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說所有事情為謀生就是苦役，孫玉良：痛并快樂著才是生活

文｜孫玉良

北大副教授林小英曾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人的一生若僅圍繞謀生而轉，那便形同苦役，唯有超越生存需求，追尋精神富足，才能抵達真正的幸福。這一論述在社交媒體激起漣漪，有人共鳴于“詩與遠方”的召喚，也有人無奈于“生存已耗盡全力”的現實困境。我認為：生活或許荊棘密布，但痛中求樂、主動導演人生，方見人生真諦。

林小英的觀點，被有些人解讀為“何不食肉糜”思維，連謀生都很艱難了，一生也實現不了“財富自由”，哪有余力追尋她所說的“你還得干點兒別的”。其實林小英并不是這個意思。林小英的觀點是：“不直接為謀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人生就是越幸福的”。比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旅行，比如寫詩、下棋、畫畫、練武的陶冶情操，這些都不是為謀生而做的事情，可以給人帶來精神上的愉悅感。這樣的事情越多，人就會感到越幸福。

那么如何實現林小英所說的呢？那就是工作與興趣相結合，干你喜歡的工作，把這份工作當作樂趣，那你的人生就不會是“苦役”。我的人生軌跡，就是這樣踐行的。從河北滄州的農民到自學成才，從“村官”到“鄉官”再到鄉鎮企業的副總兼工會主席，從“北漂”到“南下”，幾十年的時間，我都在工作之余以“寫作”為樂，雖身如浮萍但癡心不改。雖歷盡角色轉換的陣痛，嘗夠物資匱乏與外界質疑，但精神世界的耕耘讓我甘之如飴。正如我在文章中曾寫的：“人生如戲，全靠演技；被動表演是生存，主動導演才是生活。”， 這種將謀生之苦轉化為創作之樂的能力，正是我“痛并快樂著”哲學的核心。

當然，這樣的生活是充滿艱辛的，收入的微薄，轉型的挫折，但不管如何，我都拒絕將生活簡化為“苦役”。相反，我在這些瑣碎的生活中尋找人生的意義。為家鄉籌建“三農”圖書館，雖籌資艱難卻收獲村民的笑臉；雜文被名校采用為考卷試題，雖創作不易卻影響萬千學子。與香港、臺灣的學者視頻對話，從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在我看來，不愿接受普通，才可能變得偉大，這種不甘平凡的心態，是我在謀生的重壓下依然保持對美好感知的生活動力。在我看來，快樂不在財富多寡，而在內心踏實與創造力的迸發。

我并不否定謀生的必要性，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每個人都在謀生，在生活中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但在謀生的時候，要有主動賦予生活以厚度的能力。林小英副教授呼吁“干點別的事”，所謂“別的事”，未必是遠方的星辰，或許是近處的微光。比如寫作時的自我陶醉，比如幫助他人時的內心充盈。生活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場在痛感中釀造甜味的藝術。在我看來，如何過得精彩就是人生的真諦。甜酸苦辣都嘗一嘗，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只要自己的這一生，能夠寫好自己的劇本，按自己的意愿導演并主演，讓他精彩一點就可以了。修為高的人，是從不把來世一遭當作“受罪”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皆其樂無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