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齡嬰兒心臟手術后死亡 術中二次開胸搶救 醫院多人被處分

近日，寧波一例5個月大早產女嬰心臟手術后死亡的事件，經社交媒體發酵、官方媒體跟進，最終由寧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調查結果，確認醫療團隊存在手術風險評估不足、操作存在過失等問題。

事件在引發公眾廣泛同情與憤怒的同時，也將“手術指征的把握”、“醫患溝通”及“醫療過程透明化”等長久議題再次推至輿論中心。

一場被承諾為“低風險”的手術

小洛熙是一名提前一個多月來到世界的早產兒。盡管家人精心呵護，每月定期帶她至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進行檢查，前期發育情況良好，但11月11日的一次體檢，改變了這個家庭的軌跡。檢查結果顯示，小洛熙心臟存在兩處繼發孔型房間隔缺損，大小分別約為3毫米和7毫米。

盡管家長了解到，此類缺損在一歲內的嬰兒中有較高的自愈可能性，但出于謹慎，他們仍掛了該院心臟科主任陳某君的專家號。據家屬回憶，陳醫生明確告知，孩子的情況符合手術指征，若不進行手術治療，可能影響發育，甚至存在腦癱風險，建議“盡快手術”。當家屬流露出延遲手術的意愿時，得到的回應是“多拖一天，風險就多一分”。

為打消家屬疑慮，陳醫生進一步將此手術描述為心臟外科領域的“入門級”微創手術，風險極低，“夸張一點，可能兩百個孩子里才有一個做得不那么完美”。術前溝通預估手術時間僅為2.5至3小時，費用約4萬余元。在專業權威的醫學判斷與“低風險、易操作”的承諾面前，家屬經過艱難權衡，簽署了手術同意書，手術定于11月14日進行。

漫長的九小時與無聲的悲劇

11月14日上午8點，小洛熙被送入手術室。家屬以醫生預估的3小時為心理基準，開始了焦灼的等待。然而，下午1點、2點、3點相繼過去，手術室門始終緊閉。家屬四次電話詢問，均未獲明確答復。直至下午4點37分，距離手術開始已過去近9個小時，孩子才被推出。

眼前的一幕讓母親心碎：“臉是腫的，整個臉發黑發紫發脹，渾身插滿管子，眼角還有一滴未干的淚。”盡管母親直覺孩子情況危急，但隨行醫護人員卻告知“手術很成功”，隨后小洛熙被直接送入兒童重癥監護室（PICU）。

深感不安的家屬向醫院懇求，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孩子生命，并主動提出自費邀請上海專家前來會診。醫院雖表示同意，但當晚22點03分，小洛熙被宣告死亡，家屬始終未見外地專家身影。事后，家屬從其他渠道獲悉，手術過程中出現了嚴重意外——醫生不慎縫錯血管，導致孩子大出血，不得不二次開胸搶救。而這關鍵信息，在整個手術及搶救過程中，院方未向家屬透露只言片語。

維權困境與輿論推力

悲劇發生后，家屬的維權之路異常艱難。他們發現，孩子的死亡通知書顯示時間為22點03分，但病歷記錄上22點20分卻寫著“生命體征平穩”。當他們要求查看手術過程監控時，院方答復稱，用于實時監控的廣角全景攝像頭“未配置存儲介質，不具備回放功能”。

溝通無果、證據獲取受阻，近乎絕望的洛熙母親選擇在社交媒體上手持身份證實名披露事件經過。然而，其賬號內容一度被清空。事件轉機來自無數陌生網友，特別是眾多寶媽群體的持續關注與轉發，形成了強大的輿論聲浪，最終推動國家級官方媒體跟進報道，寧波市衛健委隨之成立專項調查組。

官方調查確認醫療過失

根據新華社報道，寧波市衛健委組織的調查組，先后邀請了4批次共17名全國及省市級專家參與評估。最終的調查結論確認，涉事醫療團隊存在手術風險評估不足、操作存在過失、突發情況告知不及時、術后監護處置有缺陷等多方面問題。同時，醫院在內部管理和人文關懷方面也存在嚴重短板。

據此，涉事醫院的黨委書記、院長等相關管理人員被追究領導責任，主刀醫生陳某君被免職并暫停一切診療活動。家屬委托的異地尸檢工作已完成，當地法院也已正式受理家屬提起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訴訟。

核心追問：手術是否必要？

盡管官方調查已對醫療過程存在的問題作出認定，但公眾及醫學界圍繞此事的一個核心疑問仍未完全消散：對于一名僅5個月大、特別是早產的房間隔缺損嬰兒，當時進行手術是否屬于最優或必需選擇？

許多兒科及心臟外科專家指出，繼發孔型房間隔缺損，尤其是缺損較小者，在一歲內自愈的可能性確實較高。臨床指南通常建議進行定期隨訪觀察，除非缺損很大、已導致明顯心臟負擔或生長障礙，否則一般不急于在嬰兒期，特別是低月齡早產兒身上進行干預。“符合手術指征”在醫學上意味著具備手術的條件，但遠不等于“必須立刻手術”或“手術利益遠大于風險”。

在本次事件中，院方是否充分評估了患兒作為5個月早產兒的特殊生理狀況、手術的緊迫性、以及觀察等待的可行性？力主手術的決策，究竟是純粹基于患兒健康的專業判斷，還是受到其他非醫療因素（如科室績效、手術指標、甚至臨床科研病例收集）的影響？這是界定此事性質的關鍵之一。

如果確屬對罕見并發癥估計不足的技術性失誤，公眾在痛心之余，或能理解醫學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但若是在手術非緊急必要、且已知低月齡手術風險顯著增高的情況下，出于其他動機推動手術，則其性質截然不同，涉及嚴重的醫學倫理問題。

反思：告慰之外，更需系統性改變

小洛熙的悲劇，以一紙調查通報和人員處理暫告段落。然而，其短暫生命所揭示的醫療系統深層問題，不應隨之湮沒。

首先，是醫患信息對稱與溝通真誠的問題。醫生擁有專業知識，但這份權力應伴隨更審慎的告知義務。將復雜風險輕描淡寫，或為促成手術而選擇性強調危害，都侵蝕了醫患信任的基石。完善的知情同意，應建立在患者家屬理解所有合理選項（包括暫不干預）及其相應風險收益的基礎上。

其次，是醫療過程的透明與監督。手術室監控“沒有存儲”的說法，無論真假，都暴露出關鍵環節監督的缺失。在爭議發生時，無法還原過程，往往導致事實羅生門，加劇醫患對立。醫療行為，尤其是高風險手術，應有更完善、可追溯的記錄與監督機制。

再者，是醫療決策的審慎與個體化。醫學是科學，更是藝術。指南與指征是重要參考，但最終決策必須回歸到具體患者的整體情況，尤其是對脆弱群體如嬰兒、早產兒，更應權衡利弊，秉持“最小干預”原則，將患者的長期健康而非單一技術指標置于首位。

最后，是投訴與維權渠道的暢通。當家屬在制度內求助無門，只能訴諸網絡曝光時，既反映了其無奈，也說明了常規糾紛解決機制的低效或失靈。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能讓個體在面對龐大機構時，擁有平等對話和有效尋求公正的權利與路徑。

小洛熙已然逝去，無法歸來。真正的告慰，在于其故事能否轉化為推動醫療體系反思與進步的契機——讓“以患者為中心”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融入每一次評估、每一次溝通、每一次手術刀起落的切實行動；讓類似的悲劇，因制度的完善、職業的敬畏與人性的關懷，而最大限度地避免重演。這需要醫療機構的自省，行業監管的加強，也需要法律與社會監督的持續在場。唯有如此，方能在逝去生命的沉重中，孕育出守護未來生命希望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