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下旬,臺風剛過,瓊州海峽仍掀著余波。46軍的軍艦靠岸時,韓練成站在甲板,壓低軍帽,遠處五指山輪廓模糊。對他而言,這片島嶼既是新任命的“剿匪戰場”,也是一次暗線任務。中央的密信早已收入貼身口袋,囑咐的要點只有一句——能護多少護多少。
登島第三天,他宣布接收日軍殘存武裝,同時發布安民告示,聲稱“秩序已復”。表面一片風平浪靜,私下卻四處打聽瓊崖縱隊行蹤。島上的粵系、桂系勢力盤根錯節,任何疏忽都可能招來彈劾。迫于多方監視,他只能選擇公開方式聯絡馮白駒,寫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和平談判邀請函”,并故意讓屬下俘來的一名縣級干部攜書帶話。此舉既像挑戰,也像遞橄欖枝。
史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背著電臺夢與疑慮踏上海口碼頭。他記得第一眼見到韓練成:會客室燈光昏黃,軍長挺直腰背,禮節周全,卻透著刻意的冷峻。公開談話只有一句核心:“瓊縱若愿接受改編,可保山民安泰。”隨后局面僵住,誰也未亮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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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當晚十點,一輛吉普悄悄停在僑安旅社門口,車燈閃三下又熄。史丹被領進韓練成公館。門一關,氣氛立變。韓練成低聲說:“聲勢要做足。”繼而攤開海南地圖,用鉛筆圈出五指山腹地:“這里是你們的命根子,千萬別讓公路兩側起火,省府盯得緊。”史丹沉默記錄,不置可否。短短四十分鐘,韓練成態度由“盛氣凌人”轉為“如臨密友”,反差極大。這便是后來流傳的“韓練成兩副面孔”最初寫照。
轉折出現在1946年1月16日。那天早晨,韓練成乘小火車去石碌巡視鐵礦,自認行程保密。可在昌江北黎區,叢林里忽然哨響槍鳴,鐵軌炸斷,車廂被掀翻。護衛連死傷慘重,他本人腰椎受創,被壓在鋼板下動彈不得。趕來收尸的裝甲車將他救出時,他一句話沒說,臉色陰沉。伏擊者并非上級批準,更多像地方游擊隊的臨時行動,但時機實在太糟,加劇外界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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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后,第二輪談判仍舊舉行。會場在椰子園,韓練成拄著拐杖,厲聲質問:“你們不守信義!”臺下軍官一片怒罵。史丹面色凝重,只回了兩個字:“誤會。”交鋒表面劍拔弩張,暗地里卻還有緩和余地。深夜,史丹再次被秘密帶到公館。韓練成遞上一封未封口的電文草稿,請他轉交馮白駒,內容只有一句:“愿供電臺,望速接收。”條件是瓊縱寫一紙歉意聲明,以平息46軍內部的不滿。史丹回去復命,馮白駒思慮再三,最終未答應。自此,聯絡鏈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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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上旬,何應欽、宋子文先后空降三亞督戰,下令“限期肅清五指山區”。韓練成不斷以“部隊需整編”“山地氣候惡劣”為由拖延,但海競強代理軍長仍大舉出擊。一個月內,瓊縱被迫退出牙叉,損失慘重。地方百姓私下議論:如果不是昌江伏擊,那位腰傷軍長或許還壓得住火線。不得不說,戰場瞬息,信任脆弱。
3月,蔣介石召韓練成赴南京述職。張發奎在三亞碼頭冷嘲:“骨頭斷了,志氣可別斷。”韓練成苦笑:“修養不夠。”南京會議期間,46軍借機擴大戰果,導致島內形勢急轉直下。韓練成急電要求“以整訓為名緩兵”,頂頭上司卻回以一句:“先立功再談修整。”他明白,局面已由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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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調令下達,韓練成離開海南,轉赴華東前線。臨行之際,他指示部屬將海口倉庫剩余的兩千發迫擊炮彈封存,不再運往山區。外人只當例行公事,卻給被圍困的瓊縱留出喘息空檔。多年后,董必武評價此舉“勝過千言萬語”。
1950年冬,北京,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讓馮白駒與韓練成短暫同席。戲臺上演《三岔口》,燈火間,二人并肩而坐,卻無過多寒暄。劇終燈滅,各自離場,海南舊事成了無聲插曲。馮白駒后來提到:“真假混雜,非當局者難辨。”史丹也提筆記下:“韓練成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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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顯示,韓練成在海南任上既頂著蔣介石“迅速清剿”的電令,也揣著周恩來的囑托,進退維谷。人們說他面孔多變,其實一張用來糊弄上峰,一張用來護住對方。至于真假,不同立場自有不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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