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世明：《唐詩史》

《唐詩史》，楊世明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內(nèi)容簡介

該書對近三百年唐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思想、藝術(shù)成就、詩風以及各時期詩歌特點與流變等事實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清晰地勾勒出唐詩發(fā)生、發(fā)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和脈絡。

該書注重“詩”與“詩史”的結(jié)合，立足文學史，以文本為中心，清晰地論述了唐詩在發(fā)展過程中的高潮與失落以及詩人在時代洪流中的起起伏伏。

該書多為是作者教學和研究中的自得之見，語言平實簡潔，是了解唐詩、唐朝詩人、唐詩歷史的精品力作。

目 錄

第一編　初唐詩

第一章　初唐前期詩

第一節(jié)　李世民的政治思想、文藝方針和他的詩

第二節(jié)　李世民周圍的遺老重臣詩人

第三節(jié)　山林詩人王績

第二章　初唐后期詩

第一節(jié)　唐詩革新的前驅(qū)“初唐四杰”

第二節(jié)　沈、宋、劉、張與文章四友

第三節(jié)　唐詩革新的旗手陳子昂

第二編　盛唐詩

第一章　盛唐氣象

第一節(jié)　盛唐始音：從張說到張九齡

第二節(jié)　追求清淡趣味的詩人（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等）

第三節(jié)　崇尚雄渾氣概的詩人（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等）

第二章　執(zhí)著追求人生價值的偉大天才詩人李白

第一節(jié)　李白的生平與思想、性格

第二節(jié)　李白詩的卓越藝術(shù)成就

第三編　中唐詩

第一章　憂國傷時、仁民愛物的偉大社會詩人杜甫

第一節(jié)　杜甫的生平、思想與創(chuàng)作

第二節(jié)　杜甫詩非凡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性

第二章　中唐前期詩

第一節(jié)　追求古樸之風的愍刺詩人（元結(jié)、《篋中集》詩人及

顧況、戴叔倫、戎昱）

第二節(jié)　五言詩的“雙璧”（劉長卿、韋應物）

第三節(jié)　追蹤盛唐余風的大歷詩人

第三章　中唐后期詩

第一節(jié)　刻苦求新的好奇詩人（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等）

第二節(jié)　務實崇俗的諷喻詩人（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

第三節(jié)　關(guān)心政治的謫遷詩人（劉禹錫、柳宗元）

第四編　晚唐詩

第一章　晚唐前期詩 438

第一節(jié)　清俊悲慨的格律詩人（杜牧、張祜、許渾、趙嘏、馬戴、劉滄）

第二節(jié)　為婉約詞開道的綺艷詩人（李商隱、溫庭筠）

第二章　晚唐后期詩

第一節(jié)　刺時憤世的尚俗詩人（羅隱、聶夷中、杜荀鶴、于、李山甫、皮日休、陸龜蒙）

第二節(jié)　傷時憂生的清麗詩人（韋莊、司空圖、來鵠、方干、鄭谷及韓偓、吳融、唐彥謙）

附錄　唐代詩人字號別稱及傳記資料索引

后記

再版后記

引 言

在世界文學史上，西方諸國大抵以敘事文體最為發(fā)達，而東方的中國則以擅長抒情文學著稱。中國人奕世不廢的言志抒情載體是詩。說到中國古代的詩，前人往往說“詩莫備于唐”“詩莫盛于唐”，一致認為唐詩為古典詩之集大成。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說過一段話，治文學的大都耳熟能詳。“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

這種提法其實產(chǎn)生頗早。王國維就自稱其說本于焦循《易余籥錄》。而焦循之前，李漁在他的《閑情偶寄·詞曲部》首篇也說：“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

再早一點，明人曹安在《讕言長語》中說：“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卓人月也在《古今詞統(tǒng)序》中說：“夫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為我明一絕耳。”

再前一點，元人羅宗信在《中原音韻序》中說：“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

《中原音韻》

他們說“世人口頭語”“世之共稱”云云，可見這種看法比較普遍。他們的說法不全一致，視角也有差異，但奇怪的是都以詩屬唐，莫得例外。這很有意思。這是否說明了唐詩在歷代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呢？

本來，“詩體代變”，正如明胡應麟所說“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詩藪·內(nèi)編》卷一），代有偏勝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們不能同意胡應麟“詩之格以代降”的話，推導出唐以后無詩的結(jié)論來。

歷代公推為“一代文學”的唐詩，其成果的確是豐碩的，其成就的確是偉大的，我們僅就以下幾方面來看，也可以明白前人公論之不虛。

一是唐詩名家薈萃，菁華宏富。

今天我們見到的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書的唐詩總集《全唐詩》，共900 卷，收錄了唐五代2200余人的詩作48900余首。經(jīng)過近年輯佚，總數(shù)已過50000 首。這個數(shù)字超過了綿延一千多年的先唐時期詩歌的總和甚多。

實際上唐人當時的作品遠不止此數(shù)，我們從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簽》卷中整理著錄唐人別集的情況可以想知大概。

胡氏從《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樵《通志·藝文略》、尤袤《遂初堂書目》、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馬氏所據(jù)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書目中所采錄的唐五代別集共691家，計8292卷。

胡震亨估計這8000 余卷中，就算詩只占四分之一，也應有2000卷，但他編《唐音統(tǒng)簽》時所據(jù)的也不過千卷左右。由此可以想象唐時詩作的總數(shù)至少當在100000 首以上，到明時已佚亡過半。

《唐音統(tǒng)簽》

50000 首詩的數(shù)字，比之后來的全宋詩、全明詩、全清詩，自然不算什么；可是唐代刊刻未興，詩篇全靠手錄，宋以后才得以梓行，如非世人珍愛，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唐詩肯定少得多，從這一點著想，50000 首是一份不小的遺產(chǎn)。

當然，更可貴的是這50000 首詩中流播人口的名篇很多，其傳播率可能超越任何一代，這證明它質(zhì)量高，菁華極為宏富。

至于從詩人說，李白、杜甫都是俯仰今古的天才，王維、韓愈、白居易、李商隱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家，此外大小名家也有數(shù)十，至于像張若虛、王之渙、張繼等以一二首詩得名的更難以數(shù)計了。所以從詩人、詩作的水平、質(zhì)量來說，唐詩的確是其他時代難以企及的。

魯迅先生曾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致楊霽云》，1934-12-20），從總體的比較上說，這話是有道理的。

《魯迅全集》

二是唐詩題材寬廣，內(nèi)容豐富。

詩是詩人體認生活的審美產(chǎn)物。詩人的生活感受愈豐富，他的藝術(shù)情感世界便愈寬闊，提供給讀者的詩作便愈益多姿多彩，其價值也就愈高。相反，如果詩人生活狹窄，詩境貧乏，寫來寫去都是似曾相識的老一套，那么就算技巧再好，也難于生新動人。

齊、梁宮廷詩人們很多都是鏤月裁云的高手，可是他們生活圈子太窄，而且缺少積極健康的精神，于是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淖，往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這樣寫出來的詩，當然不可能感動人。唐初詩人多在宮廷，生活單調(diào)，其詩少有生氣。

直到“四杰”出，他們把追求功業(yè)的理想和游宦江湖的情感化之為詩，使題材“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聞一多《唐詩雜論·四杰》），此后唐詩才逐漸煥發(fā)出茁壯的生命力。

當然，如就個人而論，題材與內(nèi)容的寬狹之別仍然很大，如杜甫詩的題材就很寬，反映了社會的各個方面，故稱“詩史”。胡銓說：“少陵杜甫耽作詩，不事他業(yè)，諷刺、譏議、詆訶、箴規(guī)、姍罵、比興、賦頌、感慨、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怨懟、凌遽、悲歌、喜怒、哀樂、怡愉、閑適，凡感于中，一于詩發(fā)之。”（《僧祖信詩序》）可是唐詩人中也有選題很窄的。

不過就整個唐代詩壇來說，內(nèi)容就非常豐富了，可說人世間一切世象、景象、興象似乎都投影其中了。舉凡天象、時令、山河、田園、邊塞、都會、宮禁、蠻荒、政教、人倫、宴享、朝會、慶吊、謫遷、出使、隱逸、游俠、漁樵、狩獵、離會、愍刺、述懷、詠物、懷古、詠史、論文、題畫、敘事、民俗、風情、酒肆、青樓、寺觀等等，莫不有詩。

大致其他文體可以反映的內(nèi)容，詩中皆可表現(xiàn)，甚至幽冥、仙界，無往不屆，可以說再現(xiàn)了大千世界。

《全唐詩》

三是體制完備，形式多樣。

胡震亨云：“詩之至唐，體大備矣。……一曰四言古詩，一曰五言古詩，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一曰五言律詩，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詩，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絕句，一曰七言絕句。外古體有三字詩、六字詩、三五七言詩、一字至七字詩、騷體雜言詩；律體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又六言律詩及六言絕句。而諸詩內(nèi)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nèi)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者也。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樂者。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唐音癸簽》卷一）

《唐音癸簽》

他說的大致齊全。唐代詩人可以在這么多的形式、體裁中選用合適的載體來表達自己的意識、情感與生活圖景，難怪能涌出大量的名篇佳什。

唐以后，詩的體制基本沒有創(chuàng)新，雖然出現(xiàn)了詞、曲，但就狹義的“詩”而言，卻再也沒有產(chǎn)生大的突破。唐詩在形體上的范型至今仍在古典詩的愛好者中起著作用。

四是百花齊放，風格繁多。

唐詩的作者有2000 多人，當然不是說每人都具有風格。但在唐代，杰出的詩人的確不少，他們往往都能放任個性，獨具機杼，在創(chuàng)作中形成獨自的詩風，從而使詩壇呈現(xiàn)百花競艷、群星爭輝的局面。

他們中有雄渾悲壯者，有清遠淡泊者，有奇?zhèn)ワh逸者，有沉郁頓挫者，有重拙镵刻者，有清圓流利者，有質(zhì)樸俚俗者，有綺艷風流者。或如秋水芙蓉，或如草根寒蛩，或如風檣陣馬，或如野寺孤僧，或如百寶流蘇，或如豆棚瓜架。可恣肆鋪張，可簡約精警，可流暢，可僻澀，可富麗，可寒儉，可坦易，可深婉，可真切，可詭異。而且往往不是一人一貌，有的詩人在總體風格下還呈現(xiàn)出多種神態(tài)。

有些詩人相互間又異中有同，形成流派或群體。盡管流派不同，但由于映照著時代的光影，表現(xiàn)出時代的共同特征，他們又稟受著相同的氣象。總之，唐詩的風格極為繁盛，可謂異彩紛呈，儀態(tài)萬方，它充分展示了唐詩在藝術(shù)上的高度成就。

五是繼往開來，影響深遠。

唐詩雖只是一代詩作，但它領(lǐng)受了前代詩歌所有的精華。元稹評杜甫詩說：“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

這話如果用來說明唐詩的淵源，大致也是正確的。沈德潛說：“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guān)三疊》之先聲；王粲《七哀》，為《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于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澤。”（《唐詩別裁集·凡例》）

《唐詩別裁集》

這話說得更明白。由于能兼容百川，故能成其大，“即齊梁之綺縟，陳隋之輕艷，風標品格未必不遜于唐，然緣此遂謂非唐詩所由出，將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沈德潛《古詩源序》）。這既解釋了唐詩繁榮一個方面的原因，也證明了唐詩本身的孕大含深。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對后世說，唐詩的影響是極大的。我們?nèi)绻?0 世紀及其后的中國古代詩都看成唐詩的脈裔，恐怕并不過分。宋詩是有成就的，甚至可與唐詩比肩，可是宋詩實際肇始于杜、韓，以文為詩產(chǎn)生于中唐。

所以唐代的詩，應該說就大體段來看有兩體，一是以豐神情韻見長的唐音，一是以思理筋骨取勝的宋調(diào)。

由此可見，宋詩直接脫胎于唐。元人是學唐的。明詩主要宗法盛唐。清人或宗唐，或法宋，追源逐本，仍離不開唐詩的影響。

至于說到唐以后詩歌理論上的以禪喻詩以及神韻、格調(diào)、肌理、性靈諸說，亦莫不由唐詩所啟發(fā)。宋后詩話不重唐詩的很少。說到世人傳習，更是歷代不衰。

《唐詩三百首》

有專家稽考唐以來至清末的唐詩選本，至少有600 余種。清人編的《唐詩三百首》家喻戶曉，至今不廢。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人世滄桑，陵谷變遷，作為文學遺產(chǎn)的唐詩，經(jīng)受歷史罡風烈火的考驗，不僅沒有化為劫灰，反而光彩煥發(fā)，百代彌新，這不是有力地證明了它的偉大珍貴和無窮的生命力嗎？

唐詩的空前繁榮與巨大成就，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條件與歷史機緣。

國家的統(tǒng)一，國力的強盛，經(jīng)濟的繁榮，社會文化生活的活躍，是文藝興盛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南北各地域的聯(lián)系、交流及對外的開放、貿(mào)易，打破了長時期的割據(jù)與封閉狀態(tài)，這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為當時藝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舞臺與信息。

科舉制、開明的文化政策及多元的哲學意識，促成士人思想、行動空前的自由與活潑。交友、漫游、干謁、任俠尚武、信奉佛道、崇尚隱逸、游宦名都等等社會風氣，促使士人養(yǎng)成多種情趣與經(jīng)驗。君主雅好文藝舞樂，特別是初唐的宮廷詩會，雖然本身沒有產(chǎn)生出什么好作品，卻刺激了世風，使整個社會對詩抱著欣賞與偏愛的態(tài)度。

不過，社會環(huán)境、時代氛圍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對于唐詩的勃興來說，這只能說是外因。唐詩繁榮還離不開其他一些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詩歌本身發(fā)展的契機及詩人創(chuàng)作的自覺意識。這可說是唐詩發(fā)展的內(nèi)因。

中國歷史上的盛代推漢、唐，可是漢代的詩如初生童稚，與唐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漢代雖有強盛的國勢，它的賦與散文的發(fā)達都能與之相稱，可是就詩而論，它接受的遺產(chǎn)與經(jīng)驗實在太少了，而且文學觀念也遠未形成。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2017年版。

所以有才如班固，也只能寫出“三王德彌薄，惟后用肉刑。太蒼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詠史》）這樣質(zhì)木無文的詩來。

唐人就幸運得多了！建安及六朝以來，五言詩已經(jīng)成熟，七言詩亦已漸興，山水詩已經(jīng)產(chǎn)生，新體詩也已出現(xiàn)，加之聲律說的流行，文筆的區(qū)分，文學相對于學術(shù)的獨立，《文選》《文心雕龍》《詩品》等著作的影響，凡此種種，均造成純文學觀念的形成，造成文學思想、文學形式特別是詩歌體制的更新與改善，以及詩歌藝術(shù)上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成熟與豐富。

唯一有待的是天才的詩人、旺盛的創(chuàng)作熱情以及端正健康的創(chuàng)作方向的到來。具備了這些條件就可能登上頂峰。

唐人正趕上了這一機緣。明人林鴻說：“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高棅《唐詩品匯·凡例》）意思是唐人正好取漢魏與六朝兩期之長而去其所短，故能得天獨厚，取得空前成功。

《唐詩品匯》

這是中國詩歌生長期中的“正、反、合”。唐人既趕上了詩體發(fā)展的“合龍”機遇，再加上上述空前有利的社會環(huán)境，于是當大批天才詩人出世，當社會對詩抱著珍愛與渴求，當“四杰”、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等不斷引導著詩壇堅持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方向，當這些主觀條件都出現(xiàn)時，自然而然，有唐三百年取得詩歌創(chuàng)作的空前成功便是無可懷疑的事了。

聞一多先生曾把這個時代叫“詩唐”。他說，“詩唐者，詩的唐朝也，懂得了詩的唐朝，才能欣賞唐朝的詩”（見業(yè)師鄭臨川先生述評《聞一多論古典文學》中《說唐詩·詩的唐朝》），這話很精辟。

的確，在唐朝，幾乎整個社會的才子都在寫詩，正如胡應麟所說：“唐詩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備。”（《詩藪·外編》卷三）

六朝及初唐那種詩為宮廷貴族所壟斷的局面自“四杰”以后全被打破。到處可以看見詩、聽見詩，不僅書于楮墨、被于弦管、刻于碑石、題于寺壁，而且還遠傳海外（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雞林賈人求市元、白詩甚切。

又賈島《哭孟郊》詩“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詩人在這時極受青睞。上官儀步月吟詩，路人視若神仙（《唐詩紀事》卷六引《古今詩話》）。“旗亭畫壁”的故事也說明詩人倍受尊敬（薛用弱《集異記》卷二）。

白居易生前詩名傳天下，歌伎都以能誦《長恨歌》而大增身價（見白居易《與元九書》），死后宣宗李忱作詩吊唁，贊美“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謂生榮死哀。

有人傾慕李白，自名李赤；又有人改名張碧，字太碧（見《柳宗元集》卷十七《李赤傳》及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五）。

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

有人崇拜白居易，自稱黃居難，字樂地。又有人企羨杜荀鶴，自名杜荀鴨（均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二《宛委余編》七引《霏雪錄》）。李洞尊崇賈島，為鑄銅像頂戴之，視之如佛（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

這些掌故及佳話太多了，充分反映了唐詩的社會氛圍。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唐詩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價值。

那么，什么是唐詩？唐詩的特質(zhì)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我們說，“唐詩，就是唐代的詩”，這不能說錯，卻等于沒有回答。其實這問題很難回答。一方面，對于唐以前的詩來說，唐詩的確表現(xiàn)出嶄新的面目，風神獨具；而另一方面，有唐近三百年，唐詩時時處于發(fā)展變化之中，這又使我們很難給它概括出單純、固定的內(nèi)涵。

這就有必要認識唐詩發(fā)展變化的脈絡、軌跡，有必要對此發(fā)展變化作宏觀的把握。這自然導致唐詩的分期。

《滄浪詩話校釋》

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把唐詩分為五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他推重盛唐詩，認為這才是“第一義”，大歷后詩都是小乘禪。這實際是最早的唐詩分期，是五分法。

元代方回在其編選的《瀛奎律髓》卷十首次有了“中唐”的提法。楊士宏編選《唐音》，有始音、正音、遺響之目，其中“正音”又分為唐初盛唐詩（武德至天寶末）、中唐詩（天寶末至元和）、晚唐詩（元和至唐末）三段，這像是三分法，又像是四分法。

明人高棅編選《唐詩品匯》，明確在卷首的“詩人爵里詳節(jié)”中標出：武德至開元初為初唐，開元至大歷初為盛唐，大歷至元和末為中唐，開成至五季為晚唐。

他在總敘中概括描述了各期的主要詩人及風格流變，又在凡例中說“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余響，方外異人等詩為傍流”，可見他在四唐中，以盛唐為正宗，元和以后為變體。

這個選本影響很大，這以后“四唐”的分期得到多數(shù)人承認，這種“正變”觀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此后一些人的分期只是在各期間的斷限年代上略有出入，大的格局卻沒有什么變化。

當然，嚴羽、高棅的理論中也有明顯的缺點，如硬要把杜甫劃入盛唐，以突出“盛唐之盛”，為“詩必盛唐”說張目，而又對中、晚唐詩的新變過于貶抑，往往以時勢的盛衰來品評各期詩的高下，形成一種崇“正”黜“變”的觀念。這種作法既不符合事實，又宣揚了復古而忽視了創(chuàng)新，后來的前后“七子”進一步推波助瀾，有一定消極作用。

所以，嚴、高的分期也受到一些人譏議。如錢謙益便問道：“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后，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后，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牧齋有學集》卷十五《唐詩英華序》）

《牧齋有學集詩注》

袁枚也說：“論詩區(qū)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嘗舉盛唐賀知章《詠柳》云‘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皆雕刻極矣，得不謂之中、晚乎？”（《隨園詩話》卷七）

他們的質(zhì)問都有道理，不過完全否定分期也太過分，而且嚴羽明明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滄浪詩話·詩評》）有了這個大概劃分才能看出唐詩發(fā)展變化的階段性，所以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現(xiàn)當代學者為糾正“詩必盛唐”說的偏執(zhí)，在分期上作了大的調(diào)整。

聞一多把建安五年（200）至民國九年（1920）的詩稱為近代詩，其中又以天寶十四載（755）為界分為前后二期。他說：“唐詩在天寶前后完全是兩種迥然不同的風格面目，這是因為作者的身份和生活前后有了很大改變的緣故。”（《聞一多論古典文學》）他對唐詩也用四分法，盛、中唐以天寶末為界。

《聞一多論古典文學》

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把唐詩分為初盛唐詩、中晚唐詩兩大段，以安史之亂為界，杜甫是中晚唐詩的開先。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唐詩研究空前興盛，在分期問題上也有新的探索，目前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八分法都有，各有理由。

但有一點比較一致，即多以天寶十四載作為一個重要分界線，把李白、杜甫分置兩個不同的時期，而且既肯定盛唐之為盛，也充分重視中晚唐的創(chuàng)造發(fā)展。

表面看來，似乎這只是分期問題，實際上它反映了今人對唐詩發(fā)展流變新的認識與評價，反映了新的“正變”觀念。本來宋、元以來以大歷為盛、中唐分界，包含著文藝的因革緩于世變，文學發(fā)展與政治、經(jīng)濟不全同步的合理因素，但他們劃線的主要目的卻在于并尊李、杜，推重盛唐，崇“正”黜“變”。其實文學也有另一特點，即它無比敏感，是時代的風雨表。

藝術(shù)形式的變化雖不與世變亦步亦趨，但對主體情緒及客體氛圍變化的反映卻是很敏捷的。從唐詩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看，杜甫飽經(jīng)世亂，其詩作絕大多數(shù)寫于亂后，沉郁深厚，以寫實見長，與李白為代表的重在表現(xiàn)主體意興的盛唐浪漫主義詩風大相徑庭；且杜詩在藝術(shù)上也開辟了無數(shù)法門，影響極深遠，中晚唐詩莫不在其籠罩之下，其與李白應分屬兩期實無可置疑。嚴、高等人納杜甫入盛唐而貶低中晚唐詩的創(chuàng)變的做法，實際是一種復古的、凝止的詩學觀在作怪，此種偏頗自應糾正。

在我看來，唐詩的分期起碼應考慮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社會環(huán)境方面的因素。

國家的強弱安危，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清濁榮枯，文化氛圍的興衰消長，這都決定了創(chuàng)作客體的狀貌，也影響著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態(tài)、情感。時勢變易，文藝自會隨之改觀。

《唐詩書目總錄》

二是詩藝自身的規(guī)律。

這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經(jīng)驗、歷史與現(xiàn)實等因素作用于詩人而形成的創(chuàng)作上的節(jié)律性。紀昀曾說：“陳、隋雕華，漸成饾饤，其極也反而雄渾。盛唐雄渾，漸成膚廓，其極也一變而新美，再變而平易，三變而恢奇幽僻，四變而綺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亦各有其佳處，故皆能自傳。元人但逐晚唐，是為不識其本，故降而愈靡。明人高語盛唐，是為不知其變，故襲而為套。學者知雄渾為正宗，而復知專尚雄渾之流弊，則庶幾矣。”（《瀛奎律髓刊誤》卷二十四）

他這話說得較平實，正道明了詩藝自身不得不變的形勢，正確的唐詩分期就應該揭示出這種規(guī)律。

第三是詩人群體代謝的因素。

詩人各有個性，但同時代的詩人由于客觀環(huán)境相同，在心態(tài)特征上、審美意識上總有相通之處，這往往造成一種時代風格。所以詩人群體的代謝也是詩歌風會轉(zhuǎn)移的重要原因。

基于這樣的原則，我想唐詩發(fā)展的大趨勢可以分為四期七段來看。

《唐詩匯評》

武德至景云的九十四年是初唐期。

其中又分兩段。武德、貞觀是前段，中心是李世民，詩人多是遺老重臣。這段時期詩在宮廷，有很明顯的御用性、應酬性，受齊、梁影響重，但有所匡正。這時詩人普遍重視聲律、對偶，有益于近體詩的生長。

高宗及武后當政期為后段，詩壇代謝，新人嶄露。這當中一部分人追蹤前人，發(fā)展了應制詩，另一部分人則改革詩風，使創(chuàng)作從內(nèi)容到氣象都表現(xiàn)出濃厚的時代生活氣息。他們共同完成了詩的律化。在陳子昂手中，古體的地位被提高，從此古、近同尊，并駕齊驅(qū)。

玄宗在位的四十五年為盛唐。經(jīng)過張說到張九齡這段時間的醞釀，出現(xiàn)了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清淡派詩人，以及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雄渾派詩人。

前者近體最優(yōu)，而后者尤擅古體，前者多用五言，而后者七言最突出。他們在藝術(shù)上達到了很高造詣，顯示了唐詩特有的面目。李白一出，“盛唐氣象”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表現(xiàn)，把盛唐詩推上了高峰。

從肅宗至德初至穆宗長慶的六十九年可稱中唐期。中唐期又大致以貞元十年（794）為界，分為前后二段。前段以偉大的社會詩人杜甫為先導，他蒿目時艱，憂國傷亂，開寫實之風，抒家國之痛，其詩不愧為“詩史”。他“詩料無所不入”（《唐音癸簽》卷十），力擅眾

體，而且“正而能變，變而能化”（《詩藪·內(nèi)編》卷四），沾溉后人至多。

中唐前段其他詩人，有少數(shù)志在愍刺，關(guān)心現(xiàn)實，好五言，求復古，但成就不大。更多人活躍于大歷前后，專心吟詠亂世余生的感受，以抒寫自我為中心，他們主要繼承盛唐清淡詩風，長于近體，五律尤勝，工秀圓潤，幾至爐火純青，但缺乏創(chuàng)新。

《詩藪》

中唐后期崛起的是生長于亂后的一批新人。他們大都有過“中興”的理想，看不慣大歷末流的萎靡熟爛。他們都尊崇杜甫、韓、孟等人，學習杜甫在詩藝上的刻苦與創(chuàng)造，以糾正大歷后之圓熟膚淺，故好奇求新，有镵刻險澀之趣；而元、白諸人則宗法杜甫的忠悃君國、關(guān)心時政、即事名篇，以改變大歷以來“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皎然《詩式》卷四）的空虛，主張務實崇俗，掀起了諷喻詩的高潮。

這段時間出現(xiàn)了不少有個性的詩人，是唐詩的發(fā)展新變期，也揭橥了宋詩，其成就不亞于盛唐，可以說是唐詩的第二次高潮。

從敬宗到昭宣帝的八十余年是晚唐期。這是末世，這期的詩人身上都映照著黯淡的落日余暉，他們發(fā)出的是衰世的悲音。這期又分兩段。從敬宗到宣宗是前段，這里面杜牧、張祜、許渾、趙嘏等人以七律見長，風格清俊豪邁，健爽悲涼，往往在歷史的憑吊中寄寓著衰世的感慨。

《晚唐詩鈔》

李商隱與溫庭筠開艷麗詩風，以救孟郊、賈島以來的清苦枯槁之病。這當中李商隱詩兼眾體，成就很高，影響也很大，為唐季大家。

懿宗至唐亡為后段，活躍著兩群詩人：一群是羅隱、聶夷中、杜荀鶴、皮日休、陸龜蒙等刺時憤世的尚俗詩人，一群是韋莊、司空圖、鄭谷、韓偓等傷時憂生的清麗詩人。他們都擅長近體，一般多纖巧而少渾樸，多直露而少含蓄，多佳句而少完篇，多雕琢而少圓融，又善體物，以小巧見長。唐詩至此，漸漸衰微，不得不讓宋詩、宋詞代興了。

基于這樣的階段性的審視，我們對唐詩的特質(zhì)似乎可以這樣認識：

盛唐詩文質(zhì)炳煥，聲律優(yōu)美，既有氣骨，復饒興象，古、律二體俱佳，情感厚樸，秀麗雄渾，成為典型的唐音，它的確可作為唐詩的代表。

大亂之后，杜甫開寫實之風，極詩法之變，為中晚唐詩開辟了新路，啟發(fā)了新的流派與風格的成長，使詩歌又有了創(chuàng)造發(fā)展，特別是在元和前后有了大豐收，對宋以后詩產(chǎn)生著深遠影響，它同樣也是唐詩中的精華。

中國詩源遠流長，唐詩是其中最富魅力的一段，峽谷通津，飛瀑急流，千匯萬狀，蔚為大觀。大致兩周之風、雅，南楚之屈騷，漢、魏之風骨，六朝之新聲，莫不兼收并融，英華盡萃。唐以后詩之有自家面目者，一為宋詩，一為清詩，莫不由唐詩肇其端，孕其胎。

因此，我們說唐詩是以情韻豐神勝固然是對的，說它當中有宋體也是對的，它的確是中國古代詩之集大成者。

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

后 記

這本書稿是1988 年開始動筆的。當時我正準備為中文系本科生及碩士生開一門“唐詩概論”的選修課，大綱已寫好，約四五萬字，卻苦于沒有供給學生閱讀的篇幅適中的教材，頗費躊躇。

恰好這時出版社一位朋友過訪約稿，于是我便萌發(fā)了寫一本唐詩史的念頭。經(jīng)過出版社幾位大編研究，承他們信任，同意了。

這年的盛夏我便開始了“耕耘”。手邊有多年積累的資料，還算豐富，可是由于常有教學任務及雜事，稿子只能時寫時輟，直到1990 年夏才完稿，而就我的工作狀況說，這種效率已算不低了。

書稿交到出版社后，正迎著活躍的商品經(jīng)濟大潮向原有的出版秩序沖來，再加上傳統(tǒng)學術(shù)在社會生活中日趨冷落、貧困，拙著自然顯得很不合時宜。出版社處于體制轉(zhuǎn)軌之中，有很多苦衷和難處，書稿被擱置了下來。

我沒料到，重慶出版社的領(lǐng)導及編輯們，始終未忘扶、持學術(shù)的老傳統(tǒng)，幾年之后，他們在圖書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仍然記著這本書稿，決心出版。這使我很感動，我希望他們接受我言微意重的謝忱。

重慶出版社版《唐詩史》

這本書的寫作意圖，是讓讀者對近三百年唐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思想、藝術(shù)成就、詩風以及各時期詩歌特點與流變等事實，有較翔實的了解。

由于篇幅有限，再加上自己理論修養(yǎng)差，卑之無甚高論，所以我采用了“實多虛少”的寫法。我認為讀者最重要的是掌握“事實”。可是擱筆之后，自己又覺得還有一些問題言猶未盡。這當然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我相信高明的讀者自會補正。

寫作過程中，唐詩專家譚優(yōu)學教授及業(yè)師鄭臨川教授看過我的提綱，勖勉甚殷。原唐代文學學會會長、著名學者蕭滌非教授，在病中為此書題簽，使我銘感難忘。如今拙作即將面世，我時時感念他們的鼓勵，同時深切悼念已經(jīng)逝世的蕭滌非先生！

書中還有一些地方使用、借鑒了前人及時賢的成果，有未能表出者，統(tǒng)此致謝！責任編輯楊直培先生為此書的立選、審訂、校印做了大量工作，十分辛苦，再次致以謝意！切盼專家及讀者給以指正，匡我不逮。

楊世明

1994年2月1日

于四川師院宿舍

《劉長卿集編年校注》

再版后記

《唐詩史》是我1988 年到1990 年間寫的一本專著，那時正在帶碩士研究生，為了給學生研究唐詩提供一點起碼的輔導，就編寫了這本書。書寫好后，正逢商業(yè)經(jīng)濟大潮涌動，出版碰到了困難。直到幾年之后，經(jīng)重慶出版社幾位朋友的努力，書終得出版，但這不是暢銷書，賺不來錢，所以印數(shù)很少，只印了2000本。

書少，我手中十多本早已送給師友，只留了一本作“母本”。近來，常有讀者索要，我只好表示歉意。上個月，忽得江西教育出版社陳驥先生來電，他在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此書，頗有重版此書的打算。我很高興。倒不是敝帚自珍，而是書闕有間，由此可以得到彌補。

舊書重印，自是幸事，但自省寫書時尚為綠鬢朱顏，再理殘編，已近二紀，耄耋昏聵，實在是感慨萬端。

為了重印，理應再加董理，但精力有限，只能仔細校閱，盡量減少錯誤，原著未能大動。書中瑕疵，常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能改最好，如力有未及，敢勞讀者教正之。

楊世明

2024年2月15日

于西華師范大學宿舍

《巴蜀文學史》

作者簡介

楊世明，生于1937年，四川峨眉人。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及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曾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文化史、唐詩概論、《昭明文選導讀》、學術(shù)名著導讀等課程。著有《淮海詞箋注》《唐詩史》《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巴蜀文學史》等，校點有《眉庵集》，合編有《古代詩歌選》《歷代詠梅詩詞選》《巴蜀藝文五種》《巴蜀方志藝文篇目匯錄索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