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臺的衰敗：從“萬人空巷”到“無人問津”，被誰奪走了靈魂

曾幾何時，每周準時響起的《外來媳婦本地郎》片頭音樂與《七十二家房客》里“七十二家大院”的喧鬧，是無數廣東家庭晚餐時間的背景音。這些熒幕上的面孔，如精明市儈的“康祈宗”、潑辣直率的“蘇妙嬋”、尖酸刻薄的“八姑”、欺善怕惡的“太子炳”等等，他們不僅是簡單的戲中角色，更是滲入廣東人日常的“老友記”。

他們構筑的，遠非僅供消遣的戲劇空間，而是一座承載著粵語方言、市井人情與集體共鳴的文化象牙塔。然而，當這座曾經穩固的塔樓，在時代數字洪流的沖刷下裂隙蔓延時，塔中人的命運與塔本身的傾頹，便交織成一曲關于生存、身份與文化失語的復雜悲歌。

廣東，作為中國經濟與人口的“雙料魁首”，其本土電視娛樂產業的式微，卻呈現出一種刺眼的斷裂。曾經，《萬紫千紅》的綜藝歡聲、《河畔人家》的裊裊炊煙、《夜傾情》的情感波瀾，共同繪制了嶺南熒幕的黃金時代。

然而，盛景難再。如今，即便手握“廣東第一神劇”《外來媳婦本地郎》與“第二神劇”《七十二家房客》兩張王牌，也難以挽回整體性的頹勢。收視率的步步下滑與經濟效益的節節萎縮，迫使劇組陷入“拍拍停停”的泥沼，制作空間急劇收縮，演員片酬與工作機會如退潮般消散。

困境的根源，遠非“網絡沖擊”四字可盡述。內部創新機制的僵化、人才尤其是年輕創意人才的流失、對舊有成功路徑的過度依賴，以及在融合新媒體浪潮中的遲緩與迷失，如同銹蝕的齒輪，共同導致了這臺龐大文化機器的運轉失靈。當滋養演員的土壤——穩定的劇組、專業的創作環境、有影響力的播出平臺——開始龜裂，依附于此的藝人們，便首當其沖地感受到了寒意。

從過去的“萬人空巷”到如今的“無人問津”，這并非孤立現象，卻是區域媒體困境的極端縮影。對比京、滬、湘、浙等地衛視仍能憑借創新綜藝、精品劇集或穩固的新聞口碑維持基本體面與文化影響力，廣東電視臺的衰落顯得尤為徹底。

其熒屏長期被循環往復、聲嘶力竭的藥品保健品廣告所占據，這種“飲鴆止渴”的模式，在短暫維持營收的表象下，不斷侵蝕著平臺的公信力與觀眾的耐心，形成“廣告越多，觀眾越少；觀眾越少，越依賴低質廣告”的惡性循環。鄭達那一聲因廣告而廣為人知的“痛啊”，因而超越了劇情效果，詭譎地凝結為觀眾對本土電視業凋零的集體喟嘆。

當賴以生存的攝影棚燈光漸次暗淡，無數熟悉的面孔被驟然拋入市場經濟的冰冷海域。生存的本能，驅動著約七八成的廣東本土藝人，奮力游向自媒體這片看似充滿機遇的新大陸。直播間成了他們的新舞臺。

于是，我們看到，“康祈耀”在鏡頭前熟稔地展示著家鄉土雞，“369”或許正推銷著茶葉，“韓師奶”講解著護膚品，連白發蒼蒼的“雞公福”林星云、“太子炳”彭熾權，也時常在手機屏幕的光暈中現身，花白的頭發被映得發亮。

這場集體轉型，是生存智慧的體現，亦是別無選擇的妥協。它撕下了演員角色與個人生活的幕布，將真實的生計壓力赤裸呈現。鏡頭前，不再是經過精心編排的戲劇沖突，而是流量算法的殘酷博弈、銷售話術的反復打磨，以及觀看數據帶來的即時焦慮。

一些演員，如“康天庥”李俊毅與“蘇妙嬋”虎艷芬，憑借累積的觀眾緣成功躋身“大V”，但后者卻在去年悄然隱退；《外劇》中的“康祈祖”徐若琪亦于2023年揮別直播江湖。這來去之間，揭示了這條道路的艱辛：并非所有“情懷”都能順利變現，商業邏輯的復雜與直播行業的激烈競爭，遠超許多初入者的想象。

更為深刻的掙扎，在于身份認同的撕裂。演員們不得不在直播間里反復喚醒、消費自己昔日的經典角色，以此作為吸引流量的最重要名片。這既是對過往榮光的深情回望與利用，也使得他們的職業身份在“表演藝術家”與“帶貨主播”之間變得模糊不清。

輿論場對此態度涇渭分明：一方視之為對藝術初心的“違背”，是對觀眾情感的過度消耗；另一方則報以同情與理解，強調“揾食艱難”（謀生不易）。這種分裂的議論場本身，構成了轉型者必須穿越的第二重荊棘地帶，加劇了他們內心的漂泊感。

對于轉型的演員個體，社會應抱有更大的包容與理解。藝術的理想固然高貴，但生存的權利同樣莊嚴。他們的轉身，是市場經濟下的自主選擇，其間的艱辛與努力值得尊重。然而，從文化生態建設的宏觀視角，我們必須警惕純粹的市場邏輯對地方文化獨特性的侵蝕。

重建健康的本地文化生態，需要多方合力。對于廣東電視媒體而言，刮骨療毒般的自我革新已刻不容緩：打破機制僵化，大膽啟用新人新創意；徹底告別低質廣告依賴，重塑內容為王的核心競爭力；積極擁抱融媒體，不是簡單地將內容搬上網，而是創造符合網絡傳播規律、又能彰顯本土特色的新型內容產品。政府部門在文化政策上，應有意識地對具有本土文化傳承價值的影視劇目創作、方言節目保護給予更多扶持，而非唯收視率或流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