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60年：寫在“宛平南路600號”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蔣欣雨 記者 沈杰群

“人們把60年的婚姻稱為‘鉆石婚’，那我和精神科的結緣也算是‘鉆石婚’了。”在自序里，王祖承寫下與精神科的“情緣”。他表示，這是一本關于“宛平南路600號”的回憶錄，也是一封“長達60年的情書”。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曾因地址為宛平南路600號被戲稱為“600號”。今年，恰逢“600號”建院90周年，由王祖承執筆、陳智民整理的書籍《宛平南路600號：我做精神科醫生的60年》于10月出版。在書中，王祖承回顧了自己于“600號”度過的六十載歲月，將個人故事融入我國精神衛生事業發展的歷史長卷。

近年來，“600號畫廊”的舉辦、“精神餅”等文創的推出也為公眾開啟了一扇了解精神病的“窗口”，“宛平南路600號”不再只是一家醫院，更成為一個時代的“心靈地標”。

王祖承與妻子的合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用60年成為精神病學的“信使”

王祖承是主動選擇精神科的，這一舉動在當時“令人費解”。20世紀60年代，社會上對于精神科乃至精神科醫生都存在偏見。“在大家當時的認知里，這項工作有相當大的危險性，挨罵挨打是家常便飯，說不定自己會被‘傳染’精神病，或是因整天與精神病患者、醫院環境打交道而變成‘怪人’，與社會脫節。”王祖承回憶道。

但當真正走近、深入精神病學，他發現“原來這是一門有趣的學科”。1962年，王祖承進入臨床課程學習，由嚴和骎和顧景順兩位老師負責精神病學大課內容講解。“嚴和骎老師講課認真、踏實，表達內容清晰、很有條理，對精神病知識介紹由淺入深。顧景順老師講課的狀態像在‘說書’，兼帶表演，繪聲繪色，形容精神病狀時更是非常貼切。”這讓王祖承“開闊了眼界”。

1963年實習時，他在病房里接觸到一位30多歲的女患者，她是電影《五朵金花》的編劇之一，在文藝創作上才華橫溢，給王祖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天才與精神障礙僅一紙之隔。”他在書中寫道，“當心靈發生疾病時，那么復雜，又那么奧妙。”在這樣引人入勝、潤物細無聲的影響下，王祖承漸漸喜歡上了精神病學，并“耕耘”60年，成為這門學科的“信使”。

談及自己始終保持熱忱的原因，王祖承表示“環境的塑造很重要”。“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優勢在‘人和’，這讓好的精神能夠傳承下去。”他告訴記者。

“現在我們在崗的醫生有330名左右，這么多人團結在一起，以優秀醫生為榜樣，取長補短，形成了非常好的氛圍。”王祖承說。

與此同時，“人和”還體現在“老帶新”的傳承。“我很喜歡跟年輕人交流，他們的想法幫助我調整認知，也能夠啟發我。有幾位年輕人主動幫我做公眾號，正因他們的推動，我才寫了這些文章，在交流的過程中，我們也相互促進。”王祖承表示。

陳智民便是其中一位年輕人。除了幫助王祖承整理著作，他還負責“王祖承精神世界”公眾號運營。于他而言，王祖承既是“同路人”，也是“引路人”。

“我很敬佩王老師。”陳智民表示，“他無論在學術還是人格上都有非常大魅力。我們相識10年，他給予我很大幫助，我一直心懷感激。我很喜歡王老師的文章，他用平實的語言娓娓道來真實的故事，文字間流露真情實感。在閱讀時，我能感覺到與王老師心靈相契，也覺得這些故事很值得寫成一本書。”

基于這樣的“羈絆”，陳智民花費了半年時間整理、約稿、修改，最終讓這本凝結了王祖承數十年心血的書得以“面世”。

講課中的王祖承與劉貽德教授（2000年）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開啟一扇“窺見心靈的窗口”

“很多精神疾病至今仍是謎。比如幻聽的幻覺從哪來？心臟、肝臟、脾臟的功能我們都了解，但大腦到底怎么運轉還需探索。”王祖承表示。作為一類復雜的疾病，精神病要真正得到大眾理解，還需一扇走近它的“窗口”。

“講故事很重要。”王祖承說，“我的公眾號不寫科普，而是寫小故事，從細微處入手。我把專業名詞、理論去掉，從普通人的角度看，從外行人的角度寫，人們更容易感興趣。”

在書中，王祖承記錄了38個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包括“皮膚里鉆出了蟲子”“白毛女”“做和尚”等。王祖承認為，每位患者都是一本故事書，蘊含著痛苦與思考，能啟發人生，值得深入探索。數十年來，他一直懷著對患者命運的關切，從其內心體驗出發去分析精神癥狀的規律，在實踐中領悟了雨果所言：“世界上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廣的是人心。”

除了用故事“貼近”公眾，近年來，“600號畫廊”的舉辦、“600號藝術藥丸T恤”“600號咖啡”等文創的推出也讓人們撥開迷霧，逐漸認識真實的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在2019年創辦的“600號畫廊”中，眾多精神病患者的畫作被收集、展出，他們用繪畫的方式與世界“對話”。“人類需要精神交流，患者也是如此，而文學藝術是精神交流的橋梁。”陳智民表示，“在各種藝術形式中，繪畫的門檻相對較低。大多數精神病患者的語言和思維功能會受病情影響，從而阻塞正常的表達渠道。但繪畫無需借助語言，他們可以僅憑個人感受讓無意識的情感抒發直接體現在畫作中。”

參與“600號畫廊”創辦的經歷讓陳智民認識到，站在藝術與醫學的交叉路口可以開啟一扇新的“窗口”。“大眾對精神病學有兩種誤解，一種是污名化，一種是過度浪漫化，這兩種都不對。”陳智民說，他希望在藝術與醫學中間做一個“黏合劑”。

“藝術與精神障礙其實關系密切。”他認為，“精神障礙是人類生活中異常的現象，文學藝術也是非凡、少見的。當一個人的精神從多數走向少數，他（她）可能同時也走向一條通往藝術的道路。”在陳智民看來，精神障礙和文學藝術是同一條路上“被放逐”的難友，它們都從中心走向邊緣，從主流走向非主流，途中互相扶持、互相促進。基于這一理念，“600號畫廊”作為精神病學與公眾溝通的“橋梁”被搭建起來。

但“600號畫廊”只是一個開端，陳智民心中有一個宏偉的藍圖。在未來，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藝術博物館。“畫廊空間有限，很多朋友來了只能看到這次展覽，以前的精華都看不到。”陳智民說，“分院閑置的老樓房本身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如果利用它們來辦藝術博物館，能有更大的空間，也可能復制‘600號畫廊’的成功。”

“另外我們還想做一個精神病學展區。”陳智民補充道，“精神醫學的歷史其實非常有趣。”

精神病患者的“發明創造筆記”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記錄一段“心靈健康守護史”

“精神病人過去不受重視，甚至受到歧視。因為精神病往往表現陰暗面，令人反感，比如嫉妒、被害妄想、家庭沖突。正因為這樣，精神病人、醫生、醫院都被邊緣化。”王祖承告訴記者。

改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上海率先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病防治“上海模式”：首先，開展社會調查和流行病學資料分析，摸清患者的病情和分布；其次，在各區縣培訓精神醫學人才；最后，在每個區設立一個精神病防治站，分門別類地收治所有流浪精神病患者。“當時上海有20余家區、縣精神衛生中心，10余所康復站，再加上各地小型的日間托管所，形成了一張精神病防治網絡。”王祖承說。

相關條例的出臺也奠定了精神衛生發展的法律基礎。2001年，《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出臺，填補了我國精神衛生的法律空缺。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正式出臺，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精神衛生事業上的里程碑，”王祖承表示，“自此中國的精神衛生發展狀況大幅改善，把病人關在破廟、破房子里的情況沒有了。”

歷經六十載，我國精神衛生事業的面貌已煥然一新。但展望未來，精神衛生事業發展仍面臨挑戰。“相較于發達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中國的精神衛生人員還不夠，尤其經驗豐富的人員還不夠，所以正加速培養。”王祖承表示。

同時，陳智民指出心理治療方面存在發展不充分的情況。“現在輕癥患者越來越多，他們不太適合用藥治療，更適合心理治療，但是資源沒有跟上。”陳智民說，“目前整體以重癥患者的封閉性治療為主，對于輕癥患者的開放性治療仍顯不足。”

近年來，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王祖承也關注到這一領域的新問題、新挑戰，比如青少年“繭居”（青少年長期自我封閉、回避社會活動且脫離就學就業——記者注）。“我們現在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一個解決一個，不能廣泛、系統地解決。新問題不斷出現，精神衛生也在不斷適應。”王祖承說。

懷著對精神衛生事業的熱忱，盡管已年逾八十，王祖承仍“退而不休”。“我現在不定期還會到醫院參加病人組織的活動，我們叫‘生活保健交流’。患者有什么問題，我都一一解答，同時我也參與疑難病例的討論。”王祖承表示。

在書中，王祖承多次提到粟宗華教授留給后人的名言：“精神病患者的病史是用血和淚寫成的，但醫生的使命是讓每滴血淚都成為重生的證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王祖承還將繼續踐行“使命”，并致力于讓“600號”的精神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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