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憶吳曉鈴先生

2010年3月26日《作家文摘》有一文其中記吳曉鈴先生，說他“為人極灑脫，交友廣，馬連良1962年所寫‘海瑞罷官'的文章，即為吳先生代寫”。

我認識吳先生是在1956年1月下旬。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剛參加工作，他在科學院語言所任學術秘書。當時語言所所長為羅常培先生，副所長為呂叔湘先生。

1月21日周六下午，我去天橋劇場聽郭沫若、翦伯贊等人訪日報告。當時《世界知識》雜志封面登載郭老在日本作報告的照片，有日本記者請郭老回答問題之話筒，聽眾問這是什么東西，郭老在臺上說我要看看，看完后說此為錄音機。翦老最后發言，說知道大家餓了，只講原來不知道郭老在日本之威望，這次去日本才知道。散會回家后我經過歷史所前院隋唐史組，見書桌上有父親鄭天挺先生(時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來信，言此日到京開會。我即打電話給他，得知他列席全國政協會議，住新僑飯店。我歡呼起來，立即騎車至新僑飯店，他之同屋為南開生物系老教授劉毅然。后來我又幾次去新僑飯店。當時新僑飯店剛建好，暖氣特熱，鄭老眼睛出紅點。當時不知何時開會，只是各自訪友。

1月25日晚飯后，我接到父親電話，他說與羅常培夫人及吳先生正在東四頭條東口對面的東四食堂吃飯，讓我和妻子傅同欽也去。我們已經吃過飯，但還是去了。我們住在東四頭條1號，離東四僅半站路，走路五分鐘。我們去時，羅太太及吳先生正等候羅、呂及老舍先生到來。他們三人正在開最高國務會議，來得較遲。老舍那天正感冒，是特意來看鄭先生的。飯店老板一老者也出來招待，羅先生管他叫私股代表。

東四食堂雖說是食堂，實際是個大飯館。這里原是森春陽南貨店，在東四是數一數二的大店，現在改為飯館，暫名東四食堂，第二年即改名大同酒家，由廣州遷來。后來又曾改為青海餐廳。現在不知用作何用。

東四食堂菜單上有一菜叫螞蟻上樹，我不知何菜，同欽說，就是粉兒，意即肉末粉條。羅太太聽后，特別高興，也特別喜歡同欽，連說了幾聲粉兒，一面說，一面笑，還問她是否滿族。羅太太還問我羅老氣色如何，我說挺好，羅老說：“得了吧!”

一會兒，他們三人來了，吃的是烤鴨。老舍因感冒，叫了一碗三鮮面，記得當時價四角。羅先生還要了一紅燒海參，特別說要九毛六的。

大家一起閑談，羅先生問鄭先生：你孫輩有幾位了?鄭先生言：我有兩個孫女，一個孫子。羅先生稱：人家都兒孫滿堂了，我們這還沒信呢!指他的公子羅澤珣尚未結婚。羅澤珣是研究微生物的，羅太太見菜中有香菜，就說：澤珣說香菜中細菌最多。

羅先生當時已血壓高，但吃得還不少，薄餅夾鴨子，說已吃了三四張了。同欽聽后說，我雖已吃完晚飯，再吃個十張也不成問題。呂叔湘席上說，陳云講話說了什么,羅先生立即止之，認為會上說的，下邊不能隨便說。

席間，老舍拿出一張中央戲劇學院劇團演的《一仆二主》的票給我，說：對不起，只有一張。老舍問鄭先生，新僑熱吧!是時新僑剛建好，暖氣特熱。次日，吳先生又以“特急”件寄給我一張，可以兩人去了。

吳先生席間說，明天是印度國慶，羅先生大約還要參加。臨出門時，私股代表相送，還說，汽車就在外邊拐彎處。

第二次見吳先生已是1979年2月，鄭先生與章廷謙、陸宗達、馬巽伯夫婦及吳先生聚于西四同和居，我亦參加。那天尚有我大哥之子鄭光、陸先生之孫。是日吃紅燒海參，大盤極多極好，為有生一次最好者。那次菜夠貴，十人吃七十多元，平均每人七元多，馬先生說，太貴了，不敢再來了。是時我之工資六十九元，馬先生之工資一百多點，鄭老先生不過三百四十五元，吳先生估計是二三級，二百八十元或二百四十元。

過了一個月，吳先生來南開參加中文系已故教授楊佩銘追悼會。1937年，吳先生與楊先生同為北大中文系助教，感情甚篤。后楊先生在南開因病不甚得意，“文革”中去世。

吳先生初到南開即來看鄭先生，恰鄭先生去西安及成都開會，不在天津。后我去南開招待所看他，還陪他去文廟書店觀書。隨后去勸業場旁之宏業飯館吃飯。人很多，只能在入口處坐下。他認為這里菜不錯。菜未吃完，他主動從口袋中拿出一塑料袋，讓我“打包”回家。第二天我又去招待所看他，但他已經走了。

1984年3月，我為出版《樵史通俗演義》找過吳先生一次，想約他為此書寫個序。當時他住在宣外教場頭條。我去時，他正在給一外國專家講課。他給我介紹后，我還禮貌地說，請這位專家也到南開講講。

《樵史通俗演義》一書，述明末農民軍者，原書為北大教授馬廉(隅卿)所有，后捐予北大圖書館，至為珍貴。抗戰前不久，由北大出版組鉛印，孟森老先生寫序。旋因“事變”,北大紅樓被日本憲兵隊占領，書幾全部遺失，只在戰后裝訂兩冊，一在向達先生處，一在鄭先生處。我曾將該書借予吳先生，后來吳先生來我家將書還我。此書經周紹良先生推薦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出版后，出版社并無任何酬勞，請吳先生寫序事亦擱淺。

2018年1月26日印度國慶，思及62年前事。2018年6月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