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陰謀論下的國際關系

▲郭建龍在首都圖書館分享會現場（圖片來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摘要：從利瑪竇傳下來的科學傳統如同一條長長的尾巴，一直伴隨著中央帝國，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最后一任西洋人欽天監監正高守謙受不了寂寞，告假回到西方，此后欽天監就再也沒有西方人了。三年后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人已經徹底忘記了西洋傳教士帶來的火炮以及科學知識，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西洋科學已經再次成為神話。

本文轉自《失去的三百年》 郭建龍/著

關于雍正二年（1724）對天主教的禁絕，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雍正皇帝本人是一位保守君王，對西方知識本來就不感興趣，他更加提倡中國儒教精神和皇帝的一體獨尊，這都與天主教的上帝獨尊相矛盾。

第二，天主教士與其他更加高調的皇子關系更密切，與低調的雍正皇帝卻比較疏遠，這種關系本身就容易讓新皇帝心生妒忌，促使他上臺后疏遠天主教。

第三，康熙皇帝晚年時，以教皇為首的教士集團對中國禮儀的摒棄，使得天主教在中國樹敵不少，對天主教不滿的這群人都集中在后來的雍正皇帝的旗下。可以說，禁教既是雍正皇帝利用了他們的情緒，也是他們利用了雍正皇帝的權威。

第四，傳教士在康熙時期受到重視，是因為他們的科學素養，但雍正皇帝不僅不關心科學，還擔心科學給統治帶來不穩定。

雍正皇帝也并沒有將所有傳教士趕走，他將他們區分為“有用的傳教士”和“沒用的傳教士”，前者被允許留在北京，后者被迫離開。

教皇本篤十三世

就在雍正皇帝禁教的同時，還發生了另一件事情：西方的教皇本篤十三世（1724—1730年在位）派遣使節噶達都和易德豐前來中國，這是羅馬教廷歷史上第三次遣使中國。關于這一次遣使，由于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史上記載并不多。雍正皇帝表面上贊賞教皇派遣使者，并厚厚地賞賜了教皇。他還表示，只要在中國的傳教士聽話守法，就將獲得皇帝的保護。但除此之外，并沒有產生太多實質性的結果。

不過，皇帝依然給了教皇面子，釋放了兩位關押的傳教士畢天祥和紀有綱，其中畢天祥是在多羅出使期間被關押的，到被釋放時已經關押了十六年。

雍正皇帝雖然禁教，但對在京供職的天主教士，特別是在欽天監任職的天主教士依然給予重用。雍正二年（1724），傳教士徐懋德被授予欽天監監副之職。雍正三年，傳教士戴進賢成為欽天監監正，加禮部侍郎。雍正八年，皇帝還賜銀千兩修繕天主堂。

總之，皇帝的政策是，對帝國有用的傳教士依然能受到優待，但在地方上越來越排外，傳教士的自由度幾乎完全消失，一切都必須由皇帝掌控。事實上，這位皇帝傾向于對國家的方方面面，從官員到百姓，都毫無遺漏地控制起來。

雍正皇帝對天主教的態度還可以從他的一篇文章中看出來。在一次佛誕之日，皇帝談到釋道和天主教往往互相攻擊，但在他的眼里，兩者都只是荒誕卻不得不容忍的理論，相對于中國的儒教來說，都是走錯了方向的異端而已。皇帝大體上支持這樣的觀點：就像中國的宗教不能流行于西洋一樣，西洋的宗教也不用在中國流傳。那么，為什么皇帝又必須對他們有限度寬容呢？是為了控制。蒙古人信佛教，清政府要想控制蒙古人，就必須利用喇嘛教。而西洋人的歷法對國家是有用的，為了控制這些西洋人，也必須允許他們信天主教。作為統治者，要明白這種縱容只是為了利用他們的長處，或者控制他們不要出亂子，超出了這個限度的傳播就要禁止了。

這種態度最接近于“為我所用”的“唯物主義”態度，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為了限制西洋人，也將西洋的科學與中國人完全隔絕了。雍正不知道的是，人類學問的發展并不在于一種思想的對錯，而更在于人們能夠自由地思想。久而久之，西洋人的作用僅限于在欽天監任職，他們的其他用途都被禁止，他們的活動也受到了限制。從利瑪竇傳下來的科學傳統如同一條長長的尾巴，一直伴隨著中央帝國，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最后一任西洋人欽天監監正高守謙受不了寂寞，告假回到西方，此后欽天監就再也沒有西方人了。三年后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人已經徹底忘記了西洋傳教士帶來的火炮以及科學知識，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西洋科學已經再次成為神話。

除了對傳教士和信仰方面的掌控之外，雍正皇帝也想把南方的貿易體系掌握在手掌之中。但他的措施也并非完全是負面的，事實上，他還糾正了父親在晚年犯下的一個錯誤。

康熙皇帝晚年時，由于擔心沿海人民與海外的聯系過于緊密，也擔心所謂“海盜”問題，下令禁止中國人（特別是福建地區）赴南洋貿易。這樣的做法，使得福建從對外貿易的先進地區變成了死地。雍正五年（1727），福建總督高其倬考察了本地的問題，對康熙皇帝晚年的海禁政策給當地帶來的影響以及當時禁海的原因都進行了詳細梳理，并上報給雍正皇帝。他認為，福建的福、興、漳、泉、汀五府面臨海洋，且福建有著自己的特點，就是“地無三尺平”，特別是靠海之處，往往只有零星的平地，大部分地區不是山就是海，連耕地都很難找到。而另一方面，臺灣平定之后，進入和平時代的福建出現了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導致大量的剩余人口出現。這些人無法種地，只能走海，這是康熙末年福建出現所謂“盜賊”的根本原因。

可是，“海盜”不能靠海禁來治理，只有為百姓廣開謀生之路，才能夠解決問題。畢竟人是要吃飯的。福建人已經習慣了出海，一艘船上既有船主、商人等富戶，也有水手、苦力等窮人，他們只要出了海，不僅不消耗國內的糧食，還會從海外賺回資本來養活家人，只有這一條路才是活路。

康熙晚年時期禁止福建出海的幾大借口，除了“海盜”之外，還包括：保衛國家的糧食安全，擔心人民把糧食販賣出洋；擔心福建人將國內的秘密泄露給海外。高其倬也對這兩種擔心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福建人去往的海外地區本身都產米，不僅不會消耗福建米，反而還能從海外支援福建。另外，既然允許廣州地區的人出國，那么秘密即便不從福建泄露出去，也會從廣州泄露。因此，這兩個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皇帝權衡之后，同意了他的觀點，于是，福建在海禁十年后再次得以開放，百姓又可以出海了。

除了解除福建海禁，皇帝還試圖取消海外商人苛捐雜稅的規禮銀，但事實上并不成功。

雖然出臺了這些對當地百姓有利的政策，但如果就此認為雍正皇帝鼓勵海外貿易，那又大錯特錯。其實他追求的是整理父親建立的貿易體系，在這個基礎之上加強政府的“管理”。也就是說，他允許貿易的存在，但是貿易勢力必須聽話，也不能將影響力滲透進政治領域。他賦予官僚系統很大的權力去管理貿易，于是，在官員的管理下，貿易反而越來越衰落了。

皇帝對海外貿易的第一項規定，是雍正二年（1724）時針對澳門的。在康熙皇帝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的時期，澳門出現了極大的繁榮。中國政府在澳門有一名把總，帶領五十名士兵，負責名義上的主權和治安管理，在通往澳門的陸路上一個叫前山寨的地方還設有城池和關門，不許西洋人離開澳門到內地。但中國政府并不禁止在澳門的貿易，使得這里很少受到皇帝詔令的干擾，因此，內地越禁商，這里越繁榮。

澳門的繁榮引起了內地官員的不滿，他們籌劃對澳門加以限制，這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盡量吸引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在這里收取關稅，不經過澳門；第二，限制澳門船的數量，也要求它們持有牌照，澳門船只數量少了，其貿易量就會下降。

當年十月，兩廣總督孔毓珣上奏，獲得批示：準許澳門保留二十五艘船，對這些船只編號，并且嚴禁這些船攜帶外國人（特別是傳教士）到中國來。而對于到廣州黃埔貿易的外國商船，則規定只有大班等人可以上岸，與行商進行貿易，水手不允許登岸，廣州派兵保證他們不下船。同時，外國商船必須在當年十一至十二月將銀貨交割完畢，乘當年信風離開。

到了第二年，孔毓珣又做了新的規定：外國商船到達廣州后，中國人不得上外國船。

雍正五年（1727），皇帝開福建海禁的同一年，又做了規定，不準內陸百姓久留海外，進一步限制百姓的活動。

除了對人的限制，還有對貨物的限制。雍正時期規定不得向海外販米，也不準向海外販鐵。另外，皇帝雖然有心減稅，但苛捐雜稅依然在增加，在雍正皇帝之前，針對白銀的換算和損耗，買賣中每兩銀子抽三分九厘的分頭銀，到了雍正時期，又加征十分之一的繳送銀，洋商的負擔也加重了。

隨著皇帝越來越多的管制，到最后，各地區的督撫也意識到這位皇帝喜歡將一切權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對民間極不信任。此時的沿海總督也更加任性地行使權力。雍正六年（1728），一股針對海外中國人的妖風終于興起了。

在明朝，倭寇曾經風行一時，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的大患。但奇怪的是，隨著西方的到來，中國和日本先后進入了閉關鎖國階段，此時的日本不僅對西方不感興趣，就連對中國也不感興趣了。日本政府規定，國人不得前往海外；雖然允許中國等少量國家的人前往日本經商，但是只開放一個港口；商船到達后，商人們被圈禁在城中，由官方主導貿易，結束后才將商人放出。

日本之所以閉關鎖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此時它已經從過往的貿易逆差國變成了順差國，而它出口的東西中最主要的就是白銀和紅銅，這兩樣都是清朝最急需的。

日本完成轉型后，康熙時期對日本依然不放心，派出了織造烏林達麥爾森前往日本探察，確定日本對中國是安全的之后，才完全撤銷了海禁。

但中國對日本的戒心依然長期存在。

雍正六年（1728）八月，雍正皇帝的寵臣、浙江總督李衛突然聽到一個消息。當時的日本天皇已經失去實權，只是幕府將軍的傀儡，而幕府將軍的軍隊中有幾位中國人效力。最初的一位是福州人王應如，他去日本教授陣法，但不久就去世了。之后，一位廣東的退役千總也受聘于日本，演練水師。這些人并非主流，更多是為了謀一口飯食，所教授的內容也并不見得有多重要，日本雇傭個別的中國人也并非什么大事。此外，有兩位參與日本貿易的中國商人鐘覲天和沈順昌也看到了機會，推薦了一位杭州的武舉張燦若和一位蘇州姓宋的獸醫前往日本。另一位商人費贊侯推薦了一位革退書辦去日本教授律例。

事實上，中國人在海外謀職是很普遍的現象，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中國商人想要長久經營，必然要尋求一定的政治庇護。但日本雇傭中國人的消息傳到了李衛的耳中，他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于是，在他的腦子里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陰謀論：日本已經秣馬厲兵，要進攻中國了。李衛接著分析了中日兩方的實力對比，認為如果僅僅是武力的比拼，那么大清自然能夠戰勝日本，但他擔心日本會利用間諜，也就是引誘那些貪財的壞百姓。在他的眼里，江浙地區充滿了重利輕義的壞人，只要日本人引誘，都會蜂擁而上將情報告訴日本人。作為對比，清政府卻很難知道日本的消息，在戰爭中處于劣勢。

李衛的分析只能指向一個結論：必須改變政策，將開放政策轉為對中國海商進行管制。在上奏皇帝的同時，他開始防患于未然，令沿海各地的文武官員和關稅口岸對出海商船進行嚴密監視，不準攜帶武器和糧食，所有出海商品必須全部開包檢驗；同時，將水手、舵工、商人、奴仆、客人等都一一查明原籍并整理成名單，在每個人的名單后面要備注歸期，在船只回來的時候進行查驗，不符的要問責。

對集權政權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明白，這樣的審查力度意味著什么。當上級提出要求后，下級會層層加碼，直到將整個貿易鏈條破壞。禁止普通兵器和糧食必然讓中國船只在海上毫無防范海盜和對抗西洋船只的能力，層層檢查和查扣也必然讓很多人不敢出國。

李衛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作為心腹的他知道雍正皇帝有閉關鎖國的保守傾向，皇帝只要被觸動了心弦，自己做得越過分，功勞就越大。

果然，皇帝看到李衛的上奏后非常高興，他不僅對去往日本的商人不滿，也對去往噶喇叭、呂宋的商人充滿了怨恨，特別是聽說這兩個地方的中國人都有上萬之多（他直接稱這些人為“漢奸”）。李衛的經驗也被皇帝介紹給福建和廣東，于是，在短短的兩個月內，興起了一場席卷所有東南沿海省份的大邊備運動。

兩個月后，李衛再次將事態擴大。他認為，日本不僅影響東南沿海，甚至波及山東、天津、錦州等處，如果日本要進攻中國，也可能會選擇這些路線，因此，邊備運動延伸到了北方沿海。兩廣總督孔毓珣是一位善于察言觀色的人，他也下令對沿海口岸進行巡查。到這時，就已經到了禁止商船出洋的地步了。

皇帝對李衛上奏中提到的幾個人也是嚴加審查。幾個商人大都被李衛拿獲，審問的情況卻令人哭笑不得。其中鐘覲天帶去的武舉張燦若還在日本，于是浙江官員扣押了他的父親，令其寫信將其子召回。費贊侯帶去的醫生周岐給日本人看完病后已經回國，但為了證明查訪他們是正確的，李衛的奏章中刻意強調了周岐的發現：日本人藏有大量的中國書籍，對中國無所不知。于是有人帶書到日本也成了罪過，凡是在日本教授過知識的人也都被定罪。最后，李衛揚揚自得地表示：商人貪財，唯利是圖，必須嚴加整飭，方能夠保證帝國的穩定和統一。

這件事一直鬧到了當年冬天，皇帝才通過其他渠道，確信日本并沒有任何入侵企圖，李衛的奏章更多是一場獵巫運動。

但既然前面的陣仗鬧得這么大，一下子也不好收場。這時又是李衛讀懂了皇帝，他提出了一條妙計：將對日貿易收歸國家控制。按照李衛的說法，中國去往日本的船只都領了日本政府發放的牌照，但從中國出發時不需要牌照，這是不合理的。因此，為了同等對待，要在中國也設立一個洋商總，也就是一個類似于行商的系統，只有參加了洋商總的八名商人才能獲得去往日本的牌照。這樣，相當于授權一個受到政府信任的商人集團把持對日貿易，也就更加容易管理了。

李衛對沿海開放地區的倒算還不僅僅表現在對商人的處理上，他對各地的天主教勢力也是不遺余力地打擊。雍正八年（1730），李衛毀掉了杭州的天主教堂，改為天后宮，防止傳教士再來。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地方的跟隨，同年，福建巡撫劉世明請求禁止天主教在民間傳播。雍正十二年，福建人蔡祖因為傳播天主教被絞殺。蔡祖是漳州人，曾經長期居住在呂宋，當年九月帶西洋人圣哥回國后宣傳天主教，被抓獲后，圣哥被遣送，蔡祖則被絞死。

到雍正末年時，沿海地區的情況已經與康熙時期有了極大的不同。康熙皇帝允許傳教士在國內活動，最多只是要求領票；但是在他兒子治下，天主教在中國境內已經完全處于地下狀態。康熙皇帝允許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對外商是縱容的；對國內商人，只是到了他晚年，才出了一系列昏招，禁止福建商人出海東南亞。

在雍正時期，雖然表面上的框架沒有變化，可一系列的規矩造成了貿易的實質性衰落：一方面，官僚集團知道皇帝不喜歡花哨的貿易，對外商進行了各種隱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官僚們對中國人更是不客氣，各種禁令和管制、審判，讓中國的對外貿易遭受了重重打擊，甚至出現了針對日本貿易的獵巫運動，使得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呈現出道光十二年（1840）的態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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