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的“誘惑”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方先森的吹牛草稿，作者：方先森，頭圖來自：AI生成

每到入秋，城市上空都會出現一個讓人屏住呼吸的景象：整齊列隊的鳥群，從屋頂、電線、河邊快速掠過，仿佛被某個看不見的指令同時召喚。

以前我總以為鳥類的遷徙是件浪漫的事：乘風飛翔，目標在前，伙伴在側。

直到我看見一段紀錄片里說：為了生存，這些鳥一天要飛幾十公里，有的成了天敵的口糧，有的會迷失方向，還有一些途中會體力不支掉進海里。最慘的，還是精疲力盡地飛到目的地后，卻發現生態已經被破壞，無法棲息。

我意識到：對于鳥類來說，遷徙從來不是“熱愛”，而是一種“必須”。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人類成年之后開始“上班”，其實也像鳥類的遷徙，是刻在生活里的某種節律。好像只要雙腳還站在現實世界里，就必須在某個清晨按時起飛。

金錢、社會身份和成就感，是我們心甘情愿花十八年修煉“童子功”，一到點就前赴后繼地涌向職場的重要原因。一邊吃著老板給的餅，一邊忍著同事甩的鍋，靠著“前方依然有詩和遠方”的信念不斷前進。

看上去都是為了熱愛，其實為了生存。不同的是，面對前方的誘惑和生存條件的逼迫，沒有一只鳥可以輕易地甩甩翅膀，撂下狠話：“兄弟我今年不走了！”

人類的情況確實更“復雜”一點。也許并不是給別人打工就是所謂的“上班”。

那些想換一種活法的年輕人，往往會以“裸辭或重啟人生”的小紅書帖子霸氣離職，可一段自由的空虛期之后，又忍不住以一篇《我為什么重新上班》的帖子，絲滑的回歸。

害怕“掉隊”的中年人，一邊擔心AI對工作機會的沖擊，一邊利用休息時間拿各種證書，不斷給自己“充電”。他們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怕一停下來，就不知道怎么再出發。

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的老年人，經濟壓力跟著生活節奏同時消失。突然獲得自由，又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他們常常在家里坐立不安。

所以，即便我們有上班的替代方案，即便攢夠了錢、熬出了頭，我們依然會被一只無形的手推向那片無法輕易逃離的陣地。

那么，那里還有什么在“誘惑”著我們？

一、第一重誘惑：從錢開始

我們當然知道，上班從來不是賺錢方式的“唯一選擇”。還有諸如自由職業、創業做生意、兼職，甚至投資等方式。它只是那個看上去成本最低、最不容易“出錯”的選擇。

因為只需要投入人人都有的時間，就能換來確定的工資收益。

這種“穩定的現金流”，對人類大腦來說，有一種原始的誘惑力。定期的收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心理暗示——風險可控，生活總有保底。就算每天想著辭職、創業、“周游列國”，只要工資還在準時到賬，心就不會真的慌。

雖然時間對我們來說幾乎“無成本”，但矛盾的是：越是富有的人，往往越把“時間成本”看得比錢更重。

另外，上班賺來的錢，還有一種最誘人也最“巧妙”的設計。比如豐盛的員工餐、帶薪休假、年終獎金、社會保險等福利。這些其實早就計入崗位的整體價值，卻依然會讓人有一種“額外”的獲得感，仿佛是自己占了公司的“便宜”。

無論如何，在一個不確定性的世界里，上班確實提供了一種相對便宜、相對穩定、相對不會讓人夜不能寐的賺錢方式。在賺錢的同時，還有一種“我還掌控著自己生活”的感覺。

二、第二重誘惑：心不慌的自由

不至于要采訪很多重體力勞動者和沒日沒夜爆肝的白領們，我也可以輕易得出一個結論：很多人并不熱愛自己的職業，而是“別無選擇”。

很多人堅信自己討厭上班，可一旦真正離開公司，經歷短暫的愉悅期之后，往往都會陷入一種詭異的失重和空虛感中：“沒有人告訴我今天要干什么了”。

突然的“自由”帶來“節奏感的缺失”是很多想做自由職業或者想裸辭GAP的人共同面臨的焦慮。

那不是夢寐以求的“自由”嗎？為什么會這樣呢？

我們常常講“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感覺總得“靠”點其他什么人才能生存，以至于即便成年的我們，也不太習慣完全靠自己的環境。

小時候由家長和學校老師告訴我們特定的時間應該做什么事情，長大后由公司領導、考勤制度和KPI塑造我們的作息時間表，習慣性地依賴由別人帶給我們的生活節奏。

習慣了被指揮的大腦，一旦離開熟悉的節奏，就會像開著車突然從高速公路沖進了荒野，沒有路燈、沒有方向牌、沒有護欄。看似遼闊，卻讓人心慌。

所以，即便人生是曠野，大多數人也終會執著尋找既定的軌道。因為未知、不確定性、無所依靠，都會讓我們產生巨大的空虛和迷茫。

不上班就沒有了生活節奏的背后，其實是因為我們還不習慣自己掌控生活，突然把決定權交給我們自己的時候，就會不安和不適應。

記得之前看過一篇聯合國發布的《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里有一個關鍵指標叫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這個指標與國民幸福感呈高度相關，而芬蘭、丹麥這些北歐國家之所以常年占據前十，因為他們在這項指標上幾乎滿分。

從小對自己的時間安排有很高自主權，成就了更穩定的內核和享受自由的能力。

而我突然發現，以前追求的所謂自由，也許僅僅是每天留一部分不被別人安排的時間，用來發呆、躺著、追劇、約飯、享受陽光。

我很喜歡玩一款叫《原神》的開放世界游戲。在巨大的虛構世界中，很多玩家會跟隨主線任務進行游戲，也有很多玩家完全不屑于主線任務，而是遵循自己的游戲攻略。

人人向往自由，但每個人內心接受的“自由度”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人離職后會迅速回到職場。不是突然熱愛工作了，而是被那種“不用自己思考今天該做什么”的秩序感重新吸引。

三、第三重誘惑：兩個自己

在美劇《人生切割術（Severance）》中，有個非常有趣的設定：有家公司可以把“上班的你”和“生活的你”切開成兩種人格，他們共存在你的體內，擁有獨立的記憶，彼此互不相見，卻又相互依存。

這很像是現實的某種折射，就像大多數人都有兩個自己：

一個在生活里真實的自己，簡單直接、散漫、情緒化、慣性拖延；

一個是社會化的工作人格，復雜圓滑、條理分明、情緒克制，一旦被按下啟動鍵就能快速運轉。

不可否認，我們其實更喜歡工作狀態中的那一個自己。那是一個“被雕刻過的自己”，一個更理想版本的自己。

因為這個可控的第二人格有一個清晰的舞臺，一個明確的角色，一個穩定的劇本。我們很容易就能收獲反饋、認可和成就感，這些往往是生活里無法即時提供的。

那些不上班的人，這兩個人格沒有明顯的區分，在沒有公司外殼、沒有組織框架、沒有頭銜和KPI驅動的情況下，兩個自己會撞在一起，反而沒有“切換”空間。

所以，在《人生切割術》的劇情中，那些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都會愿意選擇切開人格，用工作麻痹自己，對抗空虛。

也許我們不是依賴上班，而是依賴那種“我在解決問題”的心流、“我在推動社會運轉”的存在感、“我是做某某行業”的自豪感，依賴那個在上班時出現的“更積極的自己”。

前兩天看了一部叫《東京奏鳴曲》的電影，影片中四十六歲突遭失業的佐佐木，每天在家人面前假裝按時出門上班，實際卻在公園排隊領著免費的救濟餐，隔著屏幕也能體會到那種“沒有工作就失去方向”的無力與羞恥感。

很多人不是離不開公司，而是離不開那個“工作中的我”。這是我們難以逃脫的第三重誘惑。

四、第四重誘惑：積累改變命運的籌碼

就像“很多戰爭發動的借口，往往都是為了結束戰爭”。很多人堅持每天打卡上班的理由，是為了有一天不用再上班。

這聽起來像悖論，其實是多數人內心的真實邏輯。上班對于許多人而言，不是終點，而是跳板，是一塊用來積累籌碼、交換未來自由度的踏板。

職場給的不僅是當下的工資，還有隱形的能量：技能、資歷、人脈、經驗、判斷力、抗風險能力……每一項都像在我們的“命運賬戶”里慢慢累積的籌碼。

可能在今天還看不出變化，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這些東西也許可以在關鍵時刻撬動人生。

有一天升職了，加薪了，跳槽到更好的行業了，可以創業了，可以自由職業了，甚至只是因為你擁有穩定收入，能敢于租好一點的房、敢于拒絕糟糕的關系、敢于為自己做更長線的決定了。

那一刻，背的鍋、挨的罵、看的臉色、喝的酒、受的累、熬的夜、加的班、打的卡……可能都是值得的。這些積攢的籌碼，能讓下一次“遷徙”時，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飛。

為了這些將來可以改變命運的可能性，我們也許愿意忍受上班的“束縛”。

五、什么是“上班”？

到這里，終于可以回到那個原問題：什么是“上班”？

它不能跟“工作”這個詞劃等號，也并不僅僅代表著為別人打工。

我們常說的“上班”能帶給我們想要的工資、秩序感、與他人和社會的連接、自我價值或未來籌碼。作為交換，你得獻出大部分的時間、聽指揮、習慣與討厭的人相處、遵循固定的生活節奏。

也許我們討論的“上班”，從一開始就不是討論職業本身，因為我們需要借由“有點事兒做”，來找到一種讓自己安頓下來的方法。

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每天照顧病人、帶小孩和沉浸在自己愛好里的人為什么都會說：這一天的生活就像上班一樣。

也許只要我們把一部分時間“交出去”，就是在上班。

那“上班”應該可以有更廣泛的定義。不是非得有雇傭關系，而是“你把自己的部分時間交給某個外部結構，并從中獲取反饋、確定性和資源的過程”。

那么，只要你的生活中有“要負責的人”和“必須完成的任務”，你就在“上班”，你就不必心慌。

也許在能完全抵抗住“上班的誘惑”之前，AI的發展就可以如埃隆·馬斯克的預測，讓我們享受“不勞而獲”的富足，擁有選擇是否工作的自由了。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方先森的吹牛草稿，作者：方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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