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中將戰犯該后悔：若不離開紅軍，他們1955年能否授銜上將？

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1992年第五期和2000年第三期，分別刊發了《葉挺平叛——二次北伐時擊潰夏斗寅的戰斗》和《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史料搜尋記》（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這兩篇回憶文章），這兩篇回憶文章都提到了一個人，那就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原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浚。

有人說電視劇《特赦1959》中葉立三的歷史原型之一就是韓浚，這種猜測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整編七十四師（有時也叫七十四軍）在孟良崮被殲滅后，七十三軍就成了“王耀武最好的部隊”，重建的整編七十四師（后來恢復七十四軍番號）實力已經大不如前。

葉立三的歷史原型當然不能完全是韓浚，因為韓浚的經歷可要比葉立三復雜多了，跟葉立三（韓浚）同樣經歷復雜到不可盡說的，還有一個劉安國——他的歷史原型，肯定就是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筆者前幾天曾寫文章論證過。

韓浚和文強曾經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在紅軍中擔任過相當高的職務，如果他們不因為復雜的原因轉換陣營，1955年是會授銜中將還是上將，筆者居然有點猜不出來。

放下文強，咱們先說韓浚，他嶄露頭角是在1927年平定夏斗寅叛亂的戰斗中。夏斗寅叛軍占領紙坊逼近武漢，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7日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按照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提議，決定調葉挺部隊和中央獨立師擔任攻打夏斗寅叛軍的主力，由葉挺統一指揮，葉挺派七十二團于5月17日晚先行逼近紙坊并以電話通知第十一軍教導營營長韓浚：“夏斗寅偷襲武漢，我們一定要保住武漢，使在河南與奉軍作戰的北伐部隊無后顧之憂。我命令你率領教導營立即上前線，也可增強鍛煉。”

這段史料表明，韓浚在1927年就已經是教導營營長，而且在戰斗中表現不俗：“韓浚率教導營迂回到敵人后側猛打，夏部感到腹背受敵，有被包圍聚殲的危險，遂向土地堂方向逃竄。”

有人說韓浚還參加了南昌起義，也有人說他想參加沒趕上，這種說法也有依據：“武漢警衛團是1927年6月成立的，團長就是共產黨員盧德銘。1927年8月1日深夜，盧德銘一個電報，從南昌發來的，說南昌已經起義了，后來才知道這個電報是共產黨員周逸群發來的。盧接到電報后，即找團指導員辛煥員、參謀長韓浚研究，決定去南昌不去九江，正可以利用九江命令調動的機會出發。8月2日，盧德銘率領全團2000多人，乘船東下，赴南昌響應起義。”

從教導營營長到團參謀長，韓浚的晉升速度并不算太快，警衛團響應起義的部隊還沒到南昌，南昌就已經被張發奎占領，曾任警衛團連長的吳奚如在1977年9月8日接受采訪時回憶：“我們警衛團沒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輾轉到了高安、修水，遵照向警予同志轉告黨的指示參加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

盧德銘參加了秋收起義，并擔任絕對重要的職務，而韓浚很不幸地在匯報工作返回途中被唐生智部隊逮捕，兩個月后才獲保釋，連秋收起義也錯過了。

韓浚獲釋后與組織失聯，幾經輾轉，才于1931年被老蔣招攬，直到1941年才升任七十三軍七十七師師長。

韓浚是黃埔一期畢業，以他的資歷，當年當個軍長都算升遷慢的，而且他剛接手的七十七師還是一支爛到底的部隊，后來雖然在1944年晉升為七十三軍中將軍長，但還是要在黃埔三期王耀武的指揮下，他的同期同學李仙洲則是王耀武的副手——雖然都是中將軍銜，但權力和地位卻有很大差距。

如果韓浚不是被捕失聯，或者趕上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那他的前途，自然會是萬丈光明，但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最后在陳誠和李仙洲的胡亂指揮下全軍覆沒，自己也當了俘虜，這個曾經俘蘇聯學過軍事的黃埔一期生，就這樣結束了軍旅生涯，很多同期同學在1955年被授予上將甚至大將軍銜的時候，他還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呢。

韓浚沒趕上南昌起義，文強卻趕上了，而且在起義時的級別也不低，據《文強口述自傳》記載，他已經是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了——雖然同樣是連長，但他比同期同學的另一位連長的軍銜還高一級（文是特務連連長），他們在南昌起義后撤離的途中還見過面，并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位連長跟文強在黃埔宿舍打過架，這次并肩戰斗，打架的事情一笑而過，那位連長還開玩笑說“我不是給你敬禮，我是給你的軍銜敬禮”。

文強跟韓浚還真差點見過面，但又是陰差陽錯，他們誰也沒遇到誰，文強回憶：“周逸群叫我：‘給你個任務，現在國民政府警衛團（即武漢警衛團，也叫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從湖北趕往南昌，跟我們會合作戰。我們起義時間提前了，他們還在路上，這個團里黃埔第四期的同學很多，你去迎接他們。’”

文強去迎接盧德銘和韓浚，結果他也被張發奎的部隊截住了，但文強比韓浚小十三歲，而且是學生打扮，所以身份沒有暴露，張軍問他為什么頭上有個白圈，是不是戴過軍帽，文強也以“學生也整天戴帽子”解釋過去，敵軍甚至還告誡他：“昨天晚上南昌造反了。你也不要回家了，弄不好會被打死的，在我們這里蹲幾天再說。你不要亂跑，吃飯的時候我們給你飯吃，你是個學生嘛。”

第三天張發奎的部隊開拔了，文強還領了一塊錢路費，有了這段經歷，他再過封鎖線就沒有阻礙，但也沒找到盧德銘的部隊，只好又回了南昌——有人說文強奉命迎接的是不是盧德銘而是葉挺，那是一點南昌起義的史料都沒看過：南昌起義時，葉挺已經是第二方面軍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以文強的級別，還真跟他說不上話。

文強并沒有在南昌起義后與組織失聯，而是到奉命到四川工作，先后擔任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領導著二十三個縣的紅色根據地。

韓浚是被俘后與組織徹底失聯，而文強則是被捕獲救后與上級發生爭吵——按規定被捕獲救人員是要經過嚴格審查的，但文強心高氣傲，吵了一架就去上海找更高層領導“評理”。

文強尋人不遇，被老蔣那邊的人乘虛而入拉了過去，更難以解釋的是他居然加入了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后來還成了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戴笠到死才是少將掛中將軍銜，而文強則是在胡宗南、孫連仲、戴笠等人的保薦和運作下正授中將，以至于特赦多年的文強還很感激戴笠。

《文強傳》記載：“文強在92歲高齡時憶及戴笠之死，還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事實確實如此。戴笠自己的軍銜還只是少將時，就已保薦文強升到了中將。”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也有類似記載，所以文強先是晉升為“軍統中將”，然后才調任長沙“綏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他在長沙、徐州兩地任職的時候，在軍統依然有“兼職”，他在口述自傳中描述，那是鄭介民一直留給他的：“你要離開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們這里掛一個名，我們這里有個設計委員會，你就做設計委員會的中將委員，如果你連這個名都不要，那就不好了。你保留一個名義，愿意回來的時候你還可以回來嘛。”

是非成敗轉頭空，文強在戰犯改造所學習了二十六年多（他自己統計的時間是二十六年半，實際可能差兩個多月），比韓浚晚出來十四年，這也給了讀者諸君想象的空間：韓浚和文強在老蔣那里只混到中將，如果他們不轉換陣營，1927年就已經是紅軍團參謀長和少校連長的這二位，在1955年能否被授予上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