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淺談《紅樓夢》的民族意識問題

曹雪芹在作品對家族、對社會種種弊端、黑暗進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時，是否還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情緒或民族意識，流露出對滿清政權的不滿，曹雪芹是否在作品中表達了其民族文化認同感，這也是《紅樓夢》研究中需要認真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風起紅樓》增訂本

作品的民族意識問題歷來為讀者及研究者所關注，早在清代就有人注意到這一問題，如滿人玉麟指出：“《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為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出，演作彈詞，觀者為之感嘆唏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污蔑我滿人，可恥可恨。”[1]

顯然，他認為《紅樓夢》污蔑了滿族人，但并沒有指出這種污蔑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事實上，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并不是太多，人們的關注點并不在此。

到了清末民初，受政治形勢的影響，強化民族意識成為革命黨人對抗滿清政府的一種重要政治宣傳手段，在社會上曾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蔡元培論紅樓夢》，苗懷明整理，商務印書館2025年8月版。

有些人遂從這一角度來解讀《紅樓夢》，并有意放大、強調其中的民族問題，如蔡元培就認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2]。這種觀點在當時曾產生較大影響。

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過胡適等人的批駁，這一觀點的信奉者已不多，不過仍有人在堅持，如三十年代出版的景梅九《石頭記真諦》一書，基本延續蔡元培的反清復明觀點，并進行新的發揮。

其后，仍不斷有人提出這一問題，如潘重規就指出：“作者反抗侵略我們的異族，仇視壓迫我們的異族；因此對于異族攻擊呵責，無所不至。它大聲斥責偽朝穢德，極其不堪。……我讀過此書后，我耳中仿佛聽見當時民族志士的呼號，我眼中仿佛看見當時民族志士的血淚。”[3]

《紅樓血淚史》

顯然，他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鮮明民族傾向的小說。直到當下，仍有人在這一問題上大做文章，相關論著及論文不時可以看到。

遺憾的是，《紅樓夢》的民族意識問題長期以來主要是索隱式研究者所關注的話題，甚至成為判別索隱派的一個重要標志，學界對此問題則關注不多，甚少正面的探討。

由于索隱式研究重點在作品真假的揭示上，并沒有真正從思想文化角度探討這一話題，在觀念、方法上存在諸多致命缺陷，大多采用諧音、拆字等方式進行研究，而不是真正從文本出發，因而并未取得多少進展。

《紅樓夢》中的民族意識能否構成一個話題，是否有深入探討的價值，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基本的出發點：

一是要看相關人物、事件的具體描寫及所流露的傾向，看其在作品中是否構成了民族情緒或民族意識這樣一個話題；二是要結合作者的家族背景和生平經歷來進行判斷。

《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版。

從相關描寫來看，作品中有如下幾處描寫涉及到民族問題：

脂本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中，曾有一句這樣的描寫：“大觀園正門上也挑著大明角燈。”

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部分，賈寶玉因芳官的男性裝扮而為其起名叫“耶律雄奴”，并由此大發議論：“‘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

第七十八回中所寫的姽婳將軍林四娘，她實際上是死于清兵之手，并非“‘黃巾’‘赤眉’一干流賊余黨”所害[4]。

自然，在今天看來，說這些地方涉及民族問題似乎有些小題大做，過于敏感。但在文網森嚴、動輒得咎的乾隆時期，這些詞語及人物都是相當敏感的、犯忌的，很容易引起注意，招惹禍端。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

這會不會是曹雪芹的無意之舉呢？從情理上恐怕難以說通，作者曹雪芹的身份具有特殊性，他對本朝殘酷、嚴苛的文字獄不會陌生。因此，在創作時其態度是很謹慎的，強調“毫無干涉時世”。

這說明他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有意進行回避。在寫到這些地方時，他是不會不留意的。比如后來的高鶚、程偉元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將“大明角燈”中的“大明”二字刪去，不僅“耶律雄奴”這一段議論文字，連芳官、湘云、葵官打扮這段情節也都全部刪去。

讓人困惑的是，既然要避開森嚴的文網，為什么又要使用這些敏感的字眼呢？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作者這樣做，應該是有其用意的，他是不是想通過不經意之筆、以打擦邊球的方式較為隱蔽地表達一點自己的民族意識呢？這種可能性不能說一點也沒有。

眾所周知，曹雪芹的家世及經歷比較特殊，其祖先原為漢人，后入八旗，成為滿人。其父祖們在擔任江寧織造時，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尊崇顯貴，風光無限。對主子他們自然也是忠心耿耿，不會產生什么民族意識，比如曹璽臨死前，“遺誡惟訓諸子圖報國恩，毫不及私”[5]。

《曹雪芹家世新考》

曹璽沒有這一想法，他的子孫如曹寅、曹颙、曹頫等也都受到康熙的特別恩遇，同樣不會產生這種想法，這是由他們自身的境遇所決定的。

但是，當曹家經歷一番磨難，遭受重創，走向破敗之后，情況就會有所不同了。對家族苦難的承受者曹雪芹來說，由于境遇各異，他對社會乃至朝廷的看法和態度肯定與其父祖們不同，在其對統治者不滿與憤懣的情緒中會不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民族意識呢？

《紅樓夢》中雖然也寫到不少滿人的風俗、服飾，但其文化底色卻是漢族的，他所接受的也主要是漢族文化。在進行痛苦的反思時，曹雪芹會不會將家族悲劇的根源上溯到民族問題，后悔其祖先當初的選擇呢？畢竟自己是“魏武之子孫”，歸降滿人后換來的榮華富貴不過是過眼眼云，到頭來終究是一場噩夢。

《曹雪芹》

余英時先生認為“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在我看來，是很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6]。筆者大體贊同這一看法。

再者，從曹雪芹身邊的朋友來看，無論是敦誠、敦敏，還是張宜泉，都是當時社會上的不得志者。他們和曹雪芹一樣，對社會有種種不滿，滿腹牢騷，這可以從他們的詩文中看出來，尤其是張宜泉的詩歌更是大膽直露。他們的思想無疑會感染并影響著曹雪芹，因此其民族情緒或意識的產生也不算讓人感到太意外的事情。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曹雪芹只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些跡象，表明他有民族意識的潛在思想傾向，但其表露則是相當克制和含蓄的，最多只是一種情緒的流露和表達而已，還遠談不上激烈或激進，比如徹底否定滿清政權，反清復明之類，其程度正如余英時先生所概括的：“說《紅樓夢》中偶有諷刺滿清的痕跡，卻并不等于回到‘索隱’的‘反清復明’理論。‘反清’或‘刺清’在《紅樓夢》中只是作為偶然的插曲而存在，它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曲。”[7]

臺灣聯經版《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這種把握還是比較符合作者及作品實際的，但不能由此作無限的引申發揮，要客觀、審慎地看待這一問題。需要強調的是，從作品的實際描寫來看，這并不是《紅樓夢》的核心話題。

至于當下網上流行的悼明之說，不過是一種根據漢字音、形、義隨心所欲搭接的文字游戲，僅具玩梗價值，說是索隱，但還沒達到傳統的索隱式研究水準，沒有學術含量。在一些流量博主的鼓動下，不少年輕人帶著極端思想和情緒走火入魔，所謂悼明梗已經淪為一場集體反智行為，形成一股網絡暴力，嚴重污染了網絡環境，這是需要引起警惕和防范的。

注釋：

[1] 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4，一粟《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第366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

[2]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載《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7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3] 潘重規《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載其《紅樓血淚史》第4-5、2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 林四娘故事，各類筆記多有記載，如《聊齋志異》即從感傷故國的角度進行描寫。

[5] 康熙二十三年《江寧府志》卷十七《宦跡》。

[6] 余英時《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載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57-158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7] 余英時《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載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16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