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張治中稱呼蔣介石為蔣先生，眾人提出異議，彭德懷：這很好

1950年春天，新疆軍區政治部一名年輕干事在清點文件時，發現一冊油印小本《怎樣改造》。扉頁上“張治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講”幾個字，讓他驚訝——原來這位前國民黨上將的講話，已在烏魯木齊成了“內部讀物”。干事沒想到，這本小冊子能順利付梓，與彭德懷有直接關系。

時間撥回1949年11月20日。經過六晝夜的翻山越嶺，張治中隨中央代表團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彼時，全疆通信偶有中斷，部隊情緒起伏明顯。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彭德懷判斷，必須有人把話挑明：為什么要接受改編？改編后路在何方？張治中，正是最合適的人選。

22日下午的報告會設在省體育館。場內坐的多是起義將領、原國民黨文職官員，還有部分熱河、新四軍調防部隊。張治中穿一身舊呢子大衣，沒稿子，開口就是一句風格迥異的話：“諸位同仁，蔣先生敗了。”全場嘩然——有人小聲嘀咕：“怎么還叫先生？”這句話，也正是后來引發爭議的根源。

報告持續近兩小時，內容直白：從西安事變談到重慶談判，從皖南事變說到淮海、渡江，每一段都夾帶親歷細節。末了他點題：“我為何留在北平？只有一句——跟著共產黨才能保住國家。”這一句聽上去樸素，卻擊中了不少在場人的心事。散會時，許多舊部圍著他請教，氣氛明顯緩和。

次日，《新疆日報》編委會商議是否刊登全文。幾名編輯擔憂稱謂問題，“蔣先生”一詞看上去太溫和，怕引起誤解。會上話音未落，彭德懷推門而入，擺手示意大家繼續。他聽完意見，只說了兩句話：“叫就叫，歷史的尾巴總得有人剪；報告不是寫給圈內人的，是給黨外和原國民黨軍人看的。”一句“這很好”，定了基調。

事情就此拍板。24日清晨，《新疆日報》整版刊出張治中報告。標題沒有夸張，只寫“怎樣改造——張治中同志的講話”，正文保留了“蔣先生”三字。當天機場、車站的報紙迅速售罄，不少官兵排隊抄錄。三天后，《甘肅日報》《群眾日報》相繼轉載，北京的《光明日報》則在顯著位置刊登，并附短評：“實錄勝于說教。”小冊子的流傳也在此期間悄然展開。

外界并不知曉，為保這篇文章完整發表，彭德懷背后做了兩層布置。一是給西北局打電話說明“政治上無礙，可加編者按語”；二是對新疆軍區宣傳科下達口頭指示，不要刪改原文。“讓當事人自己作注腳”，這是彭德懷一貫的工作方法——不抹去舊稱謂，只用新實踐來完成轉化。

有意思的是，張治中本人反倒最淡定。那天晚上，西北軍政委員會駐地傳來電話，秘書小聲提醒：“張主任，稱呼問題引發一些討論，要不要寫個說明？”張治中笑答：“越解釋越糟，讓事實說話。”他后來在日記里寫：“共產黨待我以誠，我當以誠報之，何必背井離鄉后再討口號？”

此后幾個月，新疆地區起義部隊整訓進度明顯加快，原國民黨軍官要求留用、學習的申請絡繹不絕。西北局內部總結時認為，《怎樣改造》一文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既展示了共產黨包容，又由親歷者揭示舊政權敗亡原因，效果勝過大批判文章。張治中出人意料地成了“穩定軍心”的關鍵棋子。

1949年的這段插曲，并非張治中與彭德懷的第一次交集。早在抗戰時期，兩人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就見過面，但真正惺惺相惜，是在北平爭取其全家留下那一夜。周恩來陪他去機場迎家屬，張治中感慨“恩來先生真會留客”。彭德懷后來聽說此事，只評價一句：“知人又知心，方能用人。”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秋天，彭德懷到北京述職，路過東總布胡同十四號，看見門口擺著一顆用花盆栽的大白菜，感到新奇。警衛員悄聲解釋：“主席送的特產，將軍家視若珍寶。”彭德懷點頭笑道：“他明白感恩，難得。”這顆白菜后來被客人稱作“團結菜”，故事輾轉傳進不少機關食堂。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病逝。噩耗抵達西北時，彭德懷身在山城接受審查，無法送別。多年后整理文稿，他在一張舊報紙邊角寫下一行字：“其人有過，但誠意可嘉。”寥寥九字，道盡兩位將軍跨越陣營的互信。

從“蔣先生”到“同志”，只隔一次打印，但要跨過的是觀念與立場的溝壑。彭德懷說“這很好”，其實好在兩個層面：一是尊重歷史原貌，讓剛剛走出舊營壘的人有臺階；二是給新時代留下開放的注腳，告訴后來者——統一戰線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政策工具。張治中和彭德懷，一個愿意自曝經歷，一個甘當護航，他們共同完成了角色轉換的示范。

那些油印的小冊子如今已成檔案館里的珍貴材料，紙張泛黃，字跡依舊清晰。人們在頁邊空白看到不同的批注：有人畫線圈出“蔣先生”，有人在旁寫“改為蔣介石”，也有人干脆加上“過去稱謂”。批注各異，卻都說明一點——當年那場關于稱呼的爭議，遠不止是文字，更是一段新舊交替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