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桂英這輩子,就沒從13歲那年爬出來過。那個紫色小玻璃瓶,是她活下來的唯一念想:那是娘留給她的最后一點東西。
1928年,雷桂英生在南京江寧湯山鎮的農家。1941年,南京淪陷第四個年頭,湯山成了日軍的據點,街上晃蕩的全是挎著步槍的日本兵,踹門搶糧、拖人當苦力的事兒,天天都在上演。那年她剛滿13,卻被同村一個漢奸盯上了。
那漢奸揣著壞心眼,跟她爹媽說:“城里有個紡織廠,管吃管住,一個月給三塊大洋,夠你們買半年的糧食。”爹媽被窮日子逼得走投無路,哪里還辨得清真假。臨上路前,娘連夜縫了個小布包,把那個裝著草木灰藥膏的紫色小瓶子塞進去,攥著她的手反復叮囑:“哪兒磕著碰著了,就抹一點,別虧著自己。”爹把她送到村口,低著頭說了句“好好活下去”,她怎么也沒想到,這竟是和爹娘的最后一面。
跟著漢奸走了不到兩里地,就被拽進湯山一處高墻圍起來的院子。大門落了鎖,幾個日本兵挎著軍刀守在門口,雷桂英轉身想跑,卻被漢奸一把推倒在地。當晚,一個日本兵踹開她的房門,她嚇得縮在墻角,哭著喊“娘”,可哭喊沒用,被硬生生按住。撕心裂肺的疼涌上來,她眼前一黑,暈了過去。等醒來時,地上一片狼藉,她這才知道,自己進的不是工廠,是日本人的慰安所。
從那天起,她就沒過上一天人的日子。天不亮就被看守揪起來,一波又一波的日本兵進進出出,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應付6個人。稍微皺一下眉,換來的就是耳光和腳踢。有一次她實在撐不住,癱在地上不肯起來,被看守用皮帶抽得渾身是血,還是被拖進了房間。同屋的幾個姐妹,有的被折磨得瘋瘋癲癲,抱著枕頭喊“放我回家”;有的實在熬不下去,趁看守不注意,在房梁上上吊自殺了。雷桂英也想過死,可每次摸到胸口那個紫色小瓶子,她咬著牙把眼淚咽回去:得活著,活著才有機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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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瓶子,是娘用攢了半個月的雞蛋換的,里頭的草木灰藥膏,專治磕碰的小傷口。進了慰安所沒幾天,藥膏就用完了,她舍不得扔,就用它偷偷接雨水。院子里的水被日本兵糟蹋得又臟又臭,雨水就成了她的救命水。身上的傷口爛了,她就撕塊破布條,蘸著雨水擦一擦。這個小小的瓶子,成了她在地獄里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這樣的日子,她熬了整整四年。直到1945年夏天,日軍敗局已定,湯山的日本兵慌慌張張地收拾東西撤退,慰安所的看守也跑了,沒人再盯著她們這些“玩物”。她趁著半夜,用石頭把后窗那根松動的木條砸開,光著腳逃了出去。她不敢走大路,專往莊稼地、荒坡跑,就怕被日本兵抓回去,再入那個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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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山洞、破廟里躲了十幾天,直到聽見村里人喊“日本人投降了”,才敢慢慢往家走。可推開家門,爹媽早就沒了蹤影。鄰居告訴她,她走后沒多久,爹媽因為不肯把糧食交給日本兵,被活活打死了。雷桂英癱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這世上,她就只剩那個紫色小瓶子了。
住在村里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有人故意繞著她走,還有人偷偷罵她“不干凈”。她張了張嘴,想說說自己是怎么被騙的,怎么遭的罪,可那些話到了嗓子眼,又咽了回去。她把小瓶子藏在箱子最底下,用舊棉襖裹了一層又一層,再也不敢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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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活下去,她嫁給了鄰村一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生了幾個孩子。她拼命干活,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全包了,想讓累把過去的事兒蓋住。可每到夜里,那些噩夢總會找上門,她常常哭著醒來,胸口的瓶子硌得她生疼。丈夫問她怎么了,她只說“做了個噩夢”,從沒敢提過那段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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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豫了三天,她打開那個塵封了63年的箱子,拿出那個紫色小瓶子。她跟著工作人員去了紀念館,當著所有人的面,第一次把13歲那年的事兒,一字一句地說了出來。說著說著,她就哭了,63年的委屈、痛苦,終于全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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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跟人說:“我不是要啥補償,就是想讓后人知道,日本人當年在咱們中國,干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兒。”她把那個紫色小瓶子捐給了紀念館,“讓它當個證據,別讓后人忘了這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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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雷桂英在南京走了,享年79歲。她的骨灰埋在了湯山的山坡上,旁邊放著那個小瓶子的復制品。這個苦了一輩子的女人,用63年的沉默,守著一段屈辱的歷史,最后用遲暮之年的勇氣,把真相說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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