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與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及她的研究伙伴及丈夫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一同獲得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她成了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并且以46歲的年齡成為該獎項最年輕的獲得者。這三位學者推廣了一項重要理念:通過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來測試減貧干預政策的理念。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迪弗洛同時是該校“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J-PAL)的聯合創始人與聯合主任,還是新版《貧窮的本質》(Poor Economics)的合著者之一。
![]()
HBR:為什么會選擇成為一名經濟學家?
埃絲特·迪弗洛: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沒有這個想法。大概八九歲的時候,我就對貧困有了深刻認識,因為我的母親是一名兒科醫生,當時她在一家救助受戰爭傷害兒童的非政府組織(NGO)做志愿者。我一心想找到幫助窮人的辦法,卻毫無頭緒。我循著好學生的常規路徑長大,在大學里主修歷史學,同時輔修經濟學雙學位,因為一位有魅力的教授告訴過我它會很有用。不過,我當時并沒覺得它會有什么影響或很實用。大學四年級時,我抓住機會在俄羅斯做了一年助教,當時正值從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高潮時期,經濟學家無處不在,到處為中央銀行、財政部以及負責私有化的部門提供建議。這段經歷讓我有機會看到經濟學家能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我當時就想:哦,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工作。我可以成為一名學者,這比從政更適合我的性格,同時還能真正影響世界。
HBR:將科學實驗引入經濟學為什么花了這么長時間?
埃絲特·迪弗洛:我當時想這件事太難也太貴了,但實際上它并沒有那么難,而且比長期執行錯誤政策的成本要低。剛開始的所有工作都要靠手動完成,不過我們后來創建了J-PAL來更容易地推進工作。現在,年輕人如果想開展這樣的實驗,她就能獲得相應支持。
HBR:你和阿比吉特是如何建立起可以斬獲諾貝爾獎的協作關系的?
埃絲特·迪弗洛:你強調協作非常對,而且協作的范圍遠遠超出了我們兩個人。這項工作需要不同技能:實驗設計需要創造力,保證各項事務按時推進需要條理性,分析工作需要你能構建清晰的模型并加以解析,諸如此類。這樣的工作本質上就適合團隊協作。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其說是表彰某項具體發現,不如說是對你對整個領域產生廣泛影響的肯定,而我們的影響源自通過J-PAL投入精力搭建了一個網絡,到今年年底,這個網絡的影響力將覆蓋6.5億人。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影響力并非來自撰寫更精妙的論文,而是推動一場運動。這與你剛問的協作有所不同,但對我們的成功至關重要。
HBR:你身兼數職,既要授課、做研究、出差,還要提供政策咨詢,同時還要撫養兩個孩子,你是如何平衡這一切的呢?
埃絲特·迪弗洛:我平衡得不太好。我總是從一件事忙到另一件事。工作中學生永遠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們想見面,我隨時都有空。在家里,阿比吉特和我都覺得我們做著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所以我們會一直對這份事業充滿熱情。孩子們也很適應這樣的狀態,他們會偶爾拿我們開玩笑,但同時也會好奇,喜歡問各種相關的問題。我覺得沒必要把工作和生活分開,工作也是生活。
艾莉森·比爾德(Alison Beard)| 訪
孫燕 | 編輯
本文選自哈佛商業評論2025年10-11月刊。
聯系方式
投稿、廣告、內容和商務合作
newmedia@hbrchina.org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