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刺激的官司不是刑事官司，而是婚事，這話不是我說的，是我剛認識的一個新律師說的。
她叫袁金嗓。
她說做律師這行，有人求財，有人求名，這些東西她不僅都要，而且她還想“求刺激”。她沉迷于辦理自己能接觸到的最奇怪的離婚案件，我問有多奇怪，她說，反正比國產電視劇要荒誕。
“上帝是最好的編劇，但是寫到人類婚姻這一章的時候，他一定喝大了。”
2011 年，她剛入行，心里就有了這句領悟，因為她接手的第一起離婚案就牽涉三條人命——兩人被害，一人被判死刑。這是她第一次因為婚姻案件，而突破了普通人對離婚糾紛的想象。
這個案件的當事人，給她發來的消息，都是這樣開頭的——“袁律師，救救我。”
“他又來了……”
“他在砸門，我好怕……”
后來，她接了許多類似的案件，出軌、控制、彩禮、算計、暴力，它們披著家務事的外衣，卻往往演變成奇景——當事人即恐懼這些困難，也害怕面對自己離婚以后的生活。
面對這些奇人奇事，她常常自備金嗓子喉片，因為無論是保護當事人，還是和對方律師據理力爭，她都得有一副好嗓子。
今天，袁金嗓決定記錄下這一系列的故事，系列名就叫【奇婚事務所】。她想記錄的，從來不只是輸贏，而是讓更多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清楚看到婚姻中奇怪的事物，規避傷害，理性去愛。
如果不是后來發生的那些事，我幾乎已經記不起第一次見到小雅的情況了。
2017年的深秋，我剛結束庭審，第一次見到小雅。她和多數金融白領一樣，妝容精致，穿著得體，坐下時背挺得很直，一看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習慣把情緒收好的人，“袁律師，我想咨詢一下離婚的事。”
我照例問了基本情況：
小雅，28歲，名校畢業，在本地一家金融機構做業務骨干；丈夫陳文寒和她同歲，同樣畢業于名校，也是她的初戀，兩人結婚才一年多。
婚前陳文寒在事業單位，雖然收入不如她，但勝在穩定，人也看著溫和體貼。加上兩人學歷相當、老家在江蘇同一縣城，在旁人眼里是“門當戶對”。
但婚后不久，陳文寒就辭職在家“晃悠”，收入微薄。目前兩人帶著孩子在本地租房，無業的公婆也搬來同住，幫助照顧孩子。
“有原則性矛盾嗎？比如出軌？”我按照慣例詢問。
“沒有出軌。”小雅停頓了一下，語氣依然平穩，“但他打了我一巴掌。因為我不肯在他父母要求的房產證上加名字。還有……我覺得我們的財務狀況有問題，他總是以各種名義把我的錢轉走。”
動手了？！干這行久了，我很清楚“第一次動手”意味著什么。
但我也同樣清楚，絕大多數人，并不會因為這一巴掌就下定決心離婚。
果然，她很快把話題轉到了她真正關心的部分——“算賬”。
“如果離婚，他大概能分走多少？”
“孩子判給我的概率大不大？”
“協議和起訴，哪個成本更低？”
她問得條理清晰，幾乎沒有猶豫，不像是在談離婚，倒像是在給客戶做風險評估。
緊接著，她又補充了一句“當然，如果能好好談，也不是非要鬧到法院。畢竟孩子還小，他是我初戀，可能就是一時沖動。”
她告訴我，自己已經帶著孩子住進了酒店，“想讓他冷靜一下，也給彼此留點余地。”在她看來，只要自己姿態夠硬，陳文寒為了保住經濟來源，肯定會來求和，這事兒就能翻篇。
看著她，我心里隱約有點不安。但我還是保持了職業克制，“能談妥最好，協議離婚成本最低。”我說，“我幫你擬個方案，你回去跟他談。”
她明顯松了口氣，像是找到了一個安全出口。
可惜，真正的失控，才剛開始。
半個多月后的一天，我剛要睡，小雅電話來了。
“袁律師，他把鎖換了。”
我愣了一下，這是談崩了？
“我回家拿東西，門打不開。”她聲音里帶著不可置信，“他們把鎖換了，把我的衣服全扔樓道里了……”
陳文寒一家認定她只是在“鬧脾氣”，只要手段夠狠，她肯定服軟。
“先找個安全地方住，別一個人待著。”我趕緊提醒。
“那能不能先發個律師函？我想逼他坐下來認真談。”
“小雅，他現在這樣，可不是想跟你談條件的。”
她沒反駁，只輕聲說了一句：“可我真的不想鬧上法庭。”
到這時候，她想的還是“控制局面”，試圖把這張翻了的桌子扶正。在“安全”和“體面”之間，她本能地選了后者。
出于尊重當事人意愿，我仍答應幫她協議離婚。只是掛了電話，我隱約覺得，這事兒恐怕沒法善終。
即便如此，我也沒料到，對方的下一步會來得這么快。
沒幾天，我再次接到了小雅的電話。
“袁律師，救救我……”電話那頭的聲音是斷裂的，帶著明顯的哭腔，“不管我搬到哪里，陳文寒都能找到我……”
她的語句是碎的，像是情緒徹底失控后的傾倒。
“他搶我包，扯我的頭發。”
“他說，要把孩子扔進河里……”
我坐直了身體，腦子一瞬間變得異常清醒。
如果說之前的行為還可以被解釋為“施壓”，那么現在，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恐嚇了。
“小雅，”我打斷她，“你現在在哪兒？周圍安全嗎？”
確認她暫時安全后，我們約在一個隱蔽的咖啡館見面。
我早到了幾分鐘，坐在角落，腦子里全是她那句——“不管躲哪都能被找到”。
既然小雅已經刻意藏了起來，陳文寒到底是怎么一次次精準摸上門的？
不一會兒，小雅來了。即使在室內，她也戴著壓得很低的鴨舌帽，口罩捂得嚴嚴實實。她沒有立刻尋找座位，而是先在門口謹慎地掃視店內，之后才快步走向我的位置。
她摘下口罩的那一刻，我差點沒認出來。面色蠟黃，眼窩深陷，眼神里全是惶恐，和不久前判若兩人。
“我剛搬的地方，他就能找到，這是咋回事？”小雅問我。
我猜測，有沒有可能是身邊熟人和他說的？
“不可能，我這次搬家除了我媽誰都沒告訴……”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一個平日看似溫吞的男人，怎么突然有了這么精準的追蹤能力？
在我的追問下，小雅終于吐露了更多細節。原來之前她在咨詢時輕描淡寫的那句“因為房產證沒加名打了一巴掌”，并不那么簡單，我逐漸了解到這個家庭背后的“真面目”。
小雅告訴我，婚后她不僅要負擔全家開支、房租，養著公婆，還得幫還男方老家那套空置婚房的貸款。她起初并未計較，甚至將積蓄全權交給丈夫打理。
孩子滿一歲時，小雅想在南京買學區房。首付由她和自己父母這邊拿大頭，默認房產證上寫夫妻兩人的名字。這時公婆卻提出了一個令人驚愕的要求——新房必須加上他們的名字。理由是老家婚房已掏空家底，兒子現在買新房，加父母名字“天經地義”。
小雅養著全家，新房還要奉上3/4以上份額，小雅不能接受，所以尷尬但禮貌地拒絕了。
小雅說后來她才想明白：正常人家的父母，哪能干出這種事兒？能提這種要求的，那絕對不是善茬。
小雅的拒絕把公公惹毛了。當小雅說“那要不也加我爸媽名字”時，公公徹底炸了。
他指著小雅罵：“一個女人輕松賺這么多錢，不就是在外面賣的？婊子、爛貨，還矯情……”罵累了，他沖著縮在一旁的兒子吼了一嗓子：“老婆不聽話，打一頓就好了！”
接下來的是小雅至今揮之不去的噩夢——那個受過高等教育、平時文質彬彬的丈夫，毫不猶豫抬起手，狠狠給了她一耳光。
啪的一聲，小雅被打懵了。她想不通，為什么公公一句話，就能讓老公揮出巴掌。
公公盯著她驚恐的眼神，冷冷地甩出一句：“我坐過牢，什么都不怕。你再倔，小心弄死你。”
婆婆則在一旁“勸和”：“男人打老婆很正常，我們都是這么過來的。等他老了，打不動就好了。”
到這時候小雅才徹底醒悟：這哪是過日子，這就是闖進了一個暴力被默許，甚至被當成“家規”的流氓團伙。
面對這樣一個流氓團伙，講道理是沒用的。小雅決心離家，帶著孩子重新租房，為了逼退對方，小雅一怒之下斷了家里的“供養”——之前房子的房租不付，信用卡也停了。
這一下，徹底捅了馬蜂窩。男方一家既不離，也不搬，而是開始了瘋狂的報復。
小雅的工作電話被24小時騷擾轟炸，導致她完全無法正常工作。不管她搬到哪——朋友家、新公寓，不出三天，陳文寒一定會像幽靈一樣出現在門口。
“他每次堵你，除了動手，還有什么奇怪舉動嗎？”我問。
“有！他老搶我手機！”
“手機里有什么？”
“他想轉走我理財賬戶里的五十萬，還有銀行卡、微信、支付寶。”
那筆五十萬元的理財，是小雅婚前申購成功的，不僅時間點在登記結婚之前，資金本身也是她和兩位閨蜜共同所有的。陳文寒一直試圖把這筆錢贖回，轉到自己名下。
望著眼前幾乎被摧毀的女孩，我意識到，我面對的不是一樁普通雞毛蒜皮的離婚案件，——對方的行為正在迅速失控，而小雅的狀態也讓我隱約擔心，整個事情隨時可能朝更糟的方向滑去。
我要做的，不僅僅是幫小雅離婚。更迫切的，是幫她活下去。
我的腦海里突然閃過以前看TVB律政劇的畫面，那些遭到騷擾和威脅的當事人，都會申請一張紙——“人身禁制令”。 而在大陸地區，它叫作“人身安全保護令”。
那是我執業的第六年。相比剛入行時，我已經算是一個相對成熟的律師了。
2011 年，我接手的第一起離婚案就牽涉人命。同事后來半開玩笑地說，我有一種“吸奇體質”，總會遇到那些不斷突破普通人想象的婚姻案件。它們一次次刷新著我對關系邊界的認知，小雅的案子也不例外。
也正是在這些時刻，我開始反復想到一種可能——如果能有人身安全保護令，或許很多關系，就不必非要走到最危險的那一步。
其實早在2008年，國內就有法院發過人身安全保護令，雖然數量極少，但至少說明了一件事：打老婆不是家務事。2015年12月27日，隨著《反家庭暴力法》出臺，“人身安全保護令”更正式、更明確地在法律中得以體現。
到了2017年，這法律剛施行一年多。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個概念還停留在電視劇里，現實中是個“新物種”。普通老百姓不懂，就連律師也很少見。一方面是家暴隱蔽性強，很多當事人要么刻意隱瞞，要么自己騙自己說是“家務事”；甚至為了達成盡快離婚的目的，把“不報警、不鬧大”當成了私下交換的條件。“民不舉官不究”，法院實際能遇到的案子少之又少。
更棘手的是，當時只有一部“光桿法律”，沒有司法解釋。流程怎么走？到底保護誰、禁止誰？這些在當時都是有爭議的，大家心里都沒底。
但我很清楚，這是小雅唯一的救命稻草。因為這張紙能把陳文寒的暴行，從扯不清的“家務事”，直接劃進“違法”的紅線里。
那一刻，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身邊同事沒人做過，沒得參考，那我就做“吃螃蟹”的人。
我將男方跟蹤、毆打、騷擾小雅的證據收集好，滿心期待地交給了離婚案法官，但結果兜頭一盆冷水：證據不足，不予受理。
法官的理由很現實：男方跟蹤可能是為了求和，拉扯沒造成輕傷以上后果，至于“呼死你”軟件，沒法證明是他買的。這到不了發保護令的程度，再回去調解調解吧。
路好像被堵死了。
就在我發愁的時候，小雅那邊又出事了。
小雅是個很有分寸的姑娘，不好意思總打擾我。那次求救電話，是她實在走投無路了。當時我特意叮囑她：“以后有事，隨時給我打電話。”
但這句承諾，卻差點讓我先崩潰了。接下來的幾天，我的手機成了“熱線”。不管白天黑夜，電話一接通，全是她崩潰求救的哭聲：“袁律師，他又來了……”“他在砸門，我好怕……”
這種高頻的恐懼，連我這個旁觀者都開始出現生理反應。我突然意識到：坐在辦公室看卷宗的法官，永遠無法體會這種瀕臨崩潰的絕望。
如果不讓法官親耳聽聽，這就是個死局。
于是，我教了小雅一招并不體面的辦法：下次他再騷擾，第一打110；第二，立刻打法官辦公電話，接通后就把現場的聲音直播給法官聽。
這招有點像是在“逼宮”，并不體面，但我顧不上那么多了。
另外我還告訴小雅，懷疑她被什么科技手段定位了，盡可能地把手機和手機卡全換一下，舊的不要留在身邊。后來又讓小雅檢查隨身的一切東西，衣服、包……覺得有可疑的一律扔掉。
幾天后，法官也“崩”了。
在接聽了多次小雅顫抖，甚至歇斯底里的求救電話后，法官終于主動打來電話，語氣全是無奈：“袁律師，趕緊立案吧，如果情況屬實，這個保護令我們發。”
我終于松了一口氣。
不過這口氣并沒有松太久——
第二天，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再次接到法官電話。他告訴我，人身安全保護令需要單獨立案，不在原離婚案的受理范圍內。因為制度剛推行不久，承辦法官根本沒有實際操作過，流程并不熟悉。
第二天一早，我往返法院，重新遞交材料。又等了將近兩天，才等到承辦法官的電話——
通知第二天現場聽證。
聽證會開始前，我特意拉住小雅叮囑：“陳文寒很會演戲，待會兒不管他說什么，你一定要控制情緒，你是受害者，要展示痛苦，但別撒潑。”
我之所以在聽證前反復叮囑小雅，是因為在前期調解中，我已經對雙方有了一個大致判斷。
第一次見到陳文寒，他臉圓圓的，說話不急不緩，看起來甚至有點憨厚，很難把他和家暴者聯系在一起。調解時，他堅持不肯離婚，反復強調“我們感情很好”“孩子還小”；可一轉頭私下溝通，他又提出，想離婚就得多給錢。
這種反差讓我開始警惕——在場面上，他永遠占據道德高地；在場面外，他卻在反復試探底線。小雅越是情緒失控，他反而越顯得冷靜克制，像是站在一旁，看著她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不利的位置。
相比之下，小雅并不是一個“完美受害者”。她平時在陳文寒面前不太敢正面沖突，可一旦進了法院，或許是覺得有了法律撐腰，她積壓的恐懼就反彈成了攻擊欲，話就多了起來。她很容易被對方激怒，一旦情緒上頭，說話就失了分寸，什么難聽說什么。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但這次我還是低估了陳文寒的下限，也高估了小雅的忍耐力。
法庭外，法官還未到，陳文寒就開始冷嘲熱諷，不斷刺激小雅，并揚言要搶奪孩子、溺死孩子，以此威脅小雅。沒有任何一個母親能忍受這種威脅。那一刻，小雅積攢了幾個月的怨氣瞬間爆發。她完全忘了我的叮囑。
她指著陳文寒，又指向一旁的公公，聲音徹底失控：“你們一家算什么東西？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還敢這樣對我？”
那些原本被她死死壓住的委屈，一下子全翻了出來。她罵他們不要臉，罵他們一家靠她養活，罵那個曾經對她動過手的男人——“你不是愛打人嗎？你再打我呀……”
她已經顧不上體面，也顧不上后果，只是本能地把所有壓抑過的恐懼和憤怒，一股腦地砸了出去。罵到最后，她嗓子發啞，整個人蹲在法庭門口，抱著膝蓋，放聲大哭。
就在這時，法官夾著卷宗走來了。
這一幕，精準地落入了法官眼中：一個歇斯底里的潑婦，正在辱罵她的丈夫。
完了。我在心里咯噔一下，這下受害者形象全崩了。
庭審一開始，陳文寒展現了“影帝級”的演技。
面對我們提交的種種鐵證，他反而一臉苦澀地向法官大倒苦水。在他精心編織的敘事里，是非完全顛倒了：學歷高、口才好的小雅成了家里“說一不二”的暴君，而他和年邁的父母，反倒成了為了“家和萬事興”一忍再忍的弱勢群體。
他聲淚俱下地控訴小雅長期拿錢“補貼娘家弟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被妻子榨干積蓄卻還要忍氣吞聲的“老實人”。
“我掏心掏肺，把心都捧給她了，怎么就……怎么就換不來她一顆真心呢？”
說到動情處，這個大男人竟然當庭哭了。就在法官被這番深情告白弄得有些遲疑時，他看準時機，拋出了真正的殺手锏——一張4000元的收條。
“法官你看，這是上次她打傷我，警察調解時讓她賠我的醫藥費。”
這件事小雅之前確實跟我提過一嘴——說是某天陳文寒上門鬧事，賴著不走，非說手機在推搡中被她摔壞了。小雅為了息事寧人，只當是“破財免災”，轉了4000塊錢打發他走。
當時我只當是一次普通的家庭糾紛，根本沒往心里去。沒想到，這筆被我忽略的“手機賠償金”，竟被他包裝成了鐵證如山的“家暴醫藥費”。
這一刻，庭審的敘事重心，幾乎被他硬生生扭轉了。我心里第一次出現了不太好的預感。如果不是已經跟進案子好幾個月，僅憑這幾十分鐘的交鋒，連我都很難立刻分辨，他到底是加害者，還是“被逼急了的丈夫”，更何況是剛剛接手案子、對雙方都還不熟悉的法官？
看到法官的表情逐漸變得猶疑，我幾乎可以確定：常規舉證，在這種對手面前，已經失效。如果按照我們既定的節奏往下走，我們越解釋就會顯得越像在狡辯。
陳文寒的臟水還在一盆接一盆地潑過來。小雅除了偶爾回罵幾句，更多的時候被氣到崩潰地哭了。我能感覺到，她在一點點塌下去。如果她在庭上塌了，這個案子，后面再怎么補救都很難，再這樣下去，我們大概率會輸。
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迅速回憶小雅之前和我講過的那些零碎細節——她為這個家庭付出的金錢、陳文寒父親的為人，以及那些被反復提起、卻從未寫進任何筆錄的“造黃謠”。
情急之下，我想到了一個險招——
因為陳氏父子一直死死咬著一個字不放——“錢”。他們要用錢定義這段婚姻，那我也要用錢，把他們真正的樣子翻出來。
我并不能確定這樣做一定有效，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小雅很可能等不到下次機會。
我深吸一口氣，突然打斷了他們，語速很快，不給他們反應的時間，也不給自己后悔的時間：
“到底是誰沒良心？到底是誰養誰？你們老家的婚房，首付是借的，貸款是小雅還的，房產證上寫的是小雅的名字嗎？”
“你兒子從認識小雅起就沒一份正經工作，租房她付，信用卡她還，連你們買房欠親戚的錢，最后也是小雅在兜底！”
“現在就因為新房不肯加你們老兩口的名字，你們就把她趕出家門、扔她的東西、拿孩子威脅她？”
“陳文寒，靠女人養、吃軟飯，你不覺得丟臉嗎？被你爸攛掇著打老婆，你還是個男人，是個父親嗎？”
這段話，我幾乎是一口氣說完的。說出口的瞬間，我自己都能感覺到危險，面對一個把暴力當成解決方式的人，我并不知道，下一秒迎來的會是辯解，還是拳頭。
陳文寒本人反應并不激烈，可能是他早已在律師的訓練下學會了“情緒管理”。但他那個自稱“坐過牢”的爹先炸了。
老頭騰地一下從旁聽席跳起來，指著小雅破口大罵：“你放屁！她的錢就是我兒子的錢！一個女人輕輕松松賺這么多錢，能是什么好路數？不要臉！在外面拋頭露面，不就是賣的？！”
他甚至把矛頭轉向了我。
“你這種爛貨律師，你的錢也是賣來的！你們都是婊子——”
整個法庭瞬間安靜了。女書記員打字的手都停在了半空。
我并不確定法官會如何處理，但我很清楚，對方這種無底線的失控，恰恰把“刀柄”遞到了我們手里。
我沒有退縮，直接指出對方正在公然對我方進行人格侮辱和造謠，要求立即拷貝庭審錄像固定證據，并明確表示我們將報警追究到底。
聽到“報警”二字，陳文寒立刻意識到不妙，沖上來拉住父親，試圖向法官解釋，說父親只是一時沖動。
但此時局面已經不再由他們控制了。
我對陳文寒說：“陳文寒，你聽到了嗎？你爸當庭侮辱你妻子是‘婊子’，你也認同嗎？你全家就是靠著你口中‘婊子的錢’養活的嗎？”
“你受過高等教育，這就是你的價值觀嗎？”
“你閉嘴！”老頭徹底瘋了，他猛地沖過欄桿，揮著拳頭就要往我臉上掄：“打你怎么了？不聽話就該打！我連你一起打——”
見陳父再次沖上前，我本能地把小雅拉到身后。那一刻，我的手心全是汗。理智告訴我，這是個機會——只要讓他們在法官面前徹底暴露本性，這張保護令，基本就穩了。
但在情感上，看著那個紅著眼、青筋暴起的男人，我心里其實在打鼓：萬一這老頭真瘋了，當庭對我施暴怎么辦？萬一法官依然覺得這就是普通的家庭互毆，各打五十大板怎么辦？
我這么做，賭的是我們人性中對暴力的本能厭惡。
我強壓住心跳，轉向法官，盡量讓語氣聽起來冷靜，但音量不自覺地拔高了：“法官，您看到了，這才是他們對小雅的真實態度，他們不但之前多次毆打小雅，之后必定還會繼續毆打啊。懇請法庭立即簽發保護令，避免悲劇發生。”
那一刻我其實已經在想，如果法官還不采納，我接下來還能怎么做？
為了打消法官避免偏向任何一方的顧慮，我再次重申保護令本質上只是一道“防御性”的屏障，只要對方不再施暴，這張紙對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實質影響；也讓我的當事人小雅，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此時，陳文寒意識到父親闖禍了，趕緊把父親按回座位，臉上堆滿了尷尬的笑，轉頭跟法官求情：“法官，誤會，都是誤會。剛剛是她們先挑釁的，我父親平時是個老實人，只是氣不過……”
“是不是老實人，證據會說話。”
我沒給他把戲演完的機會，直接指著那張4000元的收條，當庭揭穿了真相：那天明明是他帶人闖進小雅家鬧事，警察一來，他便躺在派出所地上撒潑打滾，揚言不給錢就不起來。小雅轉錢，純粹是為了“花錢送瘟神”。“錢一到賬，你‘蹭’一下就爬起來了。怎么，轉賬還能治病？”
沒等他反駁，我緊接著拋出他當初威脅小雅的證據，質問道：“小雅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想把孩子送回奶奶家，你卻說‘敢送來就推河里淹死’。陳文寒，你這也配叫父親？”
法庭里，再次出現壓抑的沉默。
法官拿起我們提交的那摞證據，目光掃向被告席：“被申請人，剛才你父親已經當庭承認了‘不聽話就要打’。所以，這些證據上呈現的傷情，都是真實的，對嗎？”
陳文寒瞬間卡殼，支支吾吾地辯解：“不……不是打，法官，那只是……家庭糾紛，是爭執……”
法官沒聽他的解釋，繼續追問：“那你父親剛才說，以后小雅不聽話，還會繼續打。也是真的嗎？”
“沒有！絕對沒有！那不是毆打……”陳文寒依然在嘴硬地否認。
最后法官說：“好吧，鑒于你們剛才的表現和已經發生的事實，我覺得這份保護令很有必要，至少能讓大家都冷靜冷靜……”
“冷靜什么？！”
法官的話還沒說完，陳文寒突然“砰”地拍著桌子站了起來，竟然指著法官的鼻子威脅：“這個保護令不能簽！你如果敢發保護令，我跟你沒完，我就天天來法院鬧！”
他老爸也站起來幫腔：“就是！憑什么發？發了對我兒子名聲不好！再說了，是她本來就該打！”
那一刻，法官被氣笑了。她一邊快速整理卷宗，一邊冷冷地說：“被申請人，原本在最后一刻我還在猶豫。但現在，你們用實際行動向我證明了，這個保護令，我必須發！休庭！”
此時，剛還氣勢洶洶的父子倆終于意識到“大事不妙”。他們賴在被告席上不肯走，又開始重復剛才那套車轱轆話試圖找補：“法官，剛才是氣話，真沒打她……”
法官頭都沒抬，只是揮了揮手：“保護令只是一張紙，如果你剛剛說的‘沒打人’都是真的，那這張紙對你不會有任何影響。現在，請你們立刻離開。”
陳文寒一家被法警請了出去。經過我身邊時，我聽見了那個剛剛還在痛哭流涕的男人，嘴里小聲嘟囔著：“賺兩個錢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在他看來，小雅不是“被傷害的人”，而是“犯了錯需要被糾正的人”。
直到他們徹底消失在門外，法官才緩緩走向我們：“袁律師，保護令的裁定我今天就做，明天你來拿。”
直到此刻，小雅才真的緩過來。她癱坐在椅子上，原本緊繃的神經一松，再次號啕大哭。
法官看著小雅，又看了看我，嘆了口氣：“袁律師，你也真是膽子大，剛才那老頭沖上來的時候，你不怕嗎？”
“怕啊。”我看著還在顫抖的小雅，苦笑了一下，腿其實有點軟，“但我更怕小雅沒命。”
趁小雅痛哭發泄的時候，法官又補了一句：“讓你當事人以后管好那張嘴，太能罵了。要不是今天你把對方的真面目逼出來，真的懷疑她就是‘欠揍’啊。”
走出法庭時，陽光有些刺眼。雖然贏了這一仗，但我心里的陰霾并沒有散去。剛才陳文寒嘟囔的話讓我覺得不安，感覺他是那種非常偏執的人，在他的邏輯里，小雅不肯聽話，想離婚，這就是一種挑釁。所以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在施暴，他覺得自己是在“管媳婦”。
我們剛走到大門口，路邊樹后突然竄出兩個黑影——陳文寒父子竟然沒走。
法官都要發保護令了還敢打人？！我一邊尖叫，一邊用身體死死護住瘦小的小雅，拼命往法院安檢室方向退。
“等你拿到手再說吧！”陳文寒一臉猙獰。
萬幸，一輛出租車停在了路邊。我趕緊把小雅塞進車里，小雅看我一個人面對陳家父子，她還想從車里出來跟對方對峙，我死死頂住車門，讓出租車趕緊開走。
小雅終于走了……陳文寒也瞬間收斂，不屑地看著我說：“要想安生地離婚，答應我提的條件就行……”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第一次認真問自己：今天是不是太冒險了，我到底是在幫小雅，還是把自己也推到了懸崖邊上？如果法官今天沒發火怎么辦？如果保護令沒用怎么辦？
但我發現，我已經沒有退路了。因為只要我一猶豫，腦子里就是小雅那句帶著哭腔的“袁律師，救救我”。
有些案子，不是你準備好了才接的。是你已經站在那兒了，根本沒得選。
那天之后，我就堅持：每次開庭，必須要求法官讓我們先走十分鐘，并請法警護送。于是，之后的每次庭審，就出現了民事訴訟中少有的“法警坐鎮”的情形。每次庭審之后，法警都攔住他們，讓我們先離開。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有一次在法院外面被對方親戚圍堵、辱罵……
終于，那一紙來之不易的“人身安全保護令”發下來了。看著裁定書，我和小雅都長舒了一口氣。現在有了這面法律的盾牌，終于可以擋住那雙揮向小雅的拳頭了。
剛拿到保護令那幾天，小雅還是不敢松勁兒，她忐忑地問我：“袁律師，這紙真的管用嗎？他……真的不會再來了？”
我當時信心滿滿地安慰她：“放心吧，這是法院下的令。他要是敢違反，后果他承擔不起。”
那之后，陳文寒確實消停了一陣子。有幾次他偶爾出現在了小雅的工作場所，小雅一報警他就跑了，同時他再也沒有在小雅的住所附近出現。幾個月過去，小雅慢慢卸下了防備，開始相信我的話——她安全了。
可誰也沒想到，就在我們都以為翻篇的時候，陳文寒回來了。
四個多月后的一天，小雅突然給我發來幾張照片。點開大圖的那一瞬間，我心里“咯噔”一下，涼了半截。那是她的驗傷照——頭皮上光禿禿的一塊，頭發被硬生生扯掉了一大把，胳膊上全是滲血的抓痕。
原來那天傍晚，她剛下班叫了輛網約車。從單位門口到上車也就十幾米的路，早就埋伏好的陳文寒帶著一群親戚突然沖出來，把她團團圍住。
小雅拼命掙脫鉆進車里，陳文寒追進車廂按著她打。路人想拉架，他們這幫人竟然順勢把小雅從車里拉出來，在地上一路拖拽。
光是看照片，都能感到那種疼痛和絕望。我既憤怒，又愧疚。憤怒的是，這一家人簡直無法無天；愧疚的是，是我告訴她“有了保護令就安全了”。現在這些傷口，哪怕不在我身上，也像是在抽我的臉。
我立刻整理了所有證據，再次向法院申請：陳文寒嚴重違反保護令，必須拘留！
我本以為是鐵板釘釘，結果卻被法官的一盆冷水澆透了。
拒絕拘留。
法官的解釋很現實，也很殘酷：“袁律師，他的行為確實惡劣。但你要想清楚，你們還在離婚訴訟期，還有孩子。如果現在拘留他15天，第16天他出來了怎么辦？他要是破罐子破摔，拿刀捅人，或者去傷害孩子，這個后果誰擔？”
我張了張嘴，想反駁，卻發現無話可說。
站在今天往回看，保護令制度已經真正具備了雷霆般的威懾力。現在的保護范圍不僅擴大到了謾罵、恐嚇、跟蹤，更重要的是，如果被申請人敢違反禁令，情節嚴重的會被刑事定罪送進監獄。
但當時規則還沒現在這么清晰。而法官的顧慮是現實的。這就是當下司法最無解的死結——我們想用法律懲罰惡人，卻還要小心翼翼地不去“過度激怒”惡人。這聽起來很荒謬，但為了當事人的命，我們只能忍。
最終，法院依據《反家庭暴力法》，對這次嚴重暴力行為，處以1000元罰款。
拿到裁定書那天，我覺得那張紙輕飄飄的，卻又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1000元。這就是一個女人被當街扯掉頭發、被踐踏尊嚴的代價？
與此同時，我還接到了對方律師的電話。語氣聽起來很職業，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勸導：“袁律師，咱們都是代理人，辦案子嘛，不要太牽扯到當事人的感情糾葛當中。”
我回道：“沒有啊，我們就事論事，就證據論證據。”
“我就直說了吧，”她的語調突然一轉，“袁律師，你的當事人就是個無賴。”
我愣了一下，沒想到同行之間會用這種詞。
她繼續輸出著她的偏見：“你看她開庭前那一出兒，像個潑婦一樣罵街，整個過程中斤斤計較，這種人……”
那一刻，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種令人窒息的“完美受害者”邏輯。在他們眼里，小雅被打了、被威脅了不能哭不能鬧，只要她崩潰反擊了，她就成了“無賴”，而那個把妻子打進醫院的男人，反倒成了被潑婦欺負的老實人。
“某某律師，請你注意你的言辭。”我冷冷地打斷她，“我的當事人是什么樣的一個人，我比你更清楚。按你的意思，她就應該老老實實在家里挨打是嗎？”
掛了電話，我長嘆一聲，強壓下心頭的怒火。
我沒把這段對話告訴小雅。她在整個案件中承受的冷眼和偏見已經夠多了，我不想讓她知道，即便拿到了法律文書，偏見的大山依然還在。
那段時間，小雅整個人都變了，她變得很沉默。
有一天，她突然問我：“袁律師，你是不是也覺得……我像個瘋子？”
我愣了一下。
她低著頭，聲音很輕：“我以前不是這樣的。我以前也挺體面的。”
她說最近照鏡子，看到里面那個頭發亂糟糟、神經兮兮的女人，自己都被嚇了一跳。“我有時候會想，是不是真的是我哪里做錯了？不然他為什么非盯著我不放？”
她說這話的時候，不是在抱怨，而是在認真反思。這才是最讓我難受的——她明明是受害者，卻被逼到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活該”。
我知道，光靠安慰沒用。要想真正結束這場戰爭，不能再等著他來打，我們得主動出擊。
這就是家暴案件最荒謬的地方：在法律介入之前，它被當作‘家務事’，受害者求助無門； 而在法律終于介入時，之前的‘家務事’又成了惡人脫罪的理由。
這一次，我必須撕開這層‘家務事’的遮羞布。那天深夜，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把這幾個月所有的案卷、筆錄、證據材料，全部攤在桌子上，決定從頭到尾，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重新篩一遍。
這一篩，還真讓我抓到了那個一直都在的“死穴”——那張早先被我忽視的4000元收條。
之前庭審時，我只把它當成證明男方無賴的“敲詐證據”。但現在跳出思維定勢，我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如果是普通的推搡，怎么可能賠這么多錢？這背后肯定藏著大事。
我立刻聯系小雅，那天除了這4000元，到底還發生了什么？
關于那次沖突，小雅此前只是一筆帶過。在她的認知里，那是一場已經“翻篇”的民事糾紛。
可在我眼里，那是一樁被強行壓成“家務事”的刑事案件。
我追問她母親當時的傷勢。
她的回答，讓我心驚——母親脊椎側歪，伴隨腦震蕩，在ICU里住了好幾天，才脫離危險。“這么嚴重，為什么不報警立案？！”我幾乎吼了出來。
“警察來了，但我媽已經被救護車拉走了。”小雅低著頭，聲音發顫，“陳文寒直接躺在派出所地上撒潑打滾，說鄰居拉偏架打了他，不給醫藥費就不起來。警察看他那副無賴樣，就定性成了‘互毆’，建議調解。我當時滿腦子都是我媽在搶救，只想讓他趕緊滾，就轉了4000塊錢私了……”
最致命的是，小雅當時根本不知道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更不知道該申請傷情鑒定。她錯過了固定證據的黃金窗口，如今只能回頭去死磕那些冰冷的病歷記錄。小雅還說，后來陳文寒還把她弟弟也打傷了，同樣按照家務事來處理的。
那一刻，我氣得想砸桌子，又心疼得說不出話。
透過這些細節，我再次看清了小雅的死穴——她并不是軟弱，她是從來沒見過真正的惡。當陳文寒帶著一幫人打上門時，小雅母親的第一反應竟然不是報警，而是下意識地想要維持體面，甚至請他們坐下吃飯，試圖‘好好談’。她們一家人都太善良、太講道理了。執業這些年我見過很多的惡人惡事，卻依然一次次為這樣的受害者感到心痛。
弄清楚來龍去脈后，我立刻指導小雅：哪怕沒有當時的鑒定，也要調取所有的報警記錄和住院病歷。只要打人的事實存在，只要造成的傷害被醫生記錄了下來，他就賴不掉。這4000元就不是賠償，而是“故意傷害”的鐵證！讓母親重新報警，詳細陳述案發經過，堅決要求進行傷情鑒定，外傷看不出來也可以用病歷和當時的影像資料。
在清查證據的過程中，我還有一個意外發現——來自申請保護令前兩天對方律師發來的男方支付寶記錄，本意是為了算清家庭花銷。在密密麻麻的支付流水里，我發現了兩筆幾乎不起眼的訂單——
一套“呼死你”軟件，幾枚“微型紐扣GPS定位器”。跟蹤器的購買頁面赫然寫著“間諜用，超長待機”字樣。
那一刻，一切終于對上了。
那個微型定位器，最初很可能被藏在小雅隨身的物品里或者車的某個角落。怪不得之前讓小雅換了手機和卡根本沒用。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人身保護令下來的幾個月里，陳文寒只能去工作單位找小雅，——這并不是因為他突然敬畏了法律，而是因為我之前讓小雅徹底清理了隨身物品，無意中切斷了他追蹤的信號。他不是不想去家里鬧，而是找不到小雅的家了。
既然你習慣躲在暗處放冷箭，那這一次，我就把你拽到陽光底下，讓所有人看看你的真面目。
這又是一場極其艱難的拉鋸戰。
即使傷情嚴重、證據確鑿，但當時辦案機關依然習慣把這當成“兩口子打架”。我們的刑事控告一次次碰壁。
關鍵時刻，那張保護令立功了。我們提交了這張“官方背書”，辦案人員對案件性質的判斷終于變了，調查速度明顯加快。
最終，正義雖遲但到——
法院判決：陳文寒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他母親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緩刑）。
在這判決中，那個最囂張的“罪惡之源”——陳文寒的父親，卻全身而退了。
這個結果雖然讓人遺憾，但也并不意外。因為在公安偵查階段，陳文寒給我打過一通電話。
電話里，他一改往日的囂張，甚至帶著哭腔求饒。他提出，只要小雅撤回控告，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他同意立馬離婚，放棄撫養權，連小雅的76萬的婚前財產，也不要求分割了。
見我不松口，他又提出了一個荒唐的請求：能不能把所有的罪名都算在他一個人頭上？
如果不是見識過這一家人的嘴臉，我差點就要被這“孝子”感動了。
在電話里，我嚴正告知他：作為代理律師，我對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會如實轉告當事人，私下勾兌絕無可能。刑事案件根本不存在“撤訴”一說。如果真想談調解，就帶上律師去派出所公事公辦；至于能不能和解，那得看辦案機關答不答應，絕不是我們私下能操作的。
陳文寒見我不幫忙，繼續說：“袁律師，你們律師不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嗎，所以你也是可以幫我的啊，我可以給你費用的……”
我直接打斷了他：“既然已經立案，那就交給法律吧。”
吃了原告吃被告——他把這句對律師最大的誤解，當成了跟我談判的籌碼。可能在他那種人的眼里，只要把錢擺上桌，所有人的良心都是可以標價的。
見我徹底回絕，陳文寒又恢復了原貌，在電話里對我、對小雅一頓咒罵，我不再理他，直接掛斷電話。
最終，所有的罪責都被他和那逆來順受的媽扛下了。在這個父權至上的家庭里，父親是皇權，兒子是太子，母親只是隨時可以犧牲的卒子。
隨著陳文寒被刑事立案，加之保護令再次延期，小雅的離婚訴訟進展異常順利，很快結案。小雅拿到了孩子的撫養權和應得的財產，一切終于塵埃落定。
一年多后，我的手機再次亮起了小雅的微信。
我本以為是給我介紹業務，結果點開一看，竟然又是求救。
原來，陳文寒刑滿釋放了。
這次他學乖了，不再直接動手，而是學會了“惡心人”。
他以“要求降低撫養費”為由，在幾百公里外的老家起訴小雅，還要申請凍結賬戶。小雅被迫請假回老家應訴，可到了開庭那天，陳文寒根本就不出現。法院按撤訴處理。但過一個月，他又重新起訴。
這種“狼來了”的游戲，他玩得樂此不疲。那段時間，小雅最怕的就是手機響，一看到法院傳票，整個人都會僵住。猶豫了很久，她才給我打電話，問能不能再委托我回老家應訴。
聽完她的描述，我反而松了一口氣。只要不是暴力傷害，這種耍無賴的小伎倆，在我眼里簡直就是小兒科。
“小雅，這點破事不用花錢請律師。”我對她說，“但這一次，你得自己往前走一步。”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她小聲問：“真的……可以嗎？我一個人？”
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教她整理好所有的傳票和居住證明，自己寫了一份《管轄權異議申請書》和一封投訴信寄給法院。信里只強調一點：原告多次起訴又無故缺席，是在惡意利用訴訟程序騷擾被告。
材料寄出幾天后，小雅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不是管轄權異議，而是男方撤訴。
她把截圖發給我時，只說了一句話：“袁律師，他這次，好像真的沒再鬧了。”
我知道這對小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贏了官司。而是她第一次發現：原來不用躲在律師身后，她自己也能把惡人擋回去。
生活，好像終于要回到正軌了。
可惜，壞人是不會輕易收手的。
2023年冬天，離婚六年后的一天，陳文寒裹得嚴嚴實實，混進了小雅的小區。
恐懼是有記憶的。即便他刻意遮住了臉，小雅還是在貓眼里，一眼就認出了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陳文寒在門口徘徊，對著貓眼做抹脖子的動作。每次警察一來，他就溜之大吉；警察一走，他又像幽靈一樣冒出來。即便偶爾被撞見，他也始終有一套說辭——來看孩子，沒有沖突，沒有打人，也沒有擾民。警察能做的，只是反復勸阻。
他還開始在朋友圈發那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瘋話，截圖很快傳到了小雅手里。
面對這種“不違法但惡心人”的騷擾，常規手段確實失效了。
“袁律師，是不是真的拿他沒辦法？”小雅的聲音里又透出了久違的無助。
“既然他不講武德，那咱們就用魔法打敗魔法。”
我讓小雅帶著陳文寒的照片、朋友圈截圖、當年的保護令裁定、離婚判決書、刑事判決書直接拍在了物業經理的桌子上。
“看清楚，這個人有嚴重暴力前科，坐過牢。現在他天天在小區晃悠，如果再放他進來，一旦出了人命……”小雅盯著經理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你們物業就是第一責任人。到時候不僅要賠償，你們這小區出了兇殺案，以后誰還敢住？這個責任，你擔得起嗎？”
物業人員的態度本身是不積極的，有點甩鍋地解釋道：“我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怎么進來的呀，大家已經很盡責了……”
但這一次，小雅沒有退。
她自己打印了幾十份告示，上面貼著陳文寒的照片和判決書截圖，寫著：“此人有暴力傾向，請業主注意安全，發現可疑人員立即報警。”
她要求物業必須把這些告示貼在門禁和電梯口，否則就拒交物業費并向住建局投訴。
從那天起，小區的安保明顯收緊。陳文寒，再也沒能混進小區。
進不了小區，陳文寒又把目標轉向了孩子。
他在學校門口蹲守，趁外婆接孩子放學時沖上去拉扯，當街下跪哭訴“想見女兒”。幸好路人擋了一下，沒讓他得逞。
事后，小雅幾乎是發抖著給我打電話。我讓她立刻帶孩子去醫院做心理評估，并申請中止探視權。
法庭上，陳文寒還在表演父愛如山。但當法官問孩子愿不愿意見爸爸時，孩子只說了一句話：“爸爸很可怕。”
那不是控訴，那是本能。
中止探視的裁定很快下來了。
小雅和我說，原來，自己真的可以一次次，把惡人擋在門外。
一年后，2024年的一天，我的手機再次震動起來。
屏幕上跳動著“小雅”的名字。我心里猛地一沉，熟悉的預感涌上心頭。我立刻走出會議室，深吸一口氣，接起來。
“喂，袁律師……”電話那頭小雅的聲音有些遲疑。
我握緊了手機：“別怕，是不是他又找麻煩了？”
“不是不是！”電話那頭傳來一陣輕快的笑聲，“袁律師，我是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這聲音清脆、明亮，完全不是當年那個在深夜里哭著求救的女人了。
小雅說，她有了新男友，想咨詢一下再婚的法律問題。她說，這一次，她想認真走向下一段人生。
聽著她絮絮叨叨地說著未來的打算，我忽然意識到——
她已經很久，沒有再向我求救了。
掛了電話，我站在窗前很久沒動。
這些年里，我陪她走過報警、取證、立案、庭審、判決、出獄后的騷擾、一次次防守與反擊。每一步都不體面，也不輕松，甚至談不上“贏”。我們只是一次次撐住，一次次把她從“快要被拖回去”的邊緣，拉回來一點點。
而現在，她終于不需要再靠這些手段，來確認自己是不是安全了。
直到這一刻，我才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
法律有時確實很慢，也很有限。它不能替一個人重生，不能抹去恐懼，更不能保證此生無痛。
但在一次次被使用、一次次被頂住之后，它至少能在最黑暗的地方，為一個已經快要被吞噬的人，守住那條不被拖回深淵的底線。
而正是這條底線，讓人有機會，多活一次。
每當網上出現家暴新聞，評論區里總會出現一些看似理性的追問——
“為什么不報警？”
“為什么不離婚？”
“肯定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這些話說起來很輕松，卻很少有人真正站在當事人的位置上想一想：當恐懼、猶豫和一次次自我說服層層疊加時，邁出那一步，往往比想象中要難得多。
袁律師說，這些年，法律在一點點往前走。財產規則更清晰了，對弱者的保護也越來越明確。
很多制度的推進，看起來只是向前挪了一小步，卻可能改變一個人的處境——比如那張后來被越來越多人知道、也開始被真正使用的人身安全保護令。
她也正是在這些變化中慢慢意識到，制度并不只是寫在紙上。它一旦被真正啟動，就可能為身處困境的人，爭取到一段喘息的時間，甚至一條退路。
但在她接觸的那些當事人身上，親密關系破裂時的遲疑、不安與反復，幾乎從未消失。
她見過一次次來咨詢、卻始終下不了決心離開的當事人；也見過更多看起來平靜、卻在長期消耗中慢慢塌陷的關系。
所以在這個系列里，她更愿意記錄的，并不只是輸贏和結果，而是這十幾年里，人們如何一點點重新理解婚姻、理解邊界，理解“離開”這件事本身。
關注這個系列你會看到真實發生過的故事被看見、被理解，選擇的重量，就不必再只由當事人一個人承擔。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月半 冥蒸蛋 火柴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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