。

聽起來好像博物院也有苦衷，處理“假畫”似乎無可厚非。

但細看這份遲來的“情況說明”，里里外外透著古怪，每一個環節都讓人懷疑。

這不止是一幅畫去哪兒了的問題，它像一把鑰匙，不小心捅開了一扇我們平時不太留意、或者不愿深究的門，門后面，是關于信任、權力和利益的一團亂麻。

▌先說那份關鍵的鑒定，疑點多得像篩子。

南京博物院說，畫在1961年和1964年經過兩組專家鑒定，都判定是假的。我們姑且相信當年專家的眼光。但問題是：

第一，為什么當年判定為假之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博物院從未主動告知捐贈方龐家？捐贈人連最基本的知情權都沒有嗎？

捐給你是真的，你就珍藏展覽，光鮮亮麗；你說它是假的，就偷偷處理掉，一聲不吭。這道理放到哪里都說不通。

好比你把傳家寶托付給一個信譽卓著的保管箱公司，幾十年后偶爾發現東西沒了，公司才慢悠悠說：“哦，我們二十年前就覺得你那寶貝是鍍金的假貨，幫你扔了。” 你會是什么感受？你會相信嗎？

第二，那份1964年的鑒定報告，現在被博物院當作核心證據提交。可媒體拍到的報告圖片，關鍵信息處被打上了厚厚的馬賽克。

為什么要打碼？是怕我們看到鑒定人的單位、職稱，還是鑒定意見的具體措辭？

報道里點出，1964年簽字的徐沄秋、許莘農，在文博系統內就是文物征集工作人員的身份，他們是否具備當時就一錘定音判定國家級書畫真偽的公認權威？

這份遮遮掩掩的報告，很難不讓人懷疑，當年的鑒定是否嚴謹、是否足夠有說服力，甚至是否為了后來的某些“操作”預留了空間。

第三，也是最諷刺的一點。如果這幅《江南春》是“偽作”，是“假畫”，那它怎么能在2025年的拍賣市場上，被標上“龐氏虛齋舊藏”的傳承，被頂尖拍賣行的專家認可，并給出近億元的估價？

難道今天的市場專家和六十年前的博物院專家，眼光差出了銀河系？還是說，所謂“偽作”的標簽，在某些時候，只是一張可以隨時貼上也隨時撕掉的便利貼，用途根據需要而定？

再看那個神秘的“處置”，規矩成了一紙空文。

博物院說，九十年代依規對這幾幅“偽作”進行了“處置”。

根據我國現行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于確實不夠入藏標準、或者被鑒別為贗品的物品，博物館可以“剔除藏品總數”。

但是，請注意，這個“處置”絕非隨意扔掉或私下送人。

法規要求，必須區分文物、資料、仿制品、贗品等不同情況，經過嚴格的評估和審批程序，通常需要報請上級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并要造具詳細的清單。

處置方式也有規定，比如調劑給其他文博單位、移交有關部門、或者銷毀（僅限無價值的仿制品贗品）。

那么，南博這五幅畫，尤其是這幅能拍出天價的“偽作”《江南春》，當年到底是走了哪條“處置”路徑？是調劑給哪個單位了？調劑手續是否齊全？批文在哪里？接收記錄在哪里？為什么最終會流入私人收藏者（南京藝蘭齋）之手，繼而出現在商業拍賣場？

這一連串的流轉，每一個環節都應該有據可查。如今畫在市場上現身，博物院卻只說“當年處置了”，至于怎么處置的，處置給誰了，一概含糊其辭。

這能叫“依規處置”嗎？這更像是一筆糊涂賬，或者，是一筆不想讓人看清的賬。

更值得玩味的是時間點。

九十年代，正是中國藝術品市場開始萌芽、升溫的時期。一些先知先覺的人，已經看到了文物藝術品巨大的經濟價值。

在這個當口，一家頂級博物院將一批出自赫赫有名收藏世家的書畫“處置”出庫，然后這些畫作就神秘地進入了市場流通領域。這僅僅是巧合嗎？

▌這背后，是一套運轉多年的“潛規則”。

南京博物院這件事，讓人不得不想起文博系統其他一些類似的案例。比如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用贗品調包真跡143幅；承德外八廟文物保管部主任，盜竊并倒賣館藏文物近300件。

這些案件性質有差別，但內核有相通之處：都是利用管理上的漏洞和信息的極度不對稱，將公共文化財富轉化為私人利益。

在當前的體制下，博物館對藏品的鑒定、評估、處置，擁有幾乎壟斷性的權力。

一幅畫是真的還是假的，有沒有價值，能不能處理，怎么處理，很多時候是館內少數人甚至個別人說了算。缺乏有效的內部制衡，也缺乏來自捐贈方和公眾的外部監督。

這種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鑒定為偽”可以成為一個“合法”的清倉借口。因為既然是“假”的，那么它的去向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處置的門檻和受關注度就大大降低了。

這里面的操作空間有多大，外人根本無法想象。一套完整的灰色鏈條可能就此形成：館內人員利用職權將真品或高價值藏品標記為“次品”、“偽作”——通過不透明的程序將其“合法”轉移出庫——流入關聯方的私人手中——在市場上經過“清洗”（比如找專家重新出具真品鑒定），變成傳承有序的“名家舊藏”——最后在拍賣會上天價成交，完成變現。

在這個鏈條里，捐贈者是最無助的一環。他們基于對國家的信任獻出珍寶，卻完全失去了對寶貝的掌控和知情權。

當他們幾十年后心生疑慮，想要追問時，面對的往往是機構的冷漠、推諉和一道又一道無形的墻壁。

龐家為了討一個說法，不得不與博物院對簿公堂，耗時耗力，期間甚至氣倒了家中老人。

普通民眾想要監督，更是難上加難，文物管理的專業壁壘和信息的封閉，將大多數人擋在了門外。

▌崩塌的，不止是幾幅畫，更是信任的基石。

這件事最深的傷害，在于它蛀空了“公益捐贈”的信任基石。

龐萊臣家族當年捐贈，不是賣畫，不是交換條件，是純粹的、希望文化傳承的義舉。

這種義舉，是一個社會最珍貴的精神財富。它依賴于人們對公共機構的絕對信任：信任它們會珍視這份托付，信任它們會專業、盡責、廉潔地守護好這些文化遺產。

然而，南博事件向所有潛在的、現在的捐贈者傳遞了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你捐的東西，未必能得到妥善的守護；它的命運，你可能完全無從知曉；甚至，它可能成為個別人牟利的工具。

當這種懷疑產生，未來只有傻缺愿意把家族世代珍藏的瑰寶無私捐出？

大家還不如放在家里，或者送到更能公開透明運作的機構去？長此以往，受損的是整個國家的文化積累和傳承。

博物館，本應是守護文明火種、傳承歷史記憶的神圣殿堂。它的公信力，應該像它所珍藏的千年文物一樣，歷經時間而愈發堅實。然而，管理上的黑箱、制度上的漏洞、監督上的缺位，卻可能讓這份公信力脆弱不堪。

一次這樣的丑聞，需要一千次正面的宣傳來彌補，甚至可能永遠無法彌補。

如今，在輿論的壓力下，江蘇省有關部門已經介入調查。我們期待這次調查能夠真正穿透迷霧，不僅查清這五幅畫的最終去向，更要徹查當年“鑒定”和“處置”的全過程，看其中是否存在違規操作，是否存在利益輸送。

南京博物院需要的，不僅僅是對一次事件的危機公關，而是一場刮骨療毒式的深刻反思和徹底改革，從制度上把權力關進籠子，讓文物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暴露在陽光之下，對得起捐贈者的赤誠，對得起歷史的托付，更對得起“博物院”這三個沉甸甸的字。

據江蘇新聞報道，目前，南博的一把手已經換人了。

文章寫到這里，心情有些沉重。我想起龐家后人龐叔令女士，她這些年奔走呼號，要的不過是一個明白，一個尊重。她守護的，不僅是幾幅可能價值連城的畫，更是她祖輩那份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托付。這份托付，比任何古董都更值錢，它是一個家族對國家的赤子之心，是文明傳承中最溫暖的一環。

我們圍觀這件事，也不僅僅是看一個熱鬧。我們還想知道，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還有多少真跡和價值連城的文物被人偷偷拿出去賣了？

《江南春》是副名畫，捐贈者后人還都在世，所以這事紙包不住火。萬一是其他寶貝呢，沒人奔走呼號，這事會被捅出來嗎？

就算換成你我，天天守著一堆價值連城的寶貝，又沒人監督，貪欲一來，誰能忍得住？

這世界上，最經不住考驗的就是人性。

而能克制人性的貪婪和丑惡，不是靠道德，唯一可靠的是制度，這是個最簡單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