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三星堆與蜀地之華夏化

先秦文獻對戰國時代以前蜀地之人與其國家的記載不多，也不明確。然而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出現了許多對于古蜀國及其歷代帝王事跡的描述。這些漢晉時期關于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數見于《史記》《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見于《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華陽國志》等蜀人（包括長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這些蜀人作品專論蜀及鄰近地區之事，內容包括本地歷史、軼聞，以及許多如神話的敘事。《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等早已佚亡，今日我們見到的只是被引在他書中而保存下來的一些殘篇片言。晉代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則是一部完整而豐富的作品。雖然這些文獻寫成的時間遠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時代，雖然其中包含許多神話與地方傳說，且大都不完整，但由于其作者們皆為蜀人，知曉本地典故，因此當代中國史家普遍認為這些著作中應保存了一些歷史事實。配合著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線索，歷史學者得由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過去發生的事，來重建古蜀歷史面貌。以下，我們看看這些所謂“二重證據法”下的古蜀歷史研究，也是對三星堆文明的歷史解釋。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銅人像，與傳說中之古蜀帝王蠶叢間的關系。據稱為西漢蜀人揚雄所作之《蜀王本紀》中記載，蠶叢為蜀最早的帝王，其后有柏濩、魚鳧、蒲澤、開明等相繼為王。《華陽國志》中記載的古蜀帝王傳承與此類似，而又進一步稱蠶叢“縱目”（眼是豎的），所以其國人的墓被當時人稱為“縱目人冢”。由于三星堆文化遺存出土的青銅面具與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揚而呈現豎目狀，許多學者因此認為此即縱目的蠶叢，并認為蠶叢為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神性祖先，或稱此古蜀人群為蠶叢之族。廣漢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遺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雖然他們大多認為此為文獻記載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魚鳧氏或杜宇的都城，學者們還是意見不一。《蜀王本紀》又記載，荊有一人名鱉靈，死后其尸體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復活了。后來望帝（杜宇）以他為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將帝位禪讓給他，而后者便是古蜀的開明帝。因戰國時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強烈的楚文化因素，許多學者皆認為此文獻記載反映戰國時蜀的這位統治者來自荊楚地區。

其次是古蜀帝王與黃帝的關系。《華陽國志》及其他文獻中記載，黃帝之孫帝嚳，曾將一個庶出的兒子分封至蜀地。原來黃帝時代邈遠，少有當代歷史學者相信與之相關的歷史。然而由于廣漢三星堆遺存的最早階段可溯及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夏代（中國古史傳說中約存在于公元前2000—前1600 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古文獻稱蜀王為黃帝后裔的說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學上的支持。如一位學者的研究指出，文獻中稱蠶叢最早居于“岷山石室”，因此他是來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黃帝族沿雅礱江而下，與當時已遷于成都平原的蠶叢（蜀山氏）結姻，而他們都是先后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許多歷史學者以中國歷史文獻材料，來解讀三星堆與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遺存；將這令人驚訝且感到陌生的考古發掘呈現之古文明，與人們熟悉的歷史知識結合。如此產生的新知是，一個統于一君且代代相傳的古蜀王國之歷史，而這歷史又與人們熟知的中國古代史在若干點上相聯結。然而如我們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考古面貌所展現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時代文化間的斷裂與創新等現象，似乎與這樣的歷史建構并不全然吻合。再說，即使如此建構的歷史是正確的，我們仍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為何我們，當代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對這些考古新發現感到驚訝？無論三星堆文化時期發生了什么事，今人對它的驚訝反應，反映長期（或自漢代）以來人們對它們全然無知；那么，由戰國至漢代到底發生了什么事，讓即使本地人也對這些過去幾乎全然失憶？

漢晉蜀人對過去的失憶

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其名著《屠貓狂歡》（The Great Cat Massacre）的前言中提及，當我們覺得不能理解一個古代的笑話或諺語之時—譬如為何18 世紀歐洲人常常虐殺貓或將之當作一種幽默的惡作劇—這正表示我們觸到一個通往過去的窗口，一個讓我們得以了解古人的最好切入點。根據我的理解，他提及的切入點，也就是異例（anomaly）。以上廣漢三星堆的豐盛考古發現，人們對此中原以外古文明的驚訝，漢晉文獻中關于蠶叢的奇怪記載，都是異例。

許多的異例皆來自邊緣—文化邊緣（初民、原住民）、空間邊緣（邊疆）、時間邊緣（古代）與社會權力邊緣（社會下層）。這是由于，我們的知識理性常被主流社會建構的知識與價值觀所左右，以致我們常忽略來自邊緣的聲音、邊緣的現象。如將一個對我們而言陌生且不可信的敘事當作神話而忽略它，或根據我們的歷史理性，從神話中抽取一些元素重新組合為“歷史”。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都是忽略異例，也都造成人們對過去的失憶。事實上異例不僅能讓我們認識過去與他者，也能讓我們認識當代與自己。以下，我以三星堆文化及關于古蜀的歷史文獻為例，來說明這樣的研究旨趣，相關的分析方法，以及說明此古文明被古人失憶的社會背景及過程。

對于一個奇怪的文本，一個異例，我們的分析要點并非指出其謬誤或剔除其中的不實成分，而是由其敘事中探索作者的動機、意圖，以及他在何種社會情境下產生如此陳述。換句話說，將文本視為作者的陳述，我們探詢的不是他到底說了些什么，而是他為何如此說，試圖了解他話語中的弦外之音。我們先看看《蜀王本紀》中兩段關于蠶叢的記載，聽聽當時的蜀人怎么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 不曉文字， 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 積三萬四千歲。

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于湔山得仙，時蜀民稀少。

以上第一段文字中，“椎髻”是指將頭發綁成如椎的髻結；“左言”指說奇怪難懂的話。這是作者以粗鄙的語言與發式習俗為喻，來將本地的過去異質化。“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將本地的過去蠻荒化。稱開明到蠶叢共三萬四千年，稱這些帝王各活了數百歲，說他們未死而都成仙而去，文本作者意在將本地人對這些古帝王的記憶遙遠化、神異化。最后稱”其民亦頗隨王化去”或稱“時蜀民稀少”，這是切斷當世蜀人與這些古帝王及其百姓之間的關系。

由這些文本敘事看來，對于本土記憶中蠶叢等古帝王所代表的過去，漢晉時期蜀人知識精英在其歷史著作之敘事中有意或無意地將它們異質化、蠻荒化、遙遠化、神異化，并切斷其與當代本地人的關系，以此遺忘一些本土“歷史”。他們如此為的緣由，或導引他們如此書寫的社會背景，是當時他們的華夏認同。接著我會說明，在此族群身份認同下，他們接受一些新的“歷史”，也需要遺忘一些不合誼的歷史記憶。

《本蜀論》與《蜀王本紀》等文獻，在描述蠶叢、柏濩、魚鳧等帝王后，又提及杜宇、開明兩帝之事跡，同樣十分神奇。《蜀王本紀》對此之記載如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墜，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如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鑿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后，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在此文本敘事中，由天而降的蜀王杜宇，在位百余年；這時，過去消失的民眾又出現了。后來由荊楚漂來一具浮尸，到此復活，他就是鱉靈。杜宇以鱉靈為民除水患有功，以及自覺失德，所以將帝位傳給后者，鱉靈就是開明帝。在這文本敘事中，同樣的，兩位古蜀帝王的“起源”都帶有神異色彩。以“禪讓”來解釋他們間的政權傳承也十分勉強。這更像是，作者將兩個獨立的神話性祖先起源故事串接在一起。

另外，前面提及的此文本內容，如稱蠶叢、柏濩、魚鳧、蒲澤（杜宇）、開明共經歷了三萬四千年，如稱他們后來都成仙而去，以及其百姓也跟著消失；這些也都顯示他們可能原來是獨立的地方性祖先神話之傳說人物。這樣的文本現象，也讓我們懷疑古蜀是否有一長期前后相繼的統一王權；由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的考古遺存，也難以證明這樣一個政權的長期連續性存在。

整合多個英雄帝王祖先故事以建構一個前后相承的蜀王系譜“歷史”，而又在敘事間將此“歷史”變成“神話”，并切斷它與當時蜀人之間的關系，這看來是相當矛盾的文本現象，一個異例。我認為，造成此異例與矛盾的時代社會背景，應是漢晉時本地人的“蜀人”認同與“華夏”認同。他們以蠶叢等古帝王的記憶來強化其蜀人認同，然而在此時蜀為漢郡、蜀人也自稱華夏的情境下，以及在強勢的中原歷史記憶影響下，本土帝王之“歷史”便被他們書寫為“神話”了。在華夏認同下，他們建構、接受或相信的“歷史”，與時人相關的“歷史”，便是古蜀帝王為黃帝后裔之說。

蜀人成為黃帝子孫

漢晉蜀人知識精英們通過神話敘事，來紀念、記憶蠶叢與杜宇等古帝王，以此強調蜀人古老、獨特的族群本質。另一方面，他們接受一些新歷史記憶，以及此歷史記憶所強化的華夏認同。每一個人群認同與相關歷史記憶的出現，也代表另一些歷史被遺忘，與之相關的人群認同發生變遷。漢晉蜀人對本地過去失憶的社會情境便是：秦漢以來蜀成為中原王朝之郡縣，以及在此巨大政治與社會變遷影響下，蜀地成為華夏之域，而蜀人成為華夏之人。

約自秦漢以來，中原的華夏史家便建構，或與蜀人共同建構，后者為“黃帝子孫”之歷史記憶。約成書于戰國至西漢的《世本》中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無姓。相承云，黃帝后。”這是說，蜀人（指其統治家族）的祖源可追溯到人皇的時代，他們沒有姓，但代代相傳，稱自己是黃帝的后代。西漢褚少孫在為《史記》所作補記中，也稱蜀王是黃帝的后代。司馬遷在《史記》中雖未直接稱蜀之古帝王為黃帝后裔，然而也稱黃帝之子昌意曾降居于若水（今四川之雅礱江），在此娶蜀山氏之女為妻，生了高陽，也就是帝顓頊。根據這些說法，蜀之統治者與許多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國王室一樣，也是黃帝家族成員。

晉人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是我們能見到的最早且較全面描述蜀、巴與南中（今部分云貴地區）西南邊疆之著作；其內容包括歷史、地理、物產、人物等等。常璩為蜀郡江原人，因此本書對蜀之描述書寫，可視為漢晉蜀人對本土史地的理解與集體記憶。首先，書名《華陽國志》，指本書所描述的地方在華山之陽。在此，華山隱喻著中原華夏之域。也就是說，書名“華陽國志”，表示作者將此土視為華夏的南方邊緣，但在空間上又與華夏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作者在蜀人及華夏認同下，對于蜀、巴及西南邊疆在整體地理空間中的定位。

《華陽國志》對蜀或巴蜀之人（實指其統治家族）的祖先血緣與疆域空間，有十分豐富的描述。關于蜀（以及巴）的祖源，常璩接受《世本》《史記》等書之說，稱黃帝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為妻，這對夫妻生下了高陽，也就是顓頊。后來顓頊繼承王位后，便將他的一個庶子（妃子所生的兒子）封于蜀，或巴蜀。我們看看以下的相關文本：

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

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

前一段文字中，“其君上世未聞”是說沒聽過從前本地有國君。如此，接下來稱的受封于此之黃帝后代支庶，便是本地巴蜀統治階層的最早祖源了。文本中稱巴蜀統治者為“侯伯”，也就是承認本地與中原間的分封從屬關系，是核心政治體系的邊緣。說他們是黃帝后裔庶出（非嫡傳）的兒子，也表示相對于黃帝嫡傳之中原王朝統治者，本地統治者是黃帝家族的血緣邊緣。第二段文字稱，蜀早在人皇時便已成為一國，巴也在此國域中。此處，作者引的是當時流傳的“人皇兄弟九人分別治理九州島”的說法。根據這說法，人皇自己居于中州（中原），他的八個弟兄們分別于周邊八個地域。

所以，這段文字流露的是本地在整體空間（九州島）中的邊緣地位。由此簡單的兩段文本中，我們可以察覺作者常璩將蜀（或巴蜀）置于華夏之血緣、政權、空間邊緣的認同處境。接受本地古代統治者為黃帝后裔這歷史記憶之后，漢晉蜀人精英也對本土歷史記憶進行改造或遺忘。前面我們已介紹《蜀王本紀》等文獻作者，如何以敘事手法，將本地蠶叢等古代英雄王者祖先排除或遺忘于可信的“歷史”中。下面我要說明的是，《華陽國志》作者常璩如何以另一種敘事手法，將蠶叢等人的記憶納入華夏的“歷史”之中。如前所述，在此書中常璩稱古蜀帝王為黃帝之裔，顓頊支庶。隨后在同書中他又寫道：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

前一段文字是說，在周室東遷而周天子失去對諸侯之政治控制后，蜀侯蠶叢也就先自己稱王了。第二段文字是說，戰國時期七個爭霸中原的諸侯國之君皆自稱為王之時，杜宇自稱為帝。顯然，常璩并非將代表本土過去的蠶叢、杜宇等轉化為神話人物，而是將他納入一個可信的歷史之中；這就是漢代人熟知的周室東遷后，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

蜀人作者對黃帝的攀附更間接通過另一個黃帝后裔——大禹——實現。《蜀王本紀》中稱，“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于石紐”；《華陽國志》中也稱，蜀的廣柔，“郡西百里有石紐鄉，禹所生也”。這些文獻的巴蜀作者，顯然以華夏的英雄祖先大禹出生于蜀為榮。如此之蜀人本土認同感情，更流露于《三國志》所記載的一段蜀人秦宓的話語中。據該文記載，三國時蜀漢政權下的秦宓，為蜀郡廣漢人。歷史記載他與其上司，當時的廣漢太守夏侯纂之間

有一段對話。后者問他，蜀之物產比起他地的確很豐富，但不知本地士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士人又是如何。秦宓的回答中，有“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之語。像這樣的記載，表現中原人士對蜀人之輕蔑，以及蜀人的本土認同。此也顯示漢晉時蜀人在整體華夏中仍居于邊緣地位；此種邊緣身份認同的危機感，使得他們有意以攀附黃帝、大禹來強調自己的華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