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媒確認：限日令比限韓令更嚴格，中國不讓韓國組合的日本人演出

事情，正在加速升級。

而且，信號越來越清晰。

“限日令”，不再是猜測。

而是正在落地、正在執行、正在擴大外溢效應。

12月中旬，韓國媒體率先確認：中國針對日本的文化管控措施，強度明顯超過當年的“限韓令”。

更關鍵的一點在于——波及范圍，已經外溢到第三國藝人。

一句話總結：

只要你“沾日”，哪怕你是韓國組合，也可能被擋在中國市場門外。

這不是娛樂新聞。

這是地緣政治，已經正式切入文化產業的標志性節點。

三個舞臺的相同結局：身份成了“入場資格證”

LESSERAFIM的上海簽名會黃掉時，粉絲群里最初還在猜測是不是行程沖突。這個由三名韓國成員和兩名日本成員組成的組合，在中國擁有不少擁躉，簽名會門票早在半個月前就售罄。直到經紀公司給出“因外部環境變化無法如期舉行”的補充說明，大家才把目光聚焦到那兩名日本籍成員身上。有

業內人士透露，主辦方曾嘗試申請“日本成員缺席演出”的方案，但最終還是收到了“整體取消”的回復——要么全來，要么全不來，沒有折中選項。

比取消更讓人措手不及的是Incode娛樂粉絲見面會的“臨時剎車”。活動當天上午，工作人員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場地布置進展，下午就突然宣布“因不可抗力暫停”。

有參與籌備的知情人爆料，問題出在兩名日本籍藝人的演出審批上，“上午還在走最后流程，中午就接到通知說批不下來，連緩沖時間都沒有”。現場已經搭建好的舞臺只能連夜拆除，不少從外地趕來的粉絲在寒風里等到的只有一句道歉。

CloseYourEyes男團的杭州見面會算是“折中方案”的典型，但也最能說明問題。演出照常進行，門票也正常兌換，唯獨日本籍成員被明確排除在演出名單外。

經紀公司給出的解釋是“該成員因個人行程無法參與”，但粉絲很快發現，這位日本成員當天根本沒有其他工作安排，而是待在韓國的宿舍里。更值得注意的是，演出前一天，場館外的宣傳海報上還有他的身影，演出當天一早，海報就被重新印刷覆蓋，連名字都被抹去。

這三起案例有三個共同特點：都發生在上海、杭州這樣的一線城市，都是韓國組合中的日本籍成員“出問題”，官方理由都模糊不清。以前審批看內容、看資質，現在只要名單里有日本籍，審核就會格外嚴，甚至直接打回。”這種“只看身份不看能力”的篩選邏輯，正是“限日令”最核心的特征。

不是“翻版限韓令”：從“對事”到“對人”的根本轉變

一提到演出限制，很多人會立刻想到2016年的“限韓令”。當年因為韓國部署薩德系統，中國對韓國藝人在華演出、影視劇播放等進行了軟性限制，不少韓流組合的演唱會延期，韓劇也從各大視頻平臺下架。但這次的“限日令”，和當年有著本質區別，不能混為一談。

當年的“限韓令”，核心是“對事不對人”，針對的是韓國政府的薩德部署這一具體國家行為。手段上以“降溫、延遲”為主，比如把原定三個月后舉行的演唱會推遲到半年后，或者減少韓國藝人在綜藝節目中的露臉次數，留有明顯的緩沖帶。

目的也很明確，就是通過文化交流的降溫，施壓韓國政府調整薩德政策。那時候，只要韓國藝人不參與敏感活動，或者組合中沒有涉及敏感問題的成員，還是有機會在華開展活動的，本質上是“政策施壓工具”。

而現在的“限日令”，邏輯完全反過來了，變成了“對人不對事”，針對的是“日本籍”這個身份標簽背后的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風險。手段上沒有緩沖，直接是“點名排除”“結構性取消”——不管你是資深藝人還是新人，不管你有沒有發表過敏感言論，只要你是日本籍，就可能被擋在演出門外。

LESSERAFIM的兩名日本成員從來沒有涉及過政治問題，甚至還在采訪中表達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但依然沒能保住簽名會。這種“一刀切”的精準排除，比當年的“軟性凍結”狠得多。

更關鍵的是，“限日令”的目標不是短期施壓，而是長期的戰略壓制與風險隔離。這一點從執行方式上就能看出來。當年“限韓令”雖然嚴格，但有跡可循，比如某類節目不允許韓國藝人參與，某類演出審批難度加大。而“限日令”沒有任何明確標準，全靠審批環節的“默契收緊”。

用業內的話說，“就是沒有規則，規則都在審批員的腦子里”。這種模糊性反而帶來了更強的威懾力，經紀公司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踩線，只能主動規避日本籍成員參與在華活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我審查”，達到了長期隔離風險的目的。

為什么會有這種轉變？根本原因在于中日關系的復雜性遠超當年的中韓關系。薩德問題是短期政策沖突，而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領土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矛盾，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在涉臺、涉海等問題上的錯誤言論，以及在歷史認知上的倒退，讓雙方的信任基礎不斷被侵蝕。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政治關系的“晴雨表”，當政治層面的分歧加大，文化領域的風險防控自然會升級。“限日令”的“去身份化”執行，本質上是對這種長期風險的預防性管控——既然無法判斷每個日本籍藝人的政治立場，那就干脆從身份源頭切斷風險。

不聲不響的“中國式執行”：行政審批里的態度表達

最“中國式”的地方在于，這場嚴格的“限日令”，自始至終沒有一個官方名稱，沒有一份正式文件，完全靠行政審批和執行端的收緊來實現。這種“潤物細無聲”卻又“威力十足”的方式，比大張旗鼓地宣布政策更有特點，也更符合中國處理此類問題的一貫思路。

這種執行方式有兩個好處：一是靈活可控，不需要像出臺正式政策那樣考慮國際影響和法律程序，根據中日關系的變化可以隨時調整審批尺度；二是避免了直接的外交摩擦，沒有官方文件就意味著沒有“政策依據”，日本方面即便想抗議也找不到具體的靶點。

這種“不官宣”的管控，已經在行業內形成了明確的傳導效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管控并不是“一刀切”地禁止所有日本文化交流。今年3月，第22屆中日韓電視制作者論壇還在青島舉辦，三國160余名電視人齊聚一堂，探討文化合作。

這說明“限日令”針對的不是日本文化本身，而是商業化演出中的日本籍藝人，尤其是偶像團體中的日本成員。原因很簡單，偶像團體的受眾以青少年為主，影響力更直接，一旦出現涉及政治立場的問題，風險擴散速度更快。而電視制作者論壇屬于專業領域的交流，風險相對可控，這也體現了管控的精準性。

說到底，無論是“限韓令”還是“限日令”，都不是單純的文化政策，而是政治關系在文化領域的延伸。當年“限韓令”隨著薩德問題的緩和而逐漸松動，如今“限日令”的走向，也必然取決于中日關系的發展。

對于粉絲來說，遺憾的是無法在現場見到喜歡的藝人；但對于國家來說，文化交流必須建立在國家安全和民族情感的基礎上，這是不可動搖的底線。那些被取消的演出，與其說是“不可抗力”，不如說是政治關系的“晴雨表”，提醒著每一個人：文化無國界，但藝人有國籍，而國籍背后，永遠連著國家的立場和民族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