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達成聯合聲明，截止日期將至，日本提出新要求，日民眾嘆息

中日韓達成怎樣的聯合聲明？截止日期將至，日本又對中國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當地時間12月14日，由韓國政府官方發布消息，在過去兩天時間，中日韓衛生部門官員在韓國舉行了衛生部長會議，并通過了一份聯合聲明。

據悉，本次會議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鄭銀敬擔任主席，日本派出了厚生勞動相上野賢一郎，而中方則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際合作司司長出席。從中方的安排就可以看出，我們是唯一一個沒有派出部長級官員出席的一方，而之所以選擇降格出席，實際上就是在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表達不滿。

衛生會議的“座位牌”：中方降格出席的底層邏輯

12月12日到13日，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鄭銀敬坐在了中日韓衛生部長會議的主席位上，身旁是日本厚生勞動相上野賢一郎，而中方代表的座位牌上，印的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際合作司司長的名字。這個看似細微的安排，在外交場合里相當于一次明確的“態度表態”——要知道，中日韓三方會議里，衛生領域的合作向來是高層參與的重點項目，這次中方偏偏不派部長級官員，答案其實早就寫在了此前的外交互動里。

導火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初的涉臺錯誤言論。這位日本首相公然宣稱，要是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甚至暗示日本自衛隊能借此行使集體自衛權。這番話往輕了說是不懂外交規矩，往重了說就是公然踐踏中日建交以來的核心共識。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里寫得明明白白，日本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干涉中國內政；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更是把這一原則變成了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高市早苗倒好，直接把中國內政問題和日本的“存亡危機”綁在一起，本質上就是為日本軍事介入臺海找借口，這要是能換來中方的好臉色，才真是怪事。

中方的反應其實很有分寸。在此之前，中日韓峰會、中日韓文化部長會等好幾個三方會議，中方都直接拒絕了，理由很明確——日本領導人的言論破壞了合作的基礎和氛圍，開會的條件根本不具備。

但衛生合作不一樣，關系到三國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會影響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比如疫情防控、傳染病防治這些事，少了任何一方都玩不轉。所以中方最終還是派了官員出席，既守住了民生合作的底線，又用“降格”的方式傳遞了不滿：合作可以談，但想讓我們對錯誤言論視而不見，沒門。

日本方面不是沒察覺到不對勁。會議期間，上野賢一郎特意找中方代表聊了好幾次，話里話外都在試探中方的態度。但中方代表的回應很直接：中日關系要往前走，首先得把政治基礎打牢，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碰了這條紅線，其他合作自然會受影響。

這番話戳中了日本的痛點——這些年中日在經貿、環保、衛生等領域的合作，給日本企業和民眾帶來了不少實惠，真要是全面停擺，日本扛不住。可高市早苗政府一邊想在臺海問題上“刷存在感”，一邊又舍不得合作的好處，這種矛盾的心態，在衛生會議的座位安排上暴露得一覽無余。

熊貓離去的焦慮：從“治愈系萌寵”到百億經濟支柱

衛生會議的余波還沒散，12月15日日本多家媒體就集體“哭喪”——上野動物園的“曉曉”和“蕾蕾”要回家了。這對2021年出生的龍鳳胎，剛生下來就成了日本的“國民寶貝”，名字“曉曉”“蕾蕾”還是從海量征集里選出來的，寓意“黎明來臨，迎接美好未來”。

這些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從日本各地趕來，就為了看一眼它們滾來滾去的萌態，京都的土屋康行帶著孩子專門跑過來，直言“光是看著就讓人治愈”；5歲的小朋友更是直白，說“熊貓不在了會很難過”。

民眾的不舍背后，還有更現實的經濟賬。上野動物園周圍的商家早就把熊貓當成了“搖錢樹”，文具、飾品、零食包裝上全是“曉曉”和“蕾蕾”的卡通形象，光是相關商品就有幾百種。

更讓日本著急的是，“曉曉”和“蕾蕾”走了之后，日本全國就再也沒有大熊貓了。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贈送“康康”和“蘭蘭”到上野動物園開始，熊貓就成了日本民眾最熟悉的“中國名片”。

這么多年來，熊貓繁殖的每一個節點都能登上日本熱搜：“香香”出生時，上野動物園從32萬個名字里選名字；參觀“香香”要抽簽，每天1.8萬人搶名額，抽中了只能看1分鐘。跟拍熊貓十幾年的攝影師高氏貴博的話道出了很多人的擔憂：“到期歸還是規矩，但現在這形勢，想再租新的，怕是沒希望了。”

日本的“新要求”：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尷尬處境

就在熊貓歸還消息發酵的同時，日本悄悄拋出了“新要求”——希望中方能同意繼續租借熊貓，甚至提出要把新的熊貓租借和中日韓衛生合作、經貿往來綁定。這個要求提得相當微妙，既回應了國內民眾的呼聲，又想借著合作的由頭，讓中方在政治立場上“松口”，說白了就是想“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日本的算盤打得精，但現實卻很骨感。首先，熊貓租借的核心前提是政治互信，現在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還沒道歉，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就不穩，談熊貓租借純屬空談。要知道，當年南非1997年和中國建交，第二年就申請租熊貓，到現在都沒成，就是因為雙方在一些核心問題上沒達成共識。日本現在的情況比南非還復雜，主動觸碰了臺灣這條紅線，還想讓中方“網開一面”，根本不現實。

其次，日本想把熊貓租借和其他合作綁定，更是找錯了方向。中方從來都把民生合作和政治原則分得很清：衛生合作之所以能繼續，是因為它關系到三國人民的切身利益，這是中方負責任的表現；但熊貓交流屬于民間友好范疇，前提是雙方得有友好的氛圍。現在日本一邊在政治上挑釁，一邊又想在民間合作上占便宜，這種“雙重標準”根本行不通。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民眾的反應和政府的表態形成了鮮明對比。民眾關心的是“什么時候能再看到熊貓”，是實實在在的情感需求；而政府關心的是“如何借熊貓緩和關系，同時不丟面子”，滿腦子都是政治算計。

其實日本不是沒有回頭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經歷過不少摩擦，但每次都是以日方糾正錯誤、重建互信告終。這次也一樣，只要高市早苗能正視自己的涉臺錯誤言論，公開道歉并糾正，中日關系的氛圍自然會緩和，熊貓租借、高層會議這些合作也會水到渠成。可要是繼續抱著“政治挑釁+經濟索取”的心態，別說熊貓回不來，中日韓三方合作的諸多項目，都可能步文化部長會、峰會的后塵，陷入停滯。

明年1月下旬，當“曉曉”和“蕾蕾”登上回國的專機時，上野動物園的空enclosure（圍欄）會成為中日關系的一個縮影：曾經的友好象征，從來不是單方面索取就能留住的。對日本來說，與其急著提租借熊貓的“新要求”，不如先搞清楚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尊重他國核心利益，才是所有合作的起點。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