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日首爾會談，中方降級參會，不到24小時，高市再談涉臺言論

中韓日三國剛在首爾開完衛生部長會議，中方代表級別卻明顯“降了一檔”。

不到24小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然改口，不再提“臺海有事就是日本危機”，轉而強調“和平解決”。

這時間點太巧，動作太快。

是巧合，還是中方一個無聲信號，就讓日方迅速踩了剎車？

小漢這篇文章，就跟大家聊聊這件事。

一、一場“降級”的會議

2025年12月13日至14日，第18次中日韓衛生部長會議在韓國首爾舉行。

這場原本聚焦公共衛生、老齡化應對等民生議題的例行多邊會議，卻因中方代表級別的調整，被賦予了超出專業范疇的政治意味。

按照慣例，三國均應派出衛生或相關領域的正部級官員出席。

韓國由保健福祉部長官鄭銀敬主持，日本厚生勞動大臣上野賢一郎也如約到場。但中國方面，僅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際合作司司長馮勇率工作團隊參會。

這一安排打破了多年來的慣例，雖未公開說明原因，但信號清晰：中方對當前中日關系狀態表達了明確不滿。

這種“降級參會”并非孤立事件。就在一個月前，原定于11月24日在澳門舉行的中日韓文化部長會議已被中方取消，理由是“舉辦條件暫不具備”。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當時直言，取消會議的直接原因，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1月初發表的涉臺言論：

將“臺灣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

首爾會議之所以仍能舉行，一方面是因為議題關乎三國人民健康福祉，中方不愿因政治摩擦波及民生合作；另一方面，也是對韓國政府近期務實姿態的回應。

韓方不僅在會議組織上保持中立，還在入境電子系統中將“臺灣”選項明確標注為“中國（臺灣）”，重申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中方選擇派員參會，既是對區域合作機制的維護，也是一種克制而精準的外交表達：

合作可以繼續，但政治錯誤必須付出代價。

二、24小時內的“急轉彎”

幾乎就在首爾會議結束后的24小時內，12月15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再度被問及臺灣問題。

這一次，她的表態明顯不同。

她沒有重復此前“臺海有事即日本危機”的強硬措辭，而是稱：“應通過對話和平解決，這是日本政府的一貫立場。”

這番話聽起來溫和、穩妥，甚至像是回歸了歷屆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謹慎傳統。

但細究之下，高市并未撤回11月的原始言論，也沒有就其引發的爭議道歉。

她只是換了一種說法，把焦點從“是否介入”轉向“如何解決”，試圖用“和平”二字掩蓋此前言論的挑釁本質。

更值得注意的是，12月16日，高市在面對在野黨議員廣田一的追問時，進一步調整表述。

她稱，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美國以外的可能性相當有限”。這句話看似將矛頭指向美國，實則暗藏玄機。

她并未排除臺海局勢觸發該事態的可能，只是將判斷標準模糊化，強調“需根據具體情況綜合判斷”。

這種措辭變化的時間點過于巧合。首爾會議14日結束，高市15日改口，16日再加碼“限定對象”，節奏緊湊得不像偶然。

外界普遍認為，中方在首爾會議上的“降級參會”，是一次無聲但有力的提醒：日本若繼續在核心利益問題上越界，高層對話將難以為繼。

高市顯然讀懂了這個信號，迅速做出策略性調整，試圖穩住局面。

三、話術背后的算計

高市的“改口”并非認錯，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操作。其背后至少包含三層意圖。

現在日本外部壓力極大，中方連續39天的反制已從外交延伸至經濟層面，中國游客減少、股市波動、企業擔憂供應鏈中斷，這些現實影響讓日本經濟界坐立不安。

高市若繼續強硬，恐引發更嚴厲的反制，甚至動搖執政聯盟。

因此，她選擇用語言軟化姿態，爭取中方“手下留情”。

其次，安撫國內右翼，直接撤回涉臺言論等于政治自殺。

高市所在的自民黨在2024年眾議院和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接連失利，執政基礎薄弱，只能依靠右翼支持維持政權。若公開“對華讓步”，將立即遭到黨內保守派圍攻。

于是，她轉而將“存亡危機”的對象限定為美國，既顯得“獨立自主”，又避免被貼上“親華”標簽。

第三，為未來介入臺海預留空間。她刻意不否認臺海可能構成危機，而是強調“視具體情況而定”。

這意味著，一旦美軍因臺海局勢采取軍事行動，日本便可援引美日同盟，聲稱事件與己“密切相關”，從而啟動集體自衛權。

這種“搭車介入”模式，既能規避單獨挑釁中國的風險，又能滿足右翼擴軍修憲的訴求。

這種話術，本質上是一種戰略模糊。

表面退讓，實則埋線；看似降溫，實則布局。

高市試圖在中美之間走鋼絲，既不得罪美國盟友，又不徹底激怒中國，同時還能在國內收割“強硬但理性”的政治形象。

四、中方不吃“文字游戲”這一套

然而，中方對高市的這套操作并不買賬。

12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指出，日方近期表態“仍在要害問題上擠牙膏、埋釘子，企圖混淆視聽、蒙混過關”，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郭嘉昆特別點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復述《中日聯合聲明》時，刻意回避“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關鍵內容。

還將《中日聯合聲明》與所謂“舊金山和約”并列，試圖翻炒“臺灣地位未定論”。

這種偷換概念的做法，暴露了日方在歷史和法理問題上的投機心態。

中方的態度始終如一：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無論日本如何包裝其立場，只要不撤回錯誤言論、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不放棄軍事介入臺海的企圖，中日關系就不可能回到正軌。

事實上，中方的反制早已超越口頭交涉。

從取消高層會議、降級參會，到經貿領域的精準施壓，再到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揭露日方言行對地區穩定的威脅，中方正在構建一套系統性回應機制。

這種機制的特點是：有理、有利、有節，既保留合作空間，又守住底線紅線。

高市或許以為，一次“改口”就能讓風波平息。

但歷史經驗表明，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從來不會以一句軟話收場。

80年前，日本曾以“存亡危機”為名發動侵略戰爭；80年后，同樣的詞匯再次被提起，怎能不讓鄰國警惕？

當前的中日關系，正處于一個關鍵十字路口。

日本若真想推動三國合作、穩定區域局勢，就必須拿出誠意，而不是靠話術周旋。

中方已經劃清紅線，剩下的選擇題，只能由日本自己作答。

而答案，不在于說了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