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美國媒體爆料,特朗普政府有意組建由美、中、俄、印、日組成的“核心五國集團”(Core5,簡稱C5),以取代現有的七國集團(G7)。
雖然白宮迅速否認,但此消息仍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分析認為這一構想高度契合特朗普政府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邏輯,因此并非無風起浪。
無獨有偶,印度一高官近期公開提議,由美、中、印組成G3,共同主導全球科技與政治格局。
C5也好,G3也罷,表面看是要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實則是“實力決定論”催生的“舊套路”,清晰折射出世界多極化加速演進背景下大國戰略的深層調整。
不同版本的“大國俱樂部”。
當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兩個大國似乎都想拉著中國構建新的“大國俱樂部”。
C5:美國“精簡版”霸權新框架。
據美媒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存在一個“未公開的完整版”,在這個版本中,美國計劃與中、俄、印、日組建“核心五國集團”。
角色定位上,C5機制為“頂級決策論壇”,意在取代G7成為新的大國協調平臺,以“定期峰會”模式協調全球地緣安全、經貿規則、重大危機應對等核心議題。
國家構成上,C5成員國的首要標準是“人口超過1億且具有全球影響力”。加拿大及歐洲的英、法、德、意等G7成員國被排除在外,中、俄首次被納入美國構想的核心決策圈,印、日得以“光榮上位”。
C5構想的發酵與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布密不可分。從鞏固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到摒棄“捍衛全球民主”等意識形態化表述,再到大幅降低歐洲權重,并在公開的戰略中承認中國已成為“近乎對等的競爭者”,《國家安全戰略》的一系列調整都與C5構想的核心邏輯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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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印度“大國夢”的具象化宣示。
今年11月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長在回應“G2”格局下印度地位的提問時稱,“印度更像是屬于G3,中、美、印三大科技強國將共同主宰世界”。
為支撐這一觀點,印度著重標榜自身的兩組“核心資產”:
一是科技實力。印度擁有超19萬家初創企業,數量穩居全球前三,多個領域涌現獨角獸企業。
二是戰略規劃。印度推出百億美元的半導體產業激勵計劃,目標是3年內突破2納米芯片技術、2031年與中美并駕齊驅,4年內培育80家太空企業,“多管齊下”占領科技制高點。
印度高層的這些論述,儼然已將印度抬高到足以比肩中美的“第三極”,顯示出了“急于上桌”的膨脹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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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子信息技術部長阿什維尼·維什瑙。
美印組建“新圈子”的主要考量。
美國的C5設想與印度的G3提議,深刻反映了國際秩序深刻變革期的兩種心態。
美國:焦慮心態下的“戰略減負”與“實力制衡”。
美國的C5構想,源于其對現有機制失靈、自身實力相對下滑的深刻焦慮,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維霸策略。
從現有機制看,G7作為美國戰后主導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其代表性與凝聚力已急劇衰退。
1975年成立時,G7占全球GDP比重超70%,但如今已降至40%左右。今年6月的G7峰會,因美歐在援烏等問題上分歧嚴重,最終未能發布聯合公報,顯示出該機制的協調功能已大幅弱化。
因此,美國亟需一個更高效、更能體現其當前戰略優先級的替代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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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力量對比看,C5構想將全球治理限定在五個大國,暗藏著美國“戰略減負”的算計。
近年來,美國持續介入地區沖突,疊加國內產業空心化等問題,導致國力消耗嚴重。
因此,面對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特朗普政府想通過C5這一“精簡版G7”機制,以最小投入維系霸權地位,為其戰略重組爭取緩沖空間。
在C5中,美國可憑借其金融、軍事優勢與既有同盟網絡,主導議程設置,在安全、科技、經貿等關鍵領域構建動態制衡組合,在全球關鍵議題上推行“美國規則”,從而達成牽制任一對手的企圖。
將中、俄納入C5機制,是試圖將兩個“主要對手”引導至符合美國利益的軌道;提升印、日地位,旨在鞏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支點,在亞洲內部構建復雜的制衡網絡。
從戰略信號看,C5機制釋放的最根本信號,是特朗普的“大國主導、實力至上”國際秩序觀。
C5與G7最大的區別在于,G7長期以“民主國家俱樂部”自居,而C5徹底拋棄了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紐帶,轉而以人口規模、地緣影響力等“硬指標”作為核心準入依據。
美國拋出C5方案,正是想擺脫意識形態桎梏,加速從“價值觀聯盟”轉向“實力政治”,確保自身在新秩序中仍居于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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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膨脹心態下的“身份營銷”與“平衡術”。
如果說C5是美國維系霸權的主動出擊,那么G3更像是印度“半場開香檳”的迷之自信。
一方面,這是印度“自抬身價”、宣示“大國身份”的政治姿態。
作為全球人口第一、經濟增長較快的新興大國,印度“大國心態”持續膨脹,將“成為世界大國”作為核心外交目標,迫切希望突破現有國際秩序層級。
但近期,特朗普提出中美共治的“G2”概念,讓印度有種“被忽視感”。
印度電子與信息技術部長高調描繪“G3”藍圖,正是意圖傳遞“世界即將進入中美印三強時代”的信號,并通過“大國敘事”激發印度民眾的“大巴拉特主義”式的民族自豪感。
另一方面,這也是印度在大國博弈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務實手段。
長期以來,印度奉行“戰略自主”,游走于中美俄日等大國之間。但近期,面對中美關系的階段性緩和,長期在中美間施行“平衡術”的印度深感不安。
因此,印度拋出“G3”,意在將自己定位為中美競相拉攏的“關鍵第三方”,從而抬高自身在大國博弈中的籌碼。
然而,印度的大國雄心與現實相去甚遠。在經濟總量和科技實力上,印度與中美存在代差,宣揚的“半導體對標中美”也更像“政治宣傳”而非“產業規劃”,芯片制造所需要的支撐性產業鏈也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更重要的是,印度短視且機會主義的戰略立場,注定其難以承擔起穩定、負責任的全球領導者角色,更多是大國博弈中的變量而非核心一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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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排列組合”的新概念。
面對名目繁多的集團倡議與概念炒作,中國應當始終秉持冷靜客觀、務實理性的態度。
一方面,中國要始終保持清醒的戰略定力。中國最高領導人多次強調,“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只有把自己發展好了、綜合實力真正強大了,中國才能有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另一方面,中國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站在多邊主義一邊,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不能輕易落入他人的“捧殺”陷阱。
作為不結盟運動的伙伴、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應當繼續反對任何形式的封閉“小圈子”,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中國要深入踐行“四大倡議”,繼續參與G20、APEC、金磚國家等既有多邊機制,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在減貧、氣候等領域提供務實公共產品,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與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與穩定性。
總的來看,C5與G3構想,本質都是“大國主導”國際秩序觀的“回潮”,也清晰反映出單極霸權加速瓦解、多極秩序加快形成的趨勢。
在當今的全球舞臺上,任何試圖由少數大國壟斷全球事務的做法,都與多極化的時代趨勢、多邊主義的主流方向背道而馳,都注定會被歷史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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