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九年(1893年)七月,蘇州閶門碼頭。
一艘官船正準備起錨,突然,岸上沖過來一個仆人模樣的漢子,死活拽著船上的差役不松手,扯著嗓子沖著船艙里面大喊:
“我家老爺給您的信里可有一萬兩銀票!您收了錢,怎么不給我個回條?沒回條我回去怎么交差!”
這一嗓子,就像一顆炸雷,瞬間炸翻了碼頭上的平靜。
圍觀的老百姓驚呆了,船上的差役嚇傻了,而坐在船艙里的那兩名朝廷大員,更是冷汗瞬間濕透了后背。
喊話的這個“愣頭青”,叫陶阿順。
他這一嗓子,不僅把自己送進了大牢,把自家老爺送上了斷頭臺,更是一腳踢翻了整個浙江周氏家族的“豪門飯碗”。
他嘴里的“老爺”,正是魯迅的親爺爺——晚清翰林、內(nèi)閣中書周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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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遠在紹興老家的少年魯迅(周樹人)才12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原本無憂無慮的“富二代”生活,會因為這幾百里外的一聲吆喝,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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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這人,其實是個能人。
在晚清那個年代,能考中進士,點進翰林院,最后干到內(nèi)閣中書,那絕對是人中龍鳳。但這老爺子有一塊心病,那就是他的兒子——魯迅的父親周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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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宜讀書很用功,秀才早早就考上了,可偏偏在考舉人這一關,卡住了。考了一次又一次,總是名落孫山。眼瞅著兒子都32歲了,還是個秀才,周福清急得滿嘴起泡。
當?shù)亩贾溃约夯斓迷俸茫瑑鹤右橇⒉黄饋恚@萬貫家財遲早也是別人的。
恰逢光緒十九年,慈禧太后要過六十大壽。朝廷為了討老太后歡心,特意開了“恩科”,也就是增加了一次考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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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覺得,這是老天爺給的最后一次機會。
他在官場混了大半輩子,信奉的是“富貴險中求”。既然兒子憑真本事考不上,那就用“鈔能力”開路。
他打聽到,這次浙江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名叫殷如璋。
巧了!這殷如璋不僅是他的進士同年,兩人私交還相當不錯。
在周福清看來,這簡直是天作之合:考官是老鐵,自己手里有錢,只要把錢送到了,讓兒子在考卷上寫下約定的暗號(行話叫“關節(jié)”),這舉人功名不就是板上釘釘?shù)氖聠幔?/p>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周福清還拉上了5家也要參加考試的親友,大伙兒一湊,整整湊了一萬兩白銀。
在那個年頭,一萬兩白銀是什么概念?足夠在北京城買下幾套頂級的四合院。這是一筆能把死人砸活的巨款。
錢有了,關系有了,計劃也有了。只要這個計劃悄悄地執(zhí)行,這就是一場不知不覺的交易。
壞就壞在,周福清此時因為母親去世,正在家丁憂守孝。按照規(guī)矩,他是不能隨便見官的。于是,他做出了這輩子最昏頭的一個決定:
他沒有親自出馬,而是派了家里的仆人陶阿順去蘇州半路攔截殷如璋的官船。
陶阿順是個什么人?說好聽點叫忠誠,說難聽點就是個“一根筋”的莽夫。
他根本不懂官場上那些彎彎繞繞,只認一個死理:老爺交代的差事,必須辦得明明白白。
周福清千叮嚀萬囑咐:信一定要親手交給殷大人,如果他不方便見,就把信留下。
到了蘇州碼頭,陶阿順找到了殷如璋的官船。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那封裝著一萬兩銀票的密信,遞給了看門的差役。
按理說,這種見不得光的事,得講究個心照不宣。
此時,坐在船艙里的殷如璋其實已經(jīng)看到了信。面對老同學送來的一萬兩巨款,你要說他不心動,那是假的。
但問題是,殷如璋身邊還坐著一個人——副主考周錫恩。
這就是周福清算漏的地方。朝廷為了防作弊,主考和副考是形影不離的。
殷如璋看著桌上的信,心里正盤算著怎么先把這事兒糊弄過去,等沒外人的時候再收錢。于是,他假裝沒看見,把信壓在茶碗底下,繼續(xù)跟副主考聊天。
船艙外,陶阿順等急了。
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這傻仆人心里犯起了嘀咕:萬一這當官的吞了銀票不認賬怎么辦?我回去怎么跟老爺交代?
越想越急,越急越燥。眼看船要開了,陶阿順腦子一熱,干出了那個讓后人目瞪口呆的舉動。
他站在碼頭上,扯開嗓門就開始喊:“信里有一萬兩銀票!給個回條啊!”
這一嗓子,把船艙里的殷如璋逼到了懸崖邊上。
如果這時候殷如璋還想保周福清,那旁邊的副主考周錫恩一旦回京告發(fā),殷如璋自己就是滿門抄斬的罪過。
在官場上,死道友不死貧道,這是鐵律。
殷如璋臉色瞬間一變,為了自證清白,他當著副主考的面,拍案而起,大喝一聲:“把那個狂徒給我拿下!”
隨后,當眾拆開信件,一萬兩銀票赫然在目,信里還清清楚楚寫著讓兒子作弊的“關節(jié)”。
鐵證如山,神仙難救。
消息傳到京城,光緒皇帝龍顏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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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大清朝就內(nèi)憂外患,這幫官員還在眼皮子底下搞這種丑事。皇帝朱筆一揮:革職,抓人,嚴辦!
周福清聽到風聲,先是嚇得躲到了上海,后來知道躲不過去,只能回老家自首。
這一案,原本是要判“斬立決”的。虧得那年是慈禧大壽,為了不添晦氣,朝廷才改判了“斬監(jiān)候”(相當于死緩),后來又改判牢固監(jiān)禁。
雖然命保住了,但周家徹底塌了。
為了把老爺子從大牢里撈出來,周家上下四處打點,家產(chǎn)像流水一樣花出去,田產(chǎn)房屋賣了個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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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慘的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
本來就考不中,現(xiàn)在因為親爹行賄,他的秀才功名也被革了,這輩子徹底斷了仕途的念想。他又羞又氣,整日借酒澆愁,沒過幾年就郁郁而終,年僅35歲。
那個曾經(jīng)顯赫一時的周家,就這樣在短短幾年間,從“小康”墜入了困頓的深淵。
這一場荒誕的鬧劇,改變了歷史,也刻進了少年魯迅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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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來的《吶喊》自序中,魯迅這樣描述那段灰暗的日子:
“我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zhì)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試想一下,如果那天陶阿順沒喊那一嗓子,如果信悄悄送進去了,如果周伯宜真的中了舉……
周福清用一萬兩銀子和自己的一世英名,給孫子買了一張體驗世態(tài)炎涼的“門票”。這張門票太貴、太痛,但也正是這份痛,最終成就了魯迅手中那支鋒利無比的筆。
這,大概就是命運最令人唏噓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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