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
蔣介石本以為川東一帶已經牢牢掌控,范紹增這個“光桿司令”早被架空,根本不足為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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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萬萬沒想到,12月,一紙起義通電從川東大竹傳來,范紹增竟帶著兩萬人的“川東挺進軍”起義投誠。
成都、南京、臺北的電報機幾乎同時炸鍋,這個昔日被掃地出門的老軍閥,是如何在眼皮底下悄悄調動起如此龐大的起義力量?
他又是如何避開保密局重重監控,在風口浪尖完成如此漂亮的一步?
范紹增這步“險棋”,究竟走得多深多妙,值得細細回看……
“范哈兒”
若要說起川東范紹增,不得不提他那個廣為流傳的外號,“范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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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聽起來既土又帶點江湖味的稱呼,背后卻藏著一段頗具傳奇色彩的草莽人生。
清末民初,達州大竹縣清河鎮還只是一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川東小鎮,街頭巷尾盡是袍哥聚義、茶館講書之地。
范紹增便出生于此,一個地道的“野孩子”。
他祖上雖有些薄產,是一戶鄉紳之家,但他自幼便不走尋常路,不愛讀書,卻偏愛游蕩在江湖之間。
常常結伴村中孩童模仿“劫富濟貧”的好漢戲碼,因此落得個“哈兒”的綽號,在四川話中,意指又憨又倔的混世魔王。
但實際上,這個“哈兒”并不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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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袍哥圈子里混跡久了,他早早便學會了察言觀色、審時度勢。
到民國初年,他已逐漸成為大竹袍哥中的青年骨干。
護國運動爆發,他毅然跟隨袍哥首領揭竿響應,成為第一批起事的“哥老”之一。
從那時起,范紹增開始正式踏上了刀口舔血、權力交織的川軍之路。
初入軍界,他先后投奔川軍楊森、劉湘部下,從小小的營長一路升遷至師長。
范紹增最懂人情世故,混的是人緣、打的是關系。
他既能與上層軍政打點得體,也能在地方鄉紳與袍哥兄弟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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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中,許多將領不屑他的“幫會出身”,卻又不得不承認,這人極有手腕,頗具召集人馬、動員資源的本事。
到了抗日戰爭爆發之際,范紹增沒有等待朝廷撥兵撥餉,而是干脆自掏腰包籌糧招兵,率自建部隊出川抗戰。
從浙西到蘇南,他帶著一群“草臺班子”與日軍激戰,打得硬氣,不僅在地方贏得“硬骨頭部隊”的美譽,也讓中央軍內對這個“草莽出身”的將領刮目相看。
可成名不易,保權更難。
在蔣介石眼中,范紹增這樣的地方勢力,永遠是“雜牌軍閥”的代名詞。
1942年,重慶方面一紙調令,將他“高升”為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表面風光,實則剝奪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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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紹增的88軍很快被改編、肢解,成了別人口中的戰力單位,他自己則成了沒有軍隊的“掛名司令”。
此舉無異于“剃發削權”,可范紹增并未因此倒下。
他沒有像其他軍閥那樣公然對抗,而是選擇低頭稱臣、暗中積蓄。
在黑白兩道之間,他開始盤活舊有的袍哥網絡,繼續操持著那張看不見的“地下兵權網”。
在重慶,他與商界要員走動頻繁,在上海,他更是通過幫會與青幫、洪門等勢力建立聯絡。
蔣系保密局數度盯緊他動向,卻總是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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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以為他已經被打入“冷宮”,實則他正步步為營,廣積糧、緩稱王。
袍哥動員
時間來到1949年,蔣介石的鐵腕政治已經到了盡頭。
面對解放軍的高歌猛進,國民黨局勢日漸崩盤,而范紹增,作為川東最具聲望的將領之一,早已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更是一個新的力量崛起的契機。
那時,范紹增已經在重慶過了數年的低調日子,表面上他只是“國防部部員”,一個掛名職務,隱匿在人群中。
眼前的局勢讓他明白,再次出手的時機已經成熟。
與其像蔣介石那樣死守腐朽的權力,倒不如趁亂借機重整旗鼓,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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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自己在川東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那就是根植于這片土地的深厚人脈與長久以來建立的“袍哥情誼”。
范紹增一向精于權謀,他從不急于表現,而是習慣于低調積蓄力量。
早在他被蔣介石剝奪兵權后,他便開始悄然活動,巧妙地聯系那些仍舊對國民黨感到失望的舊部、地方保安隊和地方勢力。
1949年春,當他決定返回川東故里時,既是祭祖之行,實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動員。
他沒有直接召集舊部,而是先行走訪了山川茶田中的幾位地方舵把子和保安團頭目。
川東一帶的地形錯綜復雜,山嶺、河谷、叢林交織,這里的人脈關系和鄉土勢力有著強大的動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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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不是一紙空名,它不僅是一個江湖組織,更是一種深藏在社會底層、超越軍隊編制的社會動員力量。
他走的每一步,都是精心設計的布局。
范紹增知道,能夠隨時召喚的人手不必多,關鍵在于他們的忠誠度和可靠性。
與其將資源分散,倒不如集中在幾股核心力量上,舊軍殘兵、保安部隊與袍哥散勇,這三股力量看似松散,實則深得他心。
這些年來,范紹增在四川的袍哥勢力早已遍布城鄉,他曾帶領過的88軍部隊,也早已在解散之際為他積累了相當數量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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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照
保安團力量本是地方自衛性質,散兵游勇眾多,但在范紹增的眼里,這些零散的力量是他最為依賴的資本。
各地的保安團大多早已失去了對蔣介石政權的忠誠,尤其是那些官兵,早已在長年的戰亂和政治斗爭中對國民黨心生離意。
范紹增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將他們重新召集。
與此同時,袍哥組織的首領們對他亦心懷敬畏,他們將自己的力量交給范紹增,完全是信任他對未來的判斷與廟算。
與其說這是一次突如其來的起義,不如說是范紹增精心策劃的再次崛起。
他的目標不是短期的成功,而是押注一個即將到來的歷史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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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那些不滿現狀的地方軍官、保安隊的接觸中,他不斷傳遞著一個信息,國民黨的時日無多,而作為未來的勝利者,他的陣營將成為未來新政權的一部分。
所有的聯系都圍繞著一個核心,投誠新政權,為地方提供穩定。
范紹增并沒有急于采取行動,而是耐心等待著大勢的轉折。
起義驚天下
1949年12月,川東大竹縣,范紹增站在小鎮的街頭,遙望著遠處群山之巔。
自從幾個月前開始籌劃這場起義,他便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緊迫感。
川東這片土地,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手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山川、每一條街道,都被他精心計算過無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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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是最后的決斷時刻。
就在這一天,范紹增向全國發布了一紙起義通電,“川東挺進軍”正式宣告成立,號召川東所有民眾與解放軍一同推翻國民黨殘余的統治,迎接新的時代。
這不是一場倉促的暴亂,而是經過多個月精心策劃的政治轉身。
范紹增用自己熟稔的江湖手段,聯絡起了散布在各地的袍哥兄弟、舊部及保安團,像一位靜默的指揮官,他帶領著八個支隊,人數迅速集結至兩萬人。
每一個人都背負著一個共同的信念,他們已經厭倦了蔣介石政權的腐敗與束縛,渴望一個嶄新的未來。
這場起義幾乎在不知不覺間悄無聲息地完成了動員與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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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范紹增的部隊整裝待發,數百個由他精心挑選的地方軍事指揮官已經牢牢把控了川東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村鎮。
他們的行動如同隱形的手術刀,精確到每一個細節,每一名士兵都知道自己的任務,知道何時何地出現,知道如何迅速而悄無聲息地消滅敵人。
12月14日中午,范紹增宣布起義的電報傳遍了重慶、南京、臺北,震驚了整個國民黨高層。
蔣介石聞訊后目瞪口呆,他簡直無法相信,那個被自己廢除兵權、幾乎被遺忘的“范哈兒”竟然能在自己眼皮底下,憑空變出兩萬兵馬,重新挑起戰火。
蔣介石一時之間竟無力反應,這支“川東挺進軍”幾乎無聲無息地投入了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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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范紹增所期望的那樣,敵人的反應是遲緩的、混亂的。
即便蔣介石的情報系統、毛人鳳的特務網絡一度緊盯著范紹增的動向,但他們始終未能料到這一場起義竟會如此迅猛和精準。
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們束手無策,他們在分析報告上寫道:
“范紹增的動作過于隱秘,消息鏈條已經斷裂。”
而在范紹增的身邊,他的一些老部下卻并不感到驚訝。
數十年來,范紹增身上積攢的不僅是軍事經驗,更重要的是一種極強的政治洞察力。
這次起義,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反抗,而是一次在政治天平上的重大轉折。
這場“轉身”,一旦成功,不僅僅意味著他個人的復仇,更是代表著整個川東,甚至更廣泛的地區,擺脫蔣介石政權的枷鎖,迎接一個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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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紹增的起義后,不到一天的時間,川東的多個縣城、鄉村、村落紛紛響應起義,地方保安團、袍哥勢力、甚至不少自愿投誠的國民黨殘兵,迅速組成了新的軍隊。
沒有冗長的口號,沒有鮮艷的旗幟,所有的行動都在悄無聲息中完成。
在短短數小時內,川東挺進軍便迅速占領了大竹、萬縣、忠縣等戰略重鎮,并向周邊敵軍展開包圍。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起義,讓國民黨的西南防線陷入混亂,蔣介石眼中的“范哈兒”,早已變成了他無法控制的洪水猛獸。
范紹增的起義,不是一時的激情,而是多年來心機布局后的政治突破。
這不僅是一場軍事行動,更是一場政治上的精準切割,正如刀鋒所至,無一可擋。
這次起義,標志著范紹增的徹底轉身,也象征著他從被廢棄的“空將”到逐步掌握命運的“新權力”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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