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老蔣對毛人鳳下令：把戴笠所有孫子帶回臺灣，后來怎么樣了

1951年臘月二十三日這天，在浙江江山縣保安鄉，北風像刀子似的刮臉，天氣冷得刺骨。村頭空地上黑壓壓站滿了人，不是趕集，也不是看社戲，是來看一個人怎么從云端摔進泥里，而主人公正是戴藏宜，他是戴笠唯一的兒子。

戴笠是誰？老一輩人提起他，聲音都壓低三分。蔣介石的“影子佩劍”，軍統一把手，連日本特高課聽到“戴老板”三個字都得冒冷汗。他兒子戴藏宜呢？當年在浙西橫著走，縣長見了都得賠笑臉。可新政權一立，舊賬就得算清楚。這位“戴大少爺”手上沾的血、貪的錢、藏的槍，樁樁件件，夠判十回死刑。

那天，他跪在凍硬的泥地上，棉袍破爛不堪，頭發亂成鳥窩，眼鏡早不知去向。圍觀的群眾也在私信交頭接耳：“真是他？咱沒有看錯吧，真的是那個在上海坐凱迪拉克、喝威士忌的戴處長？不會看錯了吧？” 沒人敢認，曾經跺一腳地動山搖的人物，如今只剩一副發抖的皮囊，說出來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很快公審詞全部念完，槍聲響起，就這樣36歲的戴藏宜應聲倒下了。就這樣，戴家在大陸的榮光，就此灰飛煙滅，從此告一段落。消息傳到上海，弄堂深處一間閣樓里，一個女人腿一軟，差點栽倒。

她叫鄭錫英，戴藏宜的遺孀，聽到這個消息，誰能扛得住？丈夫沒了，家產充公，身份成了催命符。她帶著三個兒子蜷在漏風的屋子里，白天不敢出門，夜里連咳嗽都捂著嘴。大兒子才10歲，眼神里全是驚懼；8歲的二兒子還懵懂地問：“爸爸啥時候回來？”小兒子在襁褓里餓得直哭，你說說，就這個情況，還要如何生存下去？更揪心的是，女兒早被送回江山老家寄養，音訊全無。

他們不再是“戴家少爺”，而是“反革命家屬” 在那個年代，這五個字，比瘟疫還可怕。

臺灣那邊，蔣介石聽說戴笠可能還有孫子活著，當場拍案而起：“雨農為黨國肝腦涂地，若連他血脈都保不住，我們死后有何面目見他！” 立刻下令毛人鳳，聲稱：“不惜一切代價，把他的孫子全部接回來！一定要保住他的血脈。”

毛人鳳一聽，頭皮發麻，他的壓力很大，同時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要知道，1953年的上海，根本就不是從前的十里洋場？戶口卡得比鐵板還嚴，居委會大媽眼睛毒得很，特務進去十個，九個折在里面，你說說毛人鳳的壓力得有多大？可校長發話了，就是刀山也得闖，要不然還要怎么混下去？

沒辦法，毛人鳳咬牙打出兩張底牌：一個是黃鐸，抗戰時被戴笠從日本人手里撈出來的老特工，忠心不二，非常靠譜。另一個就是陸秉章，他表面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小職員，但背地里卻是保密局埋了十幾年的“活棋”，他們這兩人都可以啟用。

就這樣，在接到任務之后，黃鐸扮成漁民，夜里從舟山偷渡進吳淞口，在一家煙紙店用暗號接上陸秉章。在經過商量之后，兩人連夜偽造了一套“沈鳳英一家四口赴港探親”的遷移證，幾經輾轉，終于在棚戶區找到鄭錫英母子，算是離成功進了一步。

推開門那一刻，連黃鐸這種見慣生死的老江湖都鼻子一酸：昔日穿金戴銀的戴家少奶奶，如今坐在破桌前糊紙盒，手指裂得滲血；三個孩子擠在一張床上，分吃一個冷饅頭。當黃鐸掏出金條和證件，鄭錫英的眼淚嘩一下涌出來，她以為，苦日子終于熬到頭了。

可老天爺偏偏喜歡在人最松一口氣的時候，狠狠踹上一腳。就在他們撤離前兩小時，陸秉章沖進來，臉色慘白如紙：“出事了！那套假戶口……只批了四個人，夫妻加兩個孩子！”

聽到這話，屋里頓時死寂沉沉，連掛鐘的滴答聲都像在敲喪鐘，情況非常危險。黃鐸必須冒充“丈夫”才能過檢查站，占一個名額；鄭錫英是“妻子”，再占一個；剩下兩個名額，卻要分給三個孩子。

多一個人，整套計劃崩盤，所有人當場被捕，必死無疑。黃鐸盯著鄭錫英，聲音冷得像冰：“只能帶兩個，你選誰？必須要快，要不然就會出現意外，誰也保證不了。”

這個時候的鄭錫英早已渾身發抖，她把三個孩子死死摟在懷里，哭得幾乎背氣：“都是我的肉啊，你叫我怎么選啊，我能怎么選啊。我怎么選？”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火車再過一小時就開，天一亮，街道干部就會發現異常。

眼看情況危急，黃鐸當機立斷，他猛地拔出手槍，“啪”地拍在桌上：“總統命令是能救幾個救幾個！趕緊決定吧！再不決定，大家一起死在這兒！一個都別想走了。誰也走不了，趕快決定吧！”

她閉上眼，淚水混著血絲往下淌，這種情況誰能承受得住？在幾經思索之后，只有8歲的次子戴以宏，不上不下，成了那個“可以犧牲”的選項，這也是非常無奈之舉，要不然，能怎么辦呢？

“帶……老大和老三走。”她的聲音很輕，但似乎已經是用盡了全部的力氣，再也無法發出任何聲音…

為了不讓孩子哭鬧引來巡邏隊，她強忍悲痛，蹲下來，捧著戴以宏的小臉，努力擠出一個笑：“外面風大，你在這兒陪陸叔叔玩會兒，媽媽買完船票就回來接你。” 就這樣，她把一把水果糖塞進他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乖乖吃糖，別亂跑，知道嗎？可天道，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生平最后一次見面了。”

8歲的孩子哪懂這是永別？只是默默的點頭，他剝開一顆糖含進嘴里，甜甜地說：“媽媽要快點回來，別把我忘了，然而呢？卻是等不到媽媽的回來。”

鄭錫英猛地起身，抱起小兒子，拽住大兒子，像逃命似的沖出門。黃鐸最后看了眼那個坐在凳子上的男孩，輕輕關上了門。

門內，戴以宏晃著腿，聽著腳步聲越來越遠，直到被寒風吞沒。門外，鄭錫英一步三回頭，卻始終沒敢再看一眼，她怕一看，就再也走不動了。

可誰能想到，承諾收養他的陸秉章很快因身份暴露被捕，唉，你說說這算個什么事情？戴以宏一夜之間，成了真正的孤兒。

只不過幸運的是，街道辦把他送進了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兒童福利院，在這里，他可以得到正常人的對待。在這里，沒人提他是“戴笠的孫子”，只有干凈的床鋪、熱乎的飯菜，還有老師溫柔的笑容，每個孩子都是一樣的待遇，沒有區別化。他第一次吃到奶油蛋糕，甜得瞇起眼；第一次戴上紅領巾，挺著小胸脯宣誓；第一次在作文比賽里拿獎，老師摸著他的頭說：“好樣的！”

這些微小的光，一點點縫補了他破碎的童年。16歲那年，國家號召青年“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別人勸他留在上海，他卻主動報名去安徽。“我是共產黨養大的，”他說，“黨讓我去哪兒，我就去哪兒。”

在樅陽縣的普農山農場，他成了拖拉機手。寒冬臘月，機器趴窩，別人縮在屋里烤火，他鉆進車底修；酷暑三伏，地表燙得能煎蛋，他曬脫一層皮也不停工。手上裂口用膠布纏，機油滴進眼睛也不停。幾年間，從一級工干到七級工，成了全場公認的“神醫” 什么機器壞了，老戴一出手，立馬復活。

他娶了位下鄉知青，婚禮沒有婚紗，沒有宴席，只有兩床新被面、幾斤水果糖，和一間漏風的磚瓦房。日子清貧，卻踏實安穩。

而海峽對岸，他的兩個兄弟在蔣介石庇護下，住花園洋房，讀貴族學校，后赴美留學，成了商界精英。他們的人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爽文劇本”。

可戴以宏從不羨慕，他說：“如果當年上了那艘船，我可能一輩子活在祖父的影子里，要么被人捧上天，要么被人踩進泥。現在這樣，挺好。我的名字，是我自己掙來的。”

1991年，兩岸關系得到緩和，并且開放探親。臺北桃園機場，白發蒼蒼的鄭錫英坐在輪椅上，一眼認出那個皮膚黝黑、背微駝的男人，不錯，這正是他的小兒子。

“以宏……是以宏嗎？”她哭得說不出完整的話，畢竟換成任何人都是這樣。

戴以宏用濃重的安徽口音喊了一聲：“媽。” 那雙手，粗糙、并且布滿了老繭，顯然他的生活并不安逸，過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宴席上，母親和兄弟苦苦挽留：“留下來吧，我們有錢，讓你享福。”

他笑了笑，語氣平靜得像在聊明天的天氣：“我的家在安徽。我不恨你們，當年那種情況，換了誰都沒法選。我現在過得挺好，有手有腳，日子踏實。”

臨別，他只收下一點給孩子買禮物的錢，其余金銀支票全部塞回母親包里。轉身走進安檢口時，背影依舊樸素，卻比四十年前那個吃糖的孩子，多了千鈞重量。

我們總說“寒門難出貴子”，可戴以宏的故事狠狠打了這句話的臉。他沒靠祖蔭，沒拼爹，甚至沒被時代溫柔以待，卻硬是用幾十年的汗水，在泥濘里開出了一朵花。

他沒抱怨命運不公，反而感恩那個收留他的新社會，給了他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也給了他重新做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